论辛亥革命中的巡防队

晚清巡防队是清政府军政改革中保留下来的一种新旧混杂的军队,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辛亥革命时期军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军上,对于巡防队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本文对巡防队的历史和巡防队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及作用进行研究,认为清政府对于巡防队的改造存在诸多问题;巡防队在辛亥革命中有一定的表现,在不同的省区其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也不能忽视其反面作用,军队起义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强烈挑战,造成了军阀政治的悲惨结局,影响了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贵州民族研究

本文主要从外国传教士及学者与贵州民族研究、客籍文士及黔中文人与贵州民族研究、地方志与贵州民族研究等视角,论述了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贵州民族研究。     

革命与生意——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为例

From 1911 to 1913, in big streets and small lanes, in famous parks and thriving stores, and in tea houses and grand restaurants located in such cities as Shanghai, Nanjing, Beijing and Wuchang, numerou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ere born out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By using the political giants and military leaders around Shanghai, business firms skillfully dealt with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continually changing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managed to keep their businesses afloat, succeeding in their response to the consumption demands of the public.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played a distinc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es in Shanghai during that time. __________ Translated by Zhong Chen from Shilin 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08, (3): 137–150     

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与辛亥革命史研究

在武汉举办纪念辛亥革命逢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自1961年始,至今已举办4次。十年一度的以纪念为依托的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已形成蜚声海内外的学术品牌,同时也清晰地折射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半个世纪以来辛亥革命史的学科发展,固然因为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本身具有巨大的魅力,但更与这四次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这四次深具典型意义的讨论会管窥学术会议与学科发展之互动关系,或可为学术史的探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刀客与陕西辛亥革命

刀客是一种带有地域色彩的绿林,主要存在于关中地区。陕西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与刀客等势力联合反清。西安起义前,井勿幕、胡景翼等同盟会会员积极与刀客相结纳．发展革命势力。在陕西各县市的光复过程中,刀客发挥了重要作用。陕西的光复,是革命派与刀客等势力联合运动的结果。但由于其在政治上的不稳定性,有些刀客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有些在参加革命后沦为军阀或其爪牙,成为革命者镇压的对象。     

故宫博物院与辛亥革命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则是辛亥革命未竟之业,标志着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在文化领域的胜利。然而,由于文献记载和档案资料稀少零散,加之辛亥革命发生与故宫博物院成立相隔时间较长,辛亥革命对故宫博物院建院的推动,以及故宫博物院开院之于辛亥革命事业的意义,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国内外相关研究也十分薄弱。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及档案,本文以政治内涵、文化认同和博物馆事业为视角,阐释了故宫博物院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力图客观地呈现当时社会事件的历史情境。     

贵州辛亥革命的再认识

从贵州辛亥革命前贵州省情：“新政”之于贵州社会的影响,乡绅、绅商、立充派的作用的重新认识等方面切入,说明贵州辛亥革命的发生是社会共识的形成,几种主要社会势力合力作用的结果。     

再论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的成与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重新启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党。袁世凯预判中国政治态势,周旋于革命派、清政府、立宪派等各派力量之间,一方面以北洋军的强势压迫革命党人;另一方面以革命党人的杀气威胁清政府,最后迫使清朝皇帝退位,促成了中华民国,实现了政治制度的转型,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袁世凯本质上是一个封建官僚,缺乏民主共和思想,他不但没有积极推进民主进程,反而妄图坚持独裁专制,复辟帝制,又成了阻挡历史车轮的势力。结合清末民初的社会现实,对袁世凯的性格心理及其所作所为进行分析,有助于加深对于袁世凯本人以及这段历史的认识。     

曲折中艰难前行——辛亥后社会长期动乱的困惑与思考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长期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战争频仍、社会动乱的现实。让人们对革命的成果和意义感到困惑。然而纵观英、法、关、日诸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元一例外都经历过曲折与反复。中国的政治近代化进程亦然。政治近代化是一个不断进步、发展、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须有一个起点、开端,然后才有可能继续前进。中国的民主革命,从辛亥算起,到1949年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为时近40年,这较之荚、法、美、目政治近代化所经历的反复与曲折、所经历的时间,并不为过。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近代化过程的起点和开端,没有辛玄革命,就没有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     

论军队在率亥革命中的作用及影响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光彩夺目的一页,军队在其中所扮演的精彩角色,是清代以来所未曾有的。对于军队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长期以来史学界并没有充分的认识,评价也明显过低。本文认为,军队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革命的主力军不是别的什么群体,而是军人,包括新军、民军、巡防队、警察和学生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学术界对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探讨;而革命发生后军权势力的扩张又严重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利于探清辛亥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     

纵贯历史：辛亥前后的铁路国有

1911年,由铁路国有引发的保路运动,正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线,辛亥革命则导致了清朝的灭亡。不过,铁路国有的政策却并未成为清帝国倒台的殉葬品。民国建立以后,铁路国有化的整体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铁路国有在清朝和民国的不同命运,揭示了辛亥前后政治格局的变动。     

文献与贵州辛亥革命

贵州辛亥革命是全国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文献在贵州的传播和贵州本土革命文献的诞生,有力地促进了民主思想在贵州的形成和传播。     

李四光与辛亥革命

在近代中国仁人志士探索国家出路的大背景下,李四光作为一位新式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号召下亦曾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参与辛亥革命。这充分体现了时代与个人的互动关系。在时代的号召下,他接触革命党人,接触革命思想,实现思想转变,走上革命救国道路,而革命党人的思想也对李四光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辛亥革命后,面对辛亥革命的失败,他积极参与实业建设,力图实业救国,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     

辛亥革命与禁烟运动

清末禁烟新政虽然卓有成效,但却无法挽救清王朝的覆亡命运,反而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使中国社会天翻地覆,自然也影响到了正在进行的禁烟运动。辛亥革命初期．由于政局动荡,禁烟运动受到了阻碍;而革命政权一旦稳固,中央及各地革命政府便立即将禁烟提上日程,雷厉风行。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进一步推动了禁烟运动的发展。袁世凯窃国后,因辛亥革命的成果尚留余波,故禁烟运动仍能继续发展。而辛亥革命的成果一旦被破坏殆尽,陷入军阀混战,则禁烟运动便沦没于无形之中。革命固然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阵痛,但却能使整个社会得以新生,而否定革命成果,则必然为社会近代化进程带来莫大危害。民主革命与社会近代化建设之辩证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并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最早提出近代中国将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政治革命取得成功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中国社会主义要实行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关注和解决民生、实现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将分为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即使在今天也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

晚清的社会变革使传统士绅阶层出现分化,促使了新派士绅阶层的发展、壮大。他们在辛亥革命前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致力于新式教育文化事业、创办近代企业、倡导立宪及地方自治,为自己谋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在辛亥革命中,士绅阶层赞成共和,依附革命,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和各地政权的建立。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的爆发、胜利、失败及民初政治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左右清末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几个重要史实的辨析

对于孙中山与海外华侨和辛亥革命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已有很充分的研究。然而,有关孙中山与华侨关系的几个关键问题,如孙中山加入洪门团体的具体情况、武昌起义之时孙中山的行踪、＂华侨为革命之母＂的来源等,学术界却仍然众说纷纭。论文选取相关重要历史文献资料加以解读和评析,以澄清以上相关史实和认识误区。     

辛亥年间同盟会员在伦敦活动补录

李晓生所遗手稿以补录形式记载了辛亥年间同盟会员在伦敦活动的数事：孙中山亲绘青天白日国徽且坚持采用青天白日旗、会员杨笃生投海自杀善后、吴稚晖说服孙中山撰文通电推袁、孙中山与吴稚晖因拟调解电而起争执以及李晓生本人在伦敦的活动等。手稿所录数事补充、丰富了现有文献对同盟会过英会员在这段非常时期的活动记载。     

A synop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on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the 1911 Revolution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On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the 1911 Revolution was held in Wuhan from 12 to 15 October 2011. Participants engaged in lively discussions around the following significant academic issues: the dilemma of the New Policy Reform of the Q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1911 Revolution, its historical process, the intellectual circles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main players, finance and economics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centennial memory and reinterpretations, and the historical meaning and legacy of the 1911 Revolution. The current article is a synopsis of the symposium.     

辛亥遗产与南洋华侨抗战之精神动力

1931-1945年日本侵华时期,南洋华侨精英以辛亥革命为资源、以双十国庆为契机,广泛开展救国宣传和社会动员,发表政见和救国主张,在激发侨胞爱国情怀、增强侨众凝聚力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过程既强化了辛亥记忆,传承了革命精神,也使辛亥遗产成为华侨参与抗战的重要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