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留日学生的在日生活

关于伪满留日学生的在日生活,有学者访谈过一些原伪满留日学生,但彼此所谈留日生活差异较大,往往彰显了个人留日生活的特殊性。抗战时期,日本不仅安抚和“保护”伪满留日学生,而且专设学席制度,与其他伪政权相比貌似优待伪满留日学生。其实,这是日本企图吞并中国东北和实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侵华政策在留日教育层面的反映。伪满留日学生的学习、交往和日常活动同样被监控,任何“异常”都可能招致牢狱之灾或杀身之祸,这也是他们留日生活的常态和底色。因此,伪满留日学生个人留日生活的特殊性蕴含在普遍性之中,如此理解他们的留日生活或许更加客观。     

留日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述评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多、规模大,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影响深远,因而广受学界关注。考释近代中国留日运动的兴起时间、留日学生人数及其所学学科专业、分析留日热潮的原因、考察留日学生的爱国政治运动、探讨留日学生与中国社会变革之关系等,是中日学界关于留日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的焦点和主要内容。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存在"重清末轻民国"的倾向,以及中日学者彼此利用对方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不足、部分领域亟待细化和深入研究等缺憾。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更需广泛搜集相关史料,充分关注中外学界成果,不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从而推进留日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的高度、广度和深度。     

《近代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史》出版

正徐志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26.7万字,98元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多、规模大、影响深远,与中日关系极为密切。近代日本面对蜂拥而至的中国留日学生,如何接受、教育、管理他们,在留日运动起起落落和中日关系的变化中,又如何调整留日学生政策,以及这些调整又怎样反作用于留日学生与中日关系?本书从西力东渐的时代背景和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宏观视角出发,     

罗喜闻与湖南留法勤工俭学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是当时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在全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湖南留法学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除了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外,与毛泽     

日本政府的伪满留日学生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通过伪满政权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对口接受,安排进入相应的学校和机构实施定向培养,既通过常规的课程教学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也灌输亲日思想,以培养“日满融合”的“楔子”,服务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政策。为防止伪满留日学生产生反“满”抗日思想,日本采用特殊管理,限制伪满的留日学生与中华民国及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交往,并借助社会团体“辅导”伪满留日学生,利用留日学生会影响和控制他们。日本政府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特殊政策,体现了日本“以华制华”“分而治之”,并吞中国东北的战略企图。     

日本政府的伪满留日学生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通过伪满政权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对口接受,安排进入相应的学校和机构实施定向培养,既通过常规的课程教学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也灌输亲日思想,以培养“日满融合”的“楔子”,服务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政策。为防止伪满留日学生产生反“满”抗日思想,日本采用特殊管理,限制伪满的留日学生与中华民国及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交往,并借助社会团体“辅导”伪满留日学生,利用留日学生会影响和控制他们。日本政府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特殊政策,体现了日本“以华制华”“分而治之”,并吞中国东北的战略企图。     

论湖南抗战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湖南不仅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战文化运动兴起最早,声威最壮,影响最大的省份之一;而且是七七事变后一年半内,全国抗战文化的传播、辐射中心,丰富、发展、壮大了全国抗战文化运动的声威和内涵,对推动全国抗战文化深入发展有深远影响。     

战前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的矛盾冲突考略

从1896年至1937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大约达到11万人,而在各类学校毕业的却只有1．1万人。同时,在留日历史上,留日学生曾多次决议集体回国。为什么世界上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日本,不能培养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国家的亲善感情呢?可以认为在这个时期,民族纠纷、政治冲突是中国留日学生和日本发生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     

浅析辛亥革命前中国留日学生活动

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留学活动中,以留日的学生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本文对辛亥革命前中国学生选择留日的原因、日本政府及国民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以及留日学生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及原因等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近代日本政府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政策探微

近代以来,日本为控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内蒙古地区,极力吸引蒙人留日,以培养蒙古族人的亲日意识和亲日分子,扶植在蒙疆地区的代理人.1937年,日本出兵扶持德王建立了伪蒙疆政权,通过伪政权选派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和喇嘛赴日留学,借机施以各种亲日、崇日教育,并把"学成"归国的留日学生安排到侵略者需要的各种岗位上,为其侵略战争政策服务.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其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的政策也终归失败.     

“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始末

四清运动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在四清运动中,湖南是表现最积极的、也是开展运动最早、时间最长的一个省份,特别是运动期间在益阳县发生的“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对全省四清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波及全国。为此,本文试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番述评。     

放任自流与优待主义:日本对民国初期留日学生的政策(1912—1917)

民国初期,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而日本从明治时代走向大正民主运动时期。在这个转折时代,日本既继承和沿用对清末留日学生的积极接受、消极教育和利己管理政策,又不得不面对该政策日益明显的负面效应,最典型的是"留日者反日",这与其培养留日学生"亲日倾向"和借此扩大日本在华势力的目的背道而驰。于是,日本政府内部逐渐出现改变对中国留日学生放任自流的"不干涉主义",转而采取"优待主义"的建议和动向,虽在当时未能落实,但毕竟是此后"改善"留日学生政策的量变积累,反映了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离不开其所依存的时代环境。     

留日女学生对民国元年妇女参政运动的影响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国内民主革命的高涨,近代意义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从宣传"不缠足""、兴女学",到鼓吹妇女出国留洋、投身革命,再到民国元年妇女参政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逐渐步入高潮。民国元年的妇女参政运动从领导者到组织者再到参与者,都是作为解放主体的妇女,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步入高潮。留日女学生在此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留日女学生充当了此次运动的发起者、领导者与组织者;其次,留日女学生运动期间创办了大量的宣传女子参政思想的报纸,为参政运动奠定了舆论基础;再次,留日女学生借助报刊宣传男女平权等思想,促进了中国妇女的思想解放,为参政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最后,留日女学生回国担任教师,促进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培养出大批"新女性",为参政运动奠定了群众基础。     

留学与救国——30年代留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本文以抗日救亡活动为研究取向,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37年抗战军兴为探讨范围,就海外留学生的救国活动、心态、方式,效果及其意义,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正于大家。一留日学生及其爱国运动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始于甲午战后。然自甲午战争至抗战胜利,这一段中日关系史,不啻是一部日本侵华史。留日学生因身处日本,对日本政府的侵华策划和日本国民由潜意识中反映出来的轻视中国的心态,感受极深,因之更能激起其爱国心和民族意识。早在1905年,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掀起了近代中国留日史上的第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王奇生在３０年代的留学界,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约占当时出国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与欧美留学生相比,留日学生因置身敌邦,外受日本军阀的压迫,内忧故国家园的陆沉,对国难感触最敏锐,其民族情绪最激昂。本文试以１９３１－１...     

留学日本 ：儒生遭遇武士道

从1896至1945年的50年间，中国赴日留学生数以万计，堪称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运动。这些文化上的冒险家，在日本享受空前绝后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中国最初的公民社会，也在此初具模型。并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革命运动。儒生遭遇武士道。儒 生也疯狂。所以“没有留日学生，就没有辛亥革命”。孙中山如是说。     

论湖南抗战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九·一八后,湖南是全国抗战文化运动兴起最早,声威最壮,影响最大的省份之一,对推动省政和南京当局向抗日方面转化起了重要的先导和催化作用;七·七以后年半之内,湖南是全国抗战文化的传播辐射中心,丰富、发展、壮大了全国抗战文化的声威和内涵,对唤醒民众抗日,促进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的扩大,推动全国抗战文化深入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但迄今出版的中国抗战文化史著作中几近空白,现在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展示先进文化的作用,对深化抗战文化史研究,促进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留日学生在立宪运动中的作用

1901年1月,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奖励游学成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而有力地刺激了留日学生运动的发展。据统计,到1904年留日学生人数达到1300人,到最高峰的1905—1906年间,更猛增至8000人。有学者估计,清末十年间,留日学生总数在2万人以上。留日学生旅居日本,深深感到中国的积弱和日本的强盛,强烈的忧患意识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推上了从事政治活动的道路。过去,史学界对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而对同一时期众多留日学生参与立宪运动的现象则很少有人涉及。鉴于此,本文即拟探讨留日学生在立宪运动中的作用。     

晚清中国边吏眼中的日本——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评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陈荣昌作为晚清云南官绅赴日第一人远赴日本考察学务,所作《乙巳东游日记》一书．详录其行程、考察内容、观感,反映了晚清中国边疆官吏非常重视派遣学生留日,并且提供了大量这一时期云南留日学界的第一手资料。在研究此期云南官吏的日本观及个人思想的嬗变历程、云南的社会变迁、云南地方政府对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态度与看法、云南留日学生等问题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武昌起义前夕长江流域省份新军状况研究——以徐树铮《参观宁镇湘鄂皖陆军禀报》为中心

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参观宁镇湘鄂皖陆军禀报》,是宣统三年江北督练公所参议官徐树铮随陆军部官员参观江苏、湖南、湖北、安徽四省新军的考察报告。作为一位留日初归、意欲了解本国练兵实情的新军军官,徐树铮在考察报告中详细记录了武昌起义前夕长江流域省份新军的官兵素质、武器装备、营房内务及军事训练状况。同时,他还察觉到长江流域省份督抚编练新军时的消极态度,甚至有督抚对新军充满敌意。通过徐树铮的考察报告,可令人直观了解辛亥革命爆发前夕长江流域省份新军的内部状况,一方面,有利于从军事专业的角度认识新军的表与里,客观评价清末新政时期的练兵成效;另一方面,有助于从地方督抚角度解释新军转向革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