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经学历史悠久,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清末废科举为止历经两千多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又是经学最昌盛的时代。今文经古文经交相辉映,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曰：“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在随后的历朝历代,经学始终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不论其如何被表述,理论基础始终是汉代经学。     

略论汉代经学的发展阶段与内在理数

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居于核心地位,汉代则是经学发展的极盛时期。在汉代,经学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而汉代经学出现上述阶段性特征的原因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性需求,儒家社会理想与学术理想的矛盾以及儒经的语言文字特点等。今、古文经最后合流,也是由其自身的内在理数决定的。     

简论经与经学的意义

经典承载着古人的生存与生活智慧,蕴含着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价值诉求。经之为经的意义即在于教人立身行事。而经之成为"学"是汉代以后的事。因为经学的产生,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得以传承不绝。     

汉代今古文经之争与声训在经学史上的影响

汉代今古文经之争是经学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此过程中,声训作为一种重要的训诂手段开始出现,并且在经学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汉代人的所谓声训尤其是今文经家之声训,其意往往并不仅仅在于对文字音义关系的探求,也是为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以阐发经文之微言大义为要务,是他们用来阐述其哲学观点政治学说及价值取向的手段。因此声训的出现对经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简论两汉经学的发展演变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经学发展的繁盛时期。关于汉代经学的讨论史学界相关著述繁多,前辈学者不断将经学研究推向深入。但是两汉历史跨度四百余年,两汉今古文经经历了产生、发展、斗争、融合的不同阶段。传统的历史时代的分期已经不能满足汉代经学发展的阶段性研究。本文简要分析了汉代经学发展演变的五个历史阶段。逐阶段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发展,演变进行论述。以期揭示经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帮助人们了解汉代经学演变斗争的过程和本质。     

现代史学语境下的经学认知——顾颉刚的经学批评探析

在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中,顾颉刚是一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人物,他对经学史、经学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论。他批评汉代经学以通经致用为目的不惜造伪,在推崇宋代疑经辨伪的同时也批评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病,肯定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今文经学家的辨伪之功。在治经理念和方法上,他总结了传统经学研究盲从门户、忽视原始经典文本、恪守"考信于六艺"等不足。顾颉刚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经学史的演变,经学态度也由激进趋于温和,并试图建立现代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其目的是修正传统经学中的种种流弊与缺失,更好地为现代史学研究服务。     

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今古文学

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今古文学高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后来的经学、文学、史学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直到清末余波未尽。经今古文学争论的实质何在？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历史上说法不同，唯清末廖平在他的经学六变中谈论的最多，影响最广，以至...     

略谈雷依群教授《西汉长安经学研究》的学术成就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解读儒家经典及其思想的经学便成为汉代最显赫的学问。经过古今学人的潜心探索,汉代经学研究蔚为大观,多有硕果问世。近年来,随着新史学的崛起,人们对区域社会和文化的关注不断升温,日趋活跃的区域研究为汉代经学课题的拓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在这种研究潮流的推动下,雷依群教授新著《西汉长安经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问世,开启了两汉经学研究的新局面。     

汉代经学论难考述

两汉时期的经学论难十分盛行,尤其是在东汉光武、明帝、章帝三朝风气最盛。这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皇帝对此的重视和推动,另一方面,汉代实行的＂设科射策＂无疑也是经学论难盛行的重要原因。经学论难对汉代经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体现在经说的繁复、家派的分立与通学的出现三个方面。     

由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到括囊大典、贯通六艺——论郑玄通学的产生

郑玄通学的形成背景需要进一步探讨,晚清今文家关于两汉经学一直壁垒森严,到郑玄才被打破的说法影响还很大.其实汉代的经今古文学根本没有那么壁垒森严,"通"早已是一种大趋势,这一事实已有学者申说过,但其原因,笔者以为重要的是自王莽以后朝廷的导向,这是不容忽视的,经学作为政治统治学说,朝廷的引导往往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九经要义》考略

《九经要义》是魏了翁的重要经学著作。本文对其撰著时间及体例内容进行考辨,《九经要义》撰于魏了翁谪居靖州前期,著者对九经注疏删繁举要,加以次序,在删减去取之间彰显其独特的经学见解和思想。     

经学与汉代的选官制度

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刘汉皇朝选官制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成为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精神力量。察举、征辟、博士弟子课试及茂才等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而其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或出于儒家经典,或本于经学之旨,体现了对儒家经学的特别重视和对治经儒者的特殊关照。经学与选官制度结缘,使刘汉皇朝适时地改变人才观念,更新用人标准,拓宽选官范围,扩大统治基础,从而造就了一个名士云集、人才辈出的政治局面。这既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又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繁荣,还有利于经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同时,以儒家经学为指导思想的汉代选官制度的推出,标志着我国文官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后来科举取士的基础     

评张涛著《经学与汉代社会》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张涛教授的学术专著———《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 2 0 0 1年 12月版 ) ,是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综观全书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优长。其一 ,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研究体系 ,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展示了汉代经学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两汉时期 ,经学定于一尊 ,备受崇尚 ,且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密切联系 ,成为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内容和主要线索。因此 ,后人往往以经学概括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特色 ,把经学看作是汉代的时代思潮及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有鉴于此 ,《…     

皮锡瑞《经学历史》并非经学史著作

《经学历史》的"十个时代",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皮锡瑞所分中国经学史的"十期",并因此将《经学历史》视作中国第一本经学史著作。然而细读《经学历史》,可见书中分十个时代所作的论述,并非是对经学史的分期与评述,而是着力宣扬"尊孔"、"崇经"的思想,体现出皮锡瑞"信古"、"宗汉"、"主郑"的经学取向。因此《经学历史》绝非经学史书,而是一本借史立论的经学论著。     

读孙筱著《两汉经学与社会》

近几年来 ,对汉代经学的研究似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接连出版了几部内容和题目相同或相近的专著。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 ,就是孙筱新近推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础研究项目成果———《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 0 2年 1 0月版 )。孙筱曾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林甘泉研究员和李祖德研究员 ,早在攻读研究生时就对汉代极力倡导的“孝”和“孝道”作过缜密的研究 ,并在《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有关论文。此后十余年间 ,他始终关注这一课题 ,并把研究范围从“孝”和“孝道”扩大到两汉经学 ,在潜心思考和反复修改后 ,终于完成了这部…     

汉代经学与文学中的音乐之美

音乐是汉代文化的重要构成,汉代经学与文学对此均有讨论与表现,二者传递的审美理想并不相同。经学视阈下的音乐之美：以德为本质与归趋;表达欢乐平和之情。汉代文学中的音乐之关,表现为：重视娱耳目乐心意之用;情感悲凄,曲调婉转、急促;乐器以丝竹类为主。     

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

晚清以降,国势衰危,随着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经典不再是士大夫发挥政治与文化理想的最高思想资源,"六经皆史"遂成为流行的时代思潮.本文主要联系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民国新史学家提出的"六经皆史料"的口号,扼要勾勒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晚清民国的影响与折变.从"六经皆史",到"夷六艺于古史",再到"六经皆史料",此说之备受关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而经典自身不能不以"史料"的身份寄身于"史学"的历史命运.经典之权威地位的丧失与"六经皆史"说之提升齐头并进、恰成反悖而有密切的内在关系,尤为深刻地反映了时势的变动.     

汉代的博士与议郎

汉代博士官承秦代而设,但职掌已较秦代有所变化。即由于武帝立学,博士始获得学官称号,并正式被赋予教授太学弟子之职,亦奠定汉以后博士主要作为太学教官的职官发展趋向。其次,汉代议郎与博士性质相近,因而其亦与汉代学官制度发生联系。西汉自宣帝起,某经议郎的选立,往往成为其经正式立于博士之前的准备。至东汉,某经议郎则成为朝廷承认古文经立于学官的变通办法。由于议郎与博士在性质上如此相近,给汉代经学发展带来极大影响     

《孔安国学术研究》评介

<正>孔安国是汉代经学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但对这样一位名家硕儒,史籍中相关事迹记载极为有限,加之与其相关的《古文尚书》、《孔子家语》等均被列入伪书,以致孔安国之学良久蒙尘,为汉代经学研究留下了诸多问题。近来,陈以凤博士的《孔安国学术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一书全面考述了孔安国其人其学,并对相关"伪书"重新考辨,澄清了不少疑难问题,有望使以往的学术缺憾得到一定程度的弥合补苴。综而观之,该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求新解到疑经:唐代古文运动与经学变古

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称唐代为"经学统一时代",称宋代为"经学变古时代"。唐代经学在"统一"的主要状况下,逐渐生出反动。唐代早期,刘知几已经开始怀疑传统经学,元澹又非《礼记》并难郑玄注,而中唐新经学之兴起最为引人注目。中唐新经学与古文运动在思想和人脉上都有密切交往,古文运动鄙弃传统章句注疏之学,主张直接把握经学大义,支持学者对经学作出新解释,部分士人并尝试亲自重解经学。这种对传统经学的反动,逐渐发展至于疑经。经学变古这一萌生于唐代的伏流,最终发展至于宋代而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