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考受荐:宋代选人改官的资格

"限考受荐"是宋代选人受荐举改官所需遵行的重要原则。考限则是选人改官的基本资格。宋代的"限考受荐"原则在荐举改官制度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渐从不加区分受荐资格、磨勘资格到将二者区分明确,反映了宋代荐举改官制度的成熟。受荐资格与磨勘资格的剥离,有效地限制了势要子弟和奔竞者的进身速度,同时平衡了宋代国家现在与未来的利益,安抚了未能改官的选人,稳定了低级文官队伍。     

宋代涉荐书启中的关系网——以蔡戡《改官后谢福州陈丞相启》为线索

大量保存于文集及传世册页、法帖中的宋人书启中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宋代荐举制度,即求荐举书启与谢荐举书启。此类书启因内容单一、程式化严重,常为研究者所忽视,然经过比对,会发现程式化严重的背后和文字的细微差别,能反映书写者的心态及其与受书人之间关系的远近,并藉此构建书写者的人际关系网络。南宋蔡戡所书《改官后谢福州陈丞相启》就是一篇能够牵连出蔡戡人际关系网络的文献。以该书启为线索,并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不仅能够爬梳出对蔡戡成功受荐改官有直接影响的人物及其人际网络,也能观察到蔡戡的关系网的特点及对其日后仕进之路的影响。     

黄彭年与王闿运（下）

王闿运心里的疙瘩是在天津郁结的。他是从天津回乡途中经过苏州,而这次天津之行,完全不是自己预想的结果．可以说碰了个不大不小的软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黄彭年在光绪八年荐举外放后．莲池书院山长一时暂缺,据王树柑说,他与吴汝纶“共荐张廉卿先生裕钊来主此席”,张裕钊和吴汝纶都是桐城派的主将。     

谈宋代神童举

宋代在贡举中设置神童举(又叫童子举),经考试得官或赐出身者,称神童。这一科制的设立,为宋代士子提供了一条入仕的捷径。于是人们“苦其子弟”,“次教之五经”,争作神童之风大兴,它对宋朝一代的教育,尤其小学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神童举是宋代贡举中非常选科之一。它规定;凡十五岁以下儿童(唐朝规定,凡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每卷诵十通者予官,通七者与出身),能通经     

晚明的荐贤、徵聘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以邓元锡为例

本文以明代万历朝名儒邓元锡被荐之事为例,探讨官僚阶层的荐贤原则、朝廷的徵聘运作机制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之间的互动情形。在晚明科举取士的选才制度和循资守辙的用人体制的强势主导下,荐举一途已经蹙得无足轻重。这种现实深刻影响到士人的出处考虑和行为选择,使得他们在面对荐举和朝廷徵聘时,主动将个人出处与治国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分离开来,把荐举贤能之士和个人出仕仅仅定位在荣誉性、象徵性的层面。     

《管子》书中的“幼官”和有关节气问题

《管子》书中的“幼官”本指祭官,“幼官图”就是为官方四时祭祀及相关生产、政教活动而绘制的图式。《幼官》和《幼官图》是四时节令制度与五行学说相结合的产物,即所谓“播阴阳五行于四时”。综合考察《管子》书中的时令诸篇及其他载籍中的时令文献,可以考见古代四时节气制度的变化。     

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以1927年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

国民党执政以后,县长的选任、资格、待遇、出路、职责等,都较帝政时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国家不断向社会基层扩张、渗透,县不再是国家对地方控制和统治的终点,县长也由直接治理百姓的“治事之官”逐渐蜕变为承转公文的“治官之官”。这种变化正是从封建王朝国家体制向近代政党国家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变迁的反映。     

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大川周明

“法西斯”一词源出于拉丁语fasces、fascis,汉语音译为法西斯。据英国1953年出版的《牛津古典辞典》解释,法西斯是意大利古代伊达拉里亚城邦国家的“权标”,即“一条红带捆绑的捧束中插着一把板斧”,由国王的侍从官扛在左肩上,跟随左右,象征着权力和统治。墨索里尼从意大利的古典中找出这个词来作为党名,目的就在于谋取权力和统治。     

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

有清一代．官吏的检选和除授例归中央,为吏部之责,然而,总督与巡抚作为地方一级的最高长官亦参予铨政。他们以保举和题补的形式,向朝廷荐举人才,升调属吏。因而,清代的地方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督抚选用的。这是清代文官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也是清代官僚制度的一个特征。督抚管辖的属吏,除落桌二司外,主要为道府以下的中下级官员,即从正四品至未入流,除道员而外,他们分别隶属府、州、县三级衙门中,由正印官、佐贰官和教职人员组成。有人作过统计,清代官员的总数,“京省大小之职,不啻二万有奇”,颂督抚所辖的地方官约占60％…     

论汉代的乡村社会组织--弹

在先秦至两汉的历史上,普遍存在着一种总名为“弹(或曰单、)”的乡村社会组织。这种组织的存在,乃是先秦至两汉乡村社会之所以区别于后世乡里社会的重要标识之一。汉代乡村保留着比较明显的古代官社共同体的影子,乡民间保留着比较密切的社会经济以及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诸多共同联系。从这些民间社会组织———不论是官办的还是民办官控的,抑或是民间自为的组织来看,其间所表现出的其时乡里民间社会自治、自助的精神还是很浓厚的;同时乡官权力重,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强,显示出古代官社共同体的遗风。     

士人改官的双重困局——以南宋曾丰为例

士人命运是唐宋变革的重要着眼点,对中下层士人的研究更有助于深化这一议题。南宋士人曾丰,从入仕到改官,一直陷于人情与法度的双重困局,干谒求荐屡次碰壁,受荐磨勘变数频生,历程长达20年。曾丰个人之遭际,既是宋代广大中下层士人改官中命运的缩影,也反映出在改官制度的两重面向之下,宋朝"任人"与"任法"调和的失败。从历史角度分析,改官制度正是唐宋变革不成熟、不完全的产物。     

陈烈、李巽诗词故事二则

陈烈,字季慈,学者称季甫先生,福建福州人,家住城内郎官巷。生于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庆历元年(1041年)举乡荐,试进士不举．遂不再往。倡导道学,与陈襄、周希孟、郑穆称“海滨四先生”。     

官民夷关系变化的铁证——张亮基《沥陈黔省夷情密折》剖析

中国近代史发展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1856——1860年),官、民、夷三者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鬼”,一变而为“官府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张亮基向慈禧太后、清穆宗上呈的《沥陈黔省夷情密折》(以下简称《密折》),是一份很难得的档案材料。它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中国近代官、民、夷关系变化的铁证: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如何互相勾结以残害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又是怎样为反抗外国     

日本近代政党政治浅论

政党政治是日本近代史(1868～1945年)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从原敬内阁到“5·15事件”),日本历史学家对此有许多高见。然而,却很少有人从国家政治权力及结构变化对政党政治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而我国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显不足。笔者不揣粗陋,试而论之,不当之处,请指正。     

祢衡与《鹦鹉赋》

这是孔子二十世孙、“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向汉献帝推荐祢衡的《荐祢衡表》中一段话,介绍了祢衡的杰出才能。     

西藏佛教直贡噶举派

“直贡”是地名,又译“止贡”、“枳孔”等,《明史》等汉文史料写作“必力工”,位于今西藏自治区墨竹工卡县境内,地当拉萨吉曲河上游的秀绒河畔。 1179年,帕珠噶举的创始人帕珠·多吉杰布(1110——170年)的大弟子之一仁钦贝来到直贡地方,从木雅·贡仁的门徒手里接收了一座小庙,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直贡替寺,从此兴盛发展起来的教派称为直贡噶举派,是达布噶举“四大八小”之一小派。     

从行政整合到政治整合——明代荐举及地方实践

明初荐举盛极一时,后成为祖制,被赋予了在有明一代推行的合法性。此后,荐举弊端渐生,但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之一,仍与吏部铨选并行。明中叶,荐举权逐渐从京官群体收束于吏部,各地贤良的推荐与任用逐渐制度化。明后期,地方主动荐举的例子渐多,这是明初以来朝廷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整合地方政治、文化资源的结果。荐举从朝廷主导转为地方政府主动,说明中央政府整合地方资源,经历了从行政整合到政治整合的过程。其间,皇权作为维系国家存在与政府运行,以及保持地方政府向心力的根本动力,始终是实现政治整合的主要力量。     

二十多年来中国古代吏制研究述略

吏制,即学者所称之吏胥制度、胥吏制度或吏役制度。鉴于吏和役的复杂关系,吏制研究有时又不得不牵扯到“役”的问题,本文统称为“吏制”。“吏(役)”在各级政权机关中的职能无可替代,从大处着眼看吏胥制度的特殊作用,则是在整个官僚结构中形成了一种官员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官、     

公信力的概念辨析

公信力研究是信任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基本概念研究不足。从已有的概念来看,主要有“信用”观、“资源”观、“能力”观、“信任”观。这些观点分别从某一侧面揭示了公信力的内涵。综合这些研究,对公信力可以作出这样的定义:公信力是指公共权力领域与公民社会领域中以组织形态存在的行动者(公共机构)及具有“公共性”的抽象存在物(主要包括语言、制度、权力、货币、真理等)因赢得公民的普遍信任而拥有的权威性资源。     

“法西斯”一词的来源

“法西斯”一词,是由意大利法西斯的鼻祖墨索里尼发明的。源出于拉丁语fasces、fascis,汉语言译为“法西斯”。据1953年版《牛津古典词典》解释,法西斯是意大利古代伊达拉里亚城邦国家的权标。即“一条红带捆绑的捧束中插着一把板斧”。它由国王的侍从官扛在左肩跟随左右,象征权力和统治。墨索里尼从意大利的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