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续)

(三)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 最令我们重视的是司马迁所揭示出的《春秋》之义的最高层次的含义:即孔子把三代之礼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并探讨了礼的发展的规律性。请读司马迁如下的一系列论断。他写道:“《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太史公自序》)。他又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甚至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观殷、夏所损益曰:‘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了吗?

春秋是先秦礼制最健全之时期,认为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传统观点应得到修正。不断演进的礼在春秋时代进入了成熟期,成熟期的礼广泛地渗透到春秋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受到礼的深刻影响,离开了礼人将无法生存。礼在春秋时代填补了周王室衰微带来的一个权利空洞,对社会起到制约作用,制衡着春秋社会的各种势力,维系着春秋社会既有秩序,春秋社会如果没有了礼就有“崩盘”的危险。     

从一条错误的礼学理论所引起的混乱说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缘起剖析

在古人眼里,“礼”本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然而有些礼的规定非但没有起到这一作用,反而屡屡引起朝廷的混乱,这就是“为人后为之子”这条“礼”。由宋英宗朝之“濮议”所引发的让皇帝喊他人为爹的一场轩然大波便是一个明显例证。“为人后为之子”语出《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由于《公羊传》作将春秋时的两个“婴齐”误认为一,遂使本来是公子遂儿子的仲婴齐便成了他父亲的孙子、他哥哥归父的儿子,“为人后为之子”的理论也由此误释而产生了。     

《春秋》文化价值论略

笔者曾占本刊一角,概述《诗》、《书》、《礼》、《易》的文化价值,现补论《春秋》,连同前篇,可略观“五经”文化意义之全貌,并以之就教方家。 一、官修编年国史之滥觞 “春秋”原是西周末期至东周前期各诸侯国编年国史的通称。《国语·楚语》有“教之以《春秋》”、《国语·晋语》有“习于《春秋》”等语,可见楚史、晋史皆名《春秋》。《墨子·明鬼》更征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说明春秋年间各诸侯国所编国史皆名《春秋》,墨子曾称“吾见百国《春秋》”,极言其时作为列国国史的《春秋》数量之众。然而,在众多的诸侯国国史中,传世者仅为《鲁春秋》,于是,后来《春秋》成为鲁史专名。《孟子·离娄》说:“晋之《乘》,楚之     

司马迁与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公羊学大师,司马迁曾闻道于董仲舒。拙文仅就司马迁和董仲舒二人思想的承续及区别,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以礼说《春秋》”实发于司马迁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四《春秋》的《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一节,引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壶遂提出的“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问题时的内容后,评论说:“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并且说“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     

郑玄《鲁礼禘祫志》辨

郑玄《鲁礼志》据《春秋》记载,鲁国君三年丧毕,行祭于太祖庙,明年行祭于各庙;三年后再行祭,五年再行祭。如是更迭而行,所谓“五年再殷祭”,“三年,五年谛”。鲁行天子礼,故天子礼同。本文从三个方面说明郑氏说不可信。一、先秦古籍唯《礼记》三处有“”字,均作祭祀方式讲,不是祭祀名称,根本无祭。二、郑氏云“某年某月”、“某年某月”,多数为推测之辞,不见于《春秋》。即《春秋》所载七次祭事,也只有二次为祭,其余为四时祭及有所祈祷之祭。三、“五年再殷祭”,“三年,五年”,为《公羊传》及何休注采用汉《礼纬》之说。经考证鲁国君三年丧毕,只行一次祭,或在太祖庙,或在己庙,以定昭穆之位。郑氏之误,由于信纬书之说。     

试论杜预的“《左传》癖”

杜预自称“有《左传》癖”,写成了《春秋左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长历》等著作。其实 ,杜预读《左传》成癖 ,主要原因是《左传》以礼治国、从政务实、重视武备、注重休养生息和法制思想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左传》作者兼有儒、法、兵家思想 ,但以儒家思想为主 ,杜预也是如此。他为《左传》作注 ,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即“立言”和“立功”的统一     

整理古籍文献的先驱──孔子

一开图书分类之先河孔子整理古籍是从六艺开始的。孔子的六艺是对古代群书的分类整理。六艺的大类序列是：易是哲学，指导性科学放在前面；书是政论性文献，统帅其它学科，放在第二位；诗是春秋以前的诗歌，作为政治舆论工具，排在第三位；礼是春秋以前的规章制度，放在第四位；乐是娱乐活动，放在第五位；春秋是历史，总结性科学，列在最后。六分法创始了以学科属性为图书分类的主要标准及次要标准，是孔子总结前人的知识将周代“六艺”中的礼、乐、书三种留下来，作为三大类，增加易、诗两大类，创春秋大类，形成易、书、诗、礼、乐、春秋…     

胡安国《春秋传》的理学特征

胡安国《春秋传》有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以六经注我之精神,天理人欲二分之笔法,兼取三传,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将在《春秋》中明上下尊卑的礼用别义利之辨的理代替,理被诠释为人与事乃至君臣共同遵循的封建道德法则,以至天理。而理的社会道德表达就是义,并通过正名别类来达到。因此,义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其在《春秋》学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荀子之“礼”的思想分疏——以群己之辩为中心的考察

荀子之“礼”是建立在群己观基础之上的。“礼”源于天,来自群,遵循义,符合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进而言之,荀子之“礼”贯穿于每个个体人格完善的全过程。质言之,荀子之“礼”在每个阶段具有特殊的实现方式。具体来讲,从形而上——天人之辩层次上来说,荀子之“礼”源于天,在天人关系统摄下“引分入礼”;从形而下——群己之辩的层次上来说,荀子之“礼”源自于群,要注重融己于群,规约感性欲望,处理好义利关系,在处理好经权关系的同时完善理想人格。     

《孔丛子》校证

《孔丛子》乃世代通行之书,至今无人为之系统整理.唯清道光间金山钱熙祚为之校勘,文句多有改动,然可商榷者仍多.今读《孔丛子》所得数条,书录于案,以就教于方家.《嘉言篇》:“苌肱语刘文公曰:‘吾观孔仲尼,有圣人之表.其状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然言称先王,躬履谦让,洽闻强记,博物不穷,抑亦圣人之兴者乎?’”“履”,明钟惺评本作“礼”.按:“躬履”于此无意,当从钟惺本作“躬礼”.“躬礼”谓躬身施礼,犹言敬也.《旧唐书·曹华传》:“华令吏曰:‘邹、鲁,儒者之乡,不宜忘于礼义.’乃躬礼儒士,习俎豆之容,春秋释奠于孔庙,立学讲经,儒冠四集.”     

孔子的养生观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春秋后期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除了“仁”的政治内涵外,孔子的养生观也是以“仁”为本的。在如何健康长寿上,他最先提出了“仁者寿”、“大德必得其寿”的观点。 仁者何以能长寿?按照孔子的观点,“仁者”指的是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人。这种人“以仁爱之心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德高望重,宽恕厚     

明朝人的礼观念及其行为实践北大核心CSSCI

传统中国之礼,或曰起源于“戏”,或曰起源于宗教祭祀。礼一旦确立,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又是一种社会秩序。时至明代,因社会变迁而引发明代的礼观念发生了诸多变化,进而影响了明朝人的行为实践。在礼与情的关系上,明朝人提出基于人生、人情之上的新见,实现了从“以礼为情”向“礼由情生”的转向;借助于对“礼”与“非礼之礼”的辨析,将礼定义为内心的自觉;无论是朝廷行政,还是学者所论,礼与法无不有趋于合流之势;在礼与俗的关系上,则是礼通过简易化、通俗化的历程而渗透到地方社会的治理实践之中。明末清初,士大夫开始致力于礼教秩序的重建,礼观随之趋于中庸化。     

地图在中国古籍中的分布

经经部中的地图经禀对裁,垂型万世。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经部可分为十类:易、书,诗、礼、春秋、孝经、群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经类     

古代“致师”小考

致师是春秋与春秋之前的一项重要军礼。本通过对献资料的梳理．对这一军礼的目的．行动方式及致师的地位问题．人数问题加以考索．并对与之相关联的请战礼、挑战礼加以辨析．指出致师礼及其学表现对后代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     

辞令

《礼记·经解》:“属辞此事,《春秋》教也。”春秋时士大夫重辞令,孔子也重辞令,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极重视《春秋》在表述上对文辞的斟酌。司马迁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反映出孔子对历史撰述在文辞要求上的严肃态度。《左传》作者概括了《春秋》在这方面的成就,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后来《左传》、《史记》都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成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朱熹所谓《春秋》之“难”探析

朱熹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其对经书典籍都有研究,但对《春秋》多次指其“难看”“难读”“不可晓”.通过分析朱熹对《春秋》性质、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解读《春秋》之方法的理解,可以看出朱熹以史解经,以理判史.《春秋》之“难”一方面是《春秋》经文本身简略,难于考证;另一方面是《春秋》诸家注疏多有臆凿之...     

遵“古”而行与以俗入礼——论西汉中期郊祀改革中“古制”的文化实质

秦至西汉中期,关东方士在参与国家祭祀改革时,多以“古制”为据。但方士所言“古制”并非真正的上古三代之制,而是战国时期关东六国,尤其是齐国的祭祀礼制。相较于源自秦地且在秦至西汉中期被奉为国家最高祭祀的雍五帝祭祀而言,这些关东祭祀制度属于“小传统”,即与国家之“礼”相对的地方之“俗”。关东方士之所以要将关东之“俗”建构为上古三代之“礼”,一方面是因为伴随着广域集权国家的建立,三代时期“礼”“俗”有机互动的体制遭到破坏,“礼”确立了对“俗”的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将战国之制婉饰为“古制”也顺应了西汉文帝朝以来的“奉天法古”思潮。     

“管仲不谢私恩”及其它

“管仲不谢私恩”及其它杨学敏管仲（？──前６４５年）,春秋初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著名的伦理思想家。他提出的“仓凛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和“四维（礼、义、廉、耻）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等伦理观点,早为人众共知。同时,管仲还是...     

战国时期家长制家庭公社的衰落和演变

我认为周代的公社是家长制家庭公社,这种公社的主要标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是父权”。在公社内部,耕地是公有的,园地和住宅也没有转化为个人的私有物。公社成员在家长的支配下,以集体的形式从事各项生产活动。然而,这种公社却不是一成不变的。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条曰:“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