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古文家的经世学风及经世之学

清末古家虽强调“求真”而非“致用”,但事实上发展了道成以来的经世致用学风。国粹派学是其典型代表。他们批评晚清今经学,自身却也重新诠释经学传统,并且“通经致用”,发展儒家的夷夏之辩及民本思想。他们又阐述非儒学派,把“经世之学”扩展到诸子学、史学以及佛学,从而学术格局由经学独盛变为多元并存。这为进一步汲取近代观念和西学方法创造了条件。作为晚清较为庞大的传统学术群体,古家的经世学风加速了传统学术的衍变和转型。     

金陵刻经处二三事

金陵刻经处二三事文／孙鼎盛金陵刻经处位于南京市淮海路与延龄巷交叉处，占地６亩多，闹中取静，是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院内有深柳堂、祗洹精舍、像版楼和杨仁山居士墓塔。晚清著名佛学家杨仁山于１８６６年创建金陵刻经处，距今已有１３０年历史了，它是我国目前独...     

晚清中国西学书籍的流通——略论《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

晚清西学知识的传播在“知识复制”上呈现出多种形态,是考察晚清书籍史需特别重视的环节。这襄期望结合《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以揭示晚清西学书籍在流通上所展现的特质。通过各种“类书”、“提要”的方式对各种书籍进行选择,是晚清较为流行的方式,而书籍在多大程度上流通及被士人阅读,往往与斯时的价值取向有密切关联,在晚清不得不提及的即是科举改制的影响。此外,就知识传播来说,还不可忽略作为新型媒介的报章发挥的重要影响。对这些因素略加分析,对把握晚清中国西学知识的传播所呈现的特质,不无裨益。     

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仅是一位以诗文名世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曾给予他高度评价：“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杨仁山与金陵刻经处

正"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归依文会。"———梁启超一皖南,山水秀丽,民风淳厚。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黄山脚下原石埭县(今石台县)杨家村,杨仁山(字文会)诞生在一个大户人家。杨家祖辈尊儒学重家教,加     

三起三落的晚清重臣杨昌浚

封建专制统治制度下的晚清,吏治败坏,官官相护,愚昧野蛮,严刑逼供,草菅人命,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晚清四大奇案冤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自冤案发生起,看不出大清国的法律有一丝一毫的公正,可在最后处理上,它突然像变戏法似地“公正”起来。     

晚清军事变革与地方社会动乱——以广东盗匪问题为中心的探讨

影响晚清军事变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社会现实的需要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晚清广东,严重的盗匪问题制约着军事变革的进程,受其影响,绿营的裁撤不彻底,勇营得以发展并呈现明显的“本地化”特点,新军建设也因之受到牵连。而不成功的军事变革又削弱了政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所造成的“捕务废弛”和“兵匪”的情势,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动乱。晚清广东的此种情形为理解晚清改革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     

袁世凯诡诈有术

晚清社会有一议论说“张南皮有学无术,袁项城不学有术”。袁世凯虽非正式科途出生,缺乏传统学问,但他“不学有术”。特别是有一套为官的“诡诈术”。     

哀时无地费仙才——谈郑文焯词的思想内容

郑文焯是晚清文坛上颇负盛名的人物,但多年来,在学界一直遭到冷遇,对其人其作,几乎无人问津。正如赵山林先生在〈《词学研究论文集》浅评〉中所说:“有关元、明、清词包括晚清‘四大词人’(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的文章,在集中基本没有(仅清词有论王夫之、陈维崧的各一篇),这主要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而不是编选上的问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词家、学者,被遗忘在角落里,终是憾事。本文仅对郑文焯词的思想内容做一概括介绍,以期引起有识之士对这位“一代词宗”的垂顾。     

“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

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正式启动,给晚清史研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为加强晚清史学科建设,推进晚清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和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等7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6年8月25—27日在苏州大学举行。与会代表75人,来自海内外33家学术单位,提交论文62篇。会议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重视、加强和推进晚清史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形成了共识,会议明确地…     

浅析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演变

近代中国,“外交”与“屈辱”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即便有个别成功的外交案例,但还是无法摆脱屈辱外交的形象。这除了中国国力衰弱的原因外,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滞后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关于晚清政府的外交观念,以往文章已有所涉及,但一些问题还有待挖掘。笔者试图通过回顾晚清外交观念演变的脉络,探析晚清屈辱外交形成的的观念因素,从而深化我们对观念转变的重要性的认识,树立科学的外交观念。     

一代报人成舍我

成舍我,原名希箕,又名汉勋、平,笔名“舍我”、“一丁”、“丁一”、“百忧”、“戊戌生”、“大哀”等,终以笔名“舍我”行于世。湖南湘乡人,世居虞塘何家埠土地堂(今苏坡乡),与晚清名臣曾国藩家荷叶塘毗邻。 成舍我的祖父曾随曾国藩弃耕从戎,在曾国荃麾下任幕僚,后携眷宦居南京。在祖     

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

晚清入华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士人协助下,开展了规模空前的西学中译工作,其间发生“原语主义”与“译语主义”的论争。而晚清译业的实践证明,译语主义指示了沟通中西化的行之有效的路径。     

蔡元培撰的一副佛联

浙江新昌大佛寺五层罩阁的石窟殿堂中有蔡元培先生撰并书的一副对联：“理哲家言,同源西圣;华严法界,现象南明。”行楷,内含刚骨,外显飘逸,仔细赏观,能体悟出先生的苦心励志和超凡脱俗的人格,可惜已毁于“文革”。1982年,大佛寺修复,由沙孟海重书。1987年．赵朴初莅临大佛寺,仰观此联,赞赏有加,作诗称道：“大雄宝殿曲园俞,高阁楹联元培蔡”。前一句指晚清国学大师德清俞樾所撰“大雄宝殿”的匾额,后一句指本联。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晚清经世实学概说

从清嘉庆以降,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开始由乾嘉盛世走向晚清乱世。从道(光)咸(丰)到同(治)光(绪)的五六十年间,是中国经世实学思想的高涨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实学通向近代“新学”的转型时期。晚清时期的经世实学,虽然是围绕着“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而展开,但是根据晚清实学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又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道、咸经世派的实学思潮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洋务派的实学思潮。道、咸经世派与洋务派的实学思想之间,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时代的变异性,使晚清经世实学呈现出五     

晚清学人"世界历史"观念的变迁

19世纪中期以来,在剧烈的中西碰撞影响下,晚清学人关于史书编纂体例的认识有了新变化:甲午战前,重新使用国别体撰写外国史;至20世纪初,当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和世界史编纂方法经明治日本输入后,晚清学人对西方“以西方史为世界史”的“一元”进步论、阶段论和明治日本“东洋史、西洋史”的“二元”叙事,表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态,深刻影响着对“他者”、“自我”的认识和定位。     

晚清蜀中教育家孙桐生简论

孙桐生作为晚清蜀中著名教育家,从小受到的良好家教与师教,入仕前的从教经历与教育实践,培养了他做人与做官的优秀品质．奠定了他后来成为一个优秀政治家和教育家的思想基础;为官后的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与勤政爱民,是他作为教育家“身教”之典范与作为政治家正直之标杆;晚年主讲绵州治经书院,讲经、论道、治学、育才,“左绵学风为之丕变”。孙桐生著书立说。以进步的教育观念、独到的教育思想及其突出的教育实绩．为晚清蜀中教育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

在持续不绝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大师的泛滥

“大师”一词,最早出自宗教界,以僧家为例,能荣登大师之榜者,莫不是佛学造诣高深、德高望重、能够普渡众生、甚至能拯生民于水火之人。即便如此,历代名僧大师也没出过几位。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师”突然以几何数量暴涨,“大师”一词开始走红媒体,大有肆虐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