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和最后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运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回顾六十余年来的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单纯政治事件史向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转变过程,并取得丰硕成果。但鉴于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代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它本质上也是一场比较奇特的中外战争,加强对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方面的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既是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同时也是一个突破点。国内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在进行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拓展之后,有必要重新回归政治事件史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和最后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运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回顾六十余年来的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单纯政治事件史向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转变过程,并取得丰硕成果。但鉴于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代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它本质上也是一场比较奇特的中外战争,加强对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方面的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既是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同时也是一个突破点。国内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在进行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拓展之后,有必要重新回归政治事件史的研究。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话语分析

中共成立以前的政治派别与社会集团,多贬斥、诋毁义和团,通过论说义和团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与社会意图.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学和话语系统,对义和团运动的起因、性质、失败原因、历史地位进行了系统论说,推倒了强加在义和团头上的诬蔑之词,从民族解放运动角度给予义和团运动以高度评价,强化了民众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动力与任务的共同认识,以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论说义和团运动的话语框架为后来的共产党人所继承.这种话语体系的根本转换不是对义和团运动简单意义上的重新评说,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进行舆论动员、构造集体认同的过程.     

试谈义和团与宗教迷信

八十年前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充满着宗教迷信色彩的反帝爱国运动。如何看待这一运动中的宗教迷信,1980年《历史研究》第一期发表了题为《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的文章,文中写到:义和团运动“由于宗教迷信色彩浓厚,使整个运动显得格外蒙昧落后。义和团运动不能持久,终归失败,封建迷信造成的蒙昧主义,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反帝斗争的流血战场毕竟不是戏剧舞台,用机枪大炮武装起来的外国侵略者也不是西天路上可以用佛法扫除的妖魔。”而且还断言,这种宗教迷信“实在难以用群众运动的主流和支流的理论来解释”。这就是说,义和团利     

贵州义和 团运动考

2000年是义和团运动一百年周年。一百多年前,在中华大地上爆发了一场以北方人民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场运动兴起于山东,高涨于北方,然后蔓延至全国。下面,本文就将对贵州义和团运动情况作一扼要介绍,并略作评述。 贵州偏处祖国西南一隅,义和团运动在贵州的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综合考察贵州义和团运动情况,其中较为有影响的义和团运动有以下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将在山东济南召开

1990年是义和团运动九十周年,中国史学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山东大学决定于1990年10月7日至12日在山东济南召开“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李文海先生与义和团研究

<正>李文海先生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前后。从1986年起,他先后当选为义和团研究会第三届、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第五届到第七届理事会顾问,发表著述多种,对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社会影响和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就义和团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提出卓越见解。他的成果和卓识主要表现在: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和团研究述评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事件。建国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们纠正了过去国内外资产阶级学者对义和团所施加的种种诬蔑,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但为了反对那种否定农民斗争在历史上起积极作用的论调,在充分肯定义和团运动时,却忽     

“三次革命高潮”解析

以“三次革命高潮”为基本标志的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大陆学者的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三次革命高潮”概念的提出并得到广泛接受并非偶然,自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想基础。胡绳在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把握中将国内阶级矛盾置于中外民族矛盾之上,“三次革命高潮”突出中国本土因素、相对忽视涉外事件即与此密切相关。此外,他将“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合称为第二次“革命高潮”,这样,近代史上四个被特别突出的历史事件之主角,农民与资产阶级各居其二,从表面上看来无所偏重,实则为其解释体系的调整预留了空间。胡绳通过对“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这两大史事作有分寸地扬此抑彼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因应了不同时代的理论需求,增强了其学说的包容性。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传统与现实之间新秩序的诉求

义和团运动起源的探讨是一个老话题了,在史学界硕果累累的局面下,有的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探讨义和团运动起源的问题,即"鄙俗的贪欲"是推动义和团发展的"灵魂"。笔者对这种新奇的观点实在不敢苟同。本文试着从社会权利角度分两个方面即乡村传统权威和官方正统权威的失效来解释义和团运动兴起原因的问题,最后指出正是传统权威在教会的压迫下失效,不能维护民众的利益才致使义和团运动,这样一种民众追求新秩序的运动兴起的原因,而非"鄙俗的贪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