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李鸿章西洋武器观念差异之分析

曾国藩、李鸿章在对西洋武器的观念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曾国藩被动消极、李鸿章则积极主动;曾国藩侧重于"人",李鸿章则侧重于"器"。此种差异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两人个性性格、思维方式和实践经验等三个方面的原因,这种差异折射了时代变迁的轨迹,而分析这种差异对于分析洋务运动之成败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从1871年中日立约看李鸿章的早期外交思想

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是中日近代第一个条约,标志着近代中日的建交。这个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它是由李鸿章最早主持谈判和缔结的一部条约,其中毫无疑问体现了李鸿章的早期外交思想:一是"外须和戎"的对外媾和思想;二是"联日以制泰西"的"以夷制夷"思想;三是积极谋求国际地位平等的外交思想。     

曾国藩、李鸿章与祁门洪家大院

洪炯,一个今人不甚熟悉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的祁门县城洪家大院,开创人就是他。 清道光年间,洪炯以廪贡生的身份,在江苏镇阳县任学正。当时林则徐任江苏巡抚,委洪炯督修宝山海塘,经费不足,洪炯倾囊资助。林则徐又委洪炯修南汇海塘。后因二兄去世,洪炯乞归,去广州营茶,与英人颇多交易。当时祁门生产的是“安茶”,介于绿茶与红茶之间,     

拒援临淮：同治二年李鸿章与曾国藩的战略分歧

同治二年,李鸿章拒派淮扬水师赴援临淮以助湘军平叛苗沛霖。李鸿章先以各种理由拖延,在曾国藩一再催促甚至威胁要劾奏的情况下,不惜正面对抗,直接上奏朝廷,陈明军情和拒赴临淮的原因。最终李鸿章以水陆师互相配合,攻克苏州。曾国藩得此消息,十分惊喜,不再计较李鸿章的不听命行为。李鸿章抗命成功,在于清廷和曾国藩、李鸿章一样,也希望尽早打败太平军,不愿借洋师“助剿”苏南等地的太平军,因而在处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分歧时,采取了灵活的应对方式。     

曾国藩李鸿章如何管柬身边人

在晚清官场的腐败中,官员的身边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往往狐假虎威,利用在官员身边的便利条件,贪污受贿,勒索百姓,有的官员甚至与身边人互相勾结,互相利用,贪赃枉法,祸国殃民。     

曾国藩、李鸿章会剿金陵与晚清军事变局

曾国藩、李鸿章会剿金陵之始末 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二十一日,湘军统帅曾国荃攻克了太平天国军队设在钟山之上的天保城,并派兵扼守太平门、神策门,实现了对金陵的合围。二月二十四日,左宗棠攻陷杭州。三月初七日,鲍超攻陷句容。四月初六日李鸿章攻陷常州。太平天国的东南防线,全部崩溃。四月二十七日,洪秀全病殁金陵。     

从甲午中日战争看李鸿章的外交

李鸿章,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重要一笔的人物,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妥协、避战、用人不当、没制定恰当抵抗政策,是个不折不扣的\"误国\"者。抛开个人情感,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他确实是个\"误国\"者。     

宗藩之破：中日《天津条约》第一款朝鲜撤兵问题考述

中日《天津条约》第一款撤兵条款从提出到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甲申政变失败后,日本为将清军彻底撤出朝鲜,谋划和主导了中日撤兵交涉的全过程。日本先是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撤兵策略,以双方共同从朝鲜撤兵为幌子,诱使清政府同意从朝鲜撤兵。而清政府正值中法战争,担心日法联手而两面受敌,同时希望借机让日本从朝鲜撤兵,以“转圜之计”的暂撤考量同意共同撤兵。天津撤兵谈判中,由于李鸿章受到伊藤博文避重就轻、软硬兼施等谈判策略的误导,以及倚恃作为宗主国的将来派兵权,在撤兵时间和范围上均做了妥协,且在没有限制日朝条约内日本在朝驻兵权的情况下,形成了尽快撤尽驻朝两国兵弁的撤兵条款。此条款基本按照伊藤要求形成,反映了日本侵略朝鲜的手段和东亚扩张思想,是李鸿章失策的妥协条款。     

李鸿章与《马关条约》

中日甲午战争由于中国惨败,次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清朝廷派李鸿章等人前往日本马关谈判和约,马关（日本称下关）是他一生中最为伤心之地。     

1886年李鸿章、拉德仁天津会谈与中、俄朝鲜政策

19世纪80年代,宁静的东北亚开始演变为中、日、俄三角及其他列强介入的复杂局面,朝鲜被迫对外通商开放并由此引起内部政治力量分裂为亲日、亲俄、亲华等政治派别,且与当时东北亚复杂的国际局势相呼应。通过“壬午兵变”、“甲申政变”,日本的势力暂时蛰伏,然俄国势力却趁机介入,相继发生“韩俄密约”和“巨文岛事件”,挑战中朝宗藩关系体制。为了解燃眉之急,也为了长远协调中、俄朝鲜政策,1886年9月,李鸿章邀请俄国驻华代办拉德仁至天津进行了五次会谈,最后双方达成了具有实效的口头“君子协定”,不但杜绝了“韩俄密约”、迫使英国退出了“巨文岛”,且双方都承诺“不占朝鲜领土”、（有条件地）“不改变朝鲜现状”,中、俄两国从战略上建构和协调了彼此的朝鲜政策,对维持甲午战前东北亚局势的相对稳定起了一定作用。     

中日学术交流与汉语训诂学研究

日本学者在汉语训诂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在不少方面甚至超过了中国学者,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本文结合作者在日本大学中文专业任教三年的体会,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中日学术交流对汉语训诂学研究的积极作用。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中日双方于1974年11月开始缔约的预备谈判,后因日本政局变动使国内政治力量重组,自民党亲台势力掌控党政大权,在反霸问题上态度变化,导致谈判受阻;与此同时,中国也因文化大革命在缔约问题上回旋余地有限,致使缔约谈判一度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恢复中日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日于1978年5月恢复了谈判,并于8月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签署对中日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葡有关澳门主权交涉内幕——从1862年条约换文到1887年条约谈判

澳门主权问题的提出主要是在中国鸦片战争失利以后。1862年条约是葡人居澳以来中葡两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由于葡萄牙代表在议约中采取了欺诈手段,清政府未予批准。自1864年换约失败至1887年条约谈判之前的20余年时间里,葡萄牙为了以订立条约的形式达到“合法”占据澳门的目的,曾经串通列强及其驻京公使,多次与清政府进行交涉。     

1902年中葡交涉述论

1902年中葡交涉过程中,葡方先后提出扩大澳门界址、在澳门及周围各岛范围内任建工程并协助缉私、修造广澳铁路等项要求,并以承认中外新定税则和协助清政府在澳门征税缉私作为交换条件.中方对葡方企图扩大统治区域等严重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给以坚决抵制,使葡方的主要目标不能实现;但为了取得葡方承认新定税则和协助中方征税缉私的目的,在修造广澳铁路问题上对葡方做出一定让步.     

对日媾和与美菲同盟条约的缔结

冷战之初,面对中国内战局势的变化和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可能导致的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威胁,菲律宾将确保国家安全的希望寄托于美国,积极寻求与之订立"太平洋公约",但该构想不符合当时美国的战略考虑,屡遭拒绝。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加快对日媾和。由于媾和方案在安全和赔偿方面未能满足菲律宾等国需求,遭到反对。为平息盟国不满,美国改变对"太平洋公约"的态度并提出自己的方案,但该方案将日本包括其中,被菲否定。经过博弈,在美国提供正式安全保证的前提下,菲律宾最终接受了媾和方案。     

论日欧首脑外交

首脑外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频繁使用的外交形式,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首脑外交也日益突显出其独特作用,并且为当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首脑所接受,冷战约束后,首脑外交更加趋向于公开化,制度化,全球化,在当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的铁三角同盟（日美欧战略三角）也面临着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向着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日本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键日益密切,日欧间首脑的频繁互访无疑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江华条约》与清政府关系问题新论——兼与王如绘先生商榷

1876年1月至2月间,清政府先后通过第一次转咨、册封敕使志和一行以及李鸿章复李裕元函等三个直接或间接的渠道传达了清政府并不反对朝鲜与日本国签订《江华条约》以建立外交通商关系的立场,实际上成为影响朝鲜王朝高宗政府开国外交方针的唯一国际因素。王如绘先生关于该条约与清政府劝告"无关"的主张,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本多利明的北方开发论

如何面对俄国的外压,是18世纪晚期日本对外关系方面最大的难题,对此,思想家本多利明提出开发北方岛屿,增强日本国力的主张,这一思想被称为“北方开发论”。本文认为,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和防范俄国侵略的角度来看,“北方开发论”有合理的一面,但也不能忽视其中包含的侵略性和扩张性。     

中日实现经贸合作战略升级的区域环境

尽管中日两国关系内部的经贸合作关系与政治协作关系,在发展上长期处于不平衡、不协调的亚健康状态,但是中国从双边经贸合作的大局出发,一直在积极促进两国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协调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且也是区域性外在作用的促进结果。值得一提的是,中日两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亚“10 3”合作机制、中日韩三国合作框架、中日俄三国利益关系的推进上,都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与广阔的合作前景,从而在外部形成了中日两国经贸合作实现战略升级目标的区域促进环境,有利于双方在2008￣2010年间达到2 000亿美圆的经贸合作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