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京兆贺氏与其他汉人官僚家族仕宦之比较

元代京兆贺氏与其他汉人官僚家族仕宦之比较吴海涛京兆贺氏是元代至为特殊的一个汉人世家。然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发现有对此家族进行专题研究的著述。因此,笔者试着将京兆贺氏家族与元代前期其他汉人官僚家族的仕宦情况加以比较。从蒙元时代特色去观察贺氏家族的兴盛,将...     

湖北安陆出土元代杨宜中墓志铭考释

1984年,杨宜中墓于湖北省安陆市李店区刘庙乡四里大队仰家园被发现,为安陆市目前唯一发现的一座元代墓葬。据墓志铭记载,墓主人杨宜中生于安庆路,为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到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间人。墓志铭的世系和家族概况记载明确,对于研究元代汉人家族、民族融合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丰富了安陆地方历史文化。文章从杨宜中生平、杨氏家族概况、杨氏家族自安庆徙居德安的原因、与杨氏家族通婚的吕氏家族辨析、墓志铭所载民族融合情况等五个角度出发,钩深索隐,对该墓志铭进行解读与考释。     

漳县元代汪氏家族族属之浅见

漳县元代汪氏家族墓地是目前国内罕见的元代墓葬群,现在已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墓葬之多,墓室结构之特殊,及出土的元代文物之多,国内实属鲜有。从元代汪世显开始的“三王十国公”及众多的达官显贵均葬于此,原有墓葬120余座。葬有200余人（含合葬墓和明代初期重要汪氏成员的墓葬）。     

甘肃漳县汪氏家族墓出土元代釉里红高足杯考析

巩昌汪氏家族是跨越金、元、明三代的显赫家族,影响巨大。1972年,汪氏家族墓葬群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的一件元代釉里红高足杯,色彩艳丽,造型独特,精美绝伦,堪称元代釉里红瓷器的代表之作。     

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

沈万三是传奇人物,民间传说很多,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他缺乏研究。本文详细考证了沈万三的身世,否定了他是明初人的说法,认为他生在元代也死在元代。史籍中有关沈万三在明初的一切“事迹”都是讹传。文章还考证了沈氏家族情况及沈氏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指出研究沈氏家族对深刻理解元末明初的历史、社会、文化诸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元彰德许熙载墓志考论

许熙载,汉族,元代彰德汤阴(今河南汤阴)人。许熙载神道碑是后至元四年(1338年)由其仲子集贤大学士许有壬修建。该碑文最早见于明朝刘昌《中州名贤文表》一书,之后史书对此碑文也多有记载。依据《许熙载神道碑》所记载的内容,并结合其它文献资史料,从墓志撰刻、墓主人事迹和家族联姻等方面,对此碑进行考释,以探讨元代汉人在地方管理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官员之间联姻的具体情况,为研究元代汉人家族的相关史实提供新的思路和资料。     

西夏遗民研究的全新力作——《西夏遗民文献整理与研究》评介

《西夏遗民文献整理与研究》一书以人物及其家族世系为线索,全面细致地整理了元明清史籍、文集、方志、金石文献等各种文献中所见西夏遗民史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西夏遗民文献汇编。在深入分析相关西夏遗民资料基础上,围绕西夏女性遗民、宁夏旧志所辑西夏遗民史料、昔李钤部家族研究、元代西夏遗民著述篇目、元代唐兀怯薛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堪称西夏遗民研究的全新力作。     

元代科举制度研究状况的回顾与展望

关于元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学界已有较多成果问世,成绩斐然,今综合考察相关成果,发现其多从元代科举制度的兴废原因、科举考试的内容及其特点、科举制度对士人等群体的社会影响及其对元杂剧等文学题材的影响。我们认为分区、分期及家族性的个案研究,对其影响从社会角度综合性考察,历史时期科举制度的比较研究等方面是未来元代科举制度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所在。     

《全元文》佚文二十八篇辑考——元代高昌籍偰氏、廉氏家族相关佚文辑考

本文从《廉氏宗谱》《元代奏议集录》《活幼心书决证诗赋》《潮汕金石文征》《东文选》《溧阳沙涨里普氏家乘》《石刻史料新编》等文献中发现《全元文》失收高昌籍廉氏、偰氏家族相关作品28篇,这些佚文除补《全元文》之缺,还对研究研究元代高昌籍廉氏、偰氏家族具有参考价值。     

“第二届元史研究青年论坛”召开

正2020年11月28日—11月29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元史研究室和中国元史研究会联合主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承办的"第二届元史研究青年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一、蒙元时代的传说与记忆。曹金成《再论元代的"黄金家族(Altan Uruq)":基于回鹘文与蒙古文文献的新考索》对元代的"黄金家族"概念进行了全新阐释。曹金成认为元代"黄金家族"一词与孛儿只斤或乞颜并不完全等同。     

意韵灵动 蒙元遗风 焦作元代陶俑及其艺术特色

焦作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蒙元时期,这里是统治者早期经略制约北方并用兵南方的重要基地之一。20世纪70年代至今,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出土了几批元代陶俑,主要有西冯封元代墓陶俑、新李封元代墓陶俑和东王封靳德茂墓元代陶俑等,这批陶俑对元代社会风俗及文化艺术的研究有着重要价值。     

墓祭抑或祠祭:元代两浙地区士人家族祭祖方式的转变

元代沿袭前代习俗,加之信仰政策相对放任,士人家族或在寺院、道观中祭祀先人.受社会风气影响,兼容儒家礼制与人情的墓祠祭祖形式也开始盛行,但祭祀对象也不限于男性先祖.受理学社会化、宗族观念演进的影响,部分士人家族在《朱子家礼》指导下,开始设立祠堂以祭祖.元代两浙地区士人家族多种祭祖方式并存,显示出理学所倡导的祭祖方式与宗族组织的结合仍处于发展阶段.     

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元代“张氏先茔碑”与“住童先德碑”

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梧桐花乡国公府村鸡冠子山东南坡,有一处元代蓟国公张应瑞家族墓地。墓地位于山间平坦的地上,为正南北方向,由南向北依次排列有石碑2通,石雕文吏、武将和石狮、石兽、麒麟雕像各2尊。这是一处内蒙古地区规模最大、保存状况较好的元代贵族家族墓地,现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一)。一张氏先茔碑该碑大理石质,龟趺螭首,通高5.63、宽1.35、厚0.37米。碑首正面篆书额题:“大元     

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

文章利用《汪氏渊源录》和《回岭汪氏宗谱》以及相关元代文集为主要参考资料,研究了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群体,尤其是其中的典型个案———婺源回岭汪氏。作者认为婺源回岭汪元龙、汪元圭兄弟在宋元易代之际,因为归附蒙元及“保障乡里”之功走上致身荣显的仕宦之路,他们不仅自身建立了可观的权势,而且有效地将之世代传承,以与元朝统治相始终,最终使婺源回岭汪氏家族成为“朱紫满庭”的“新安巨室”。在元代的徽州,类似的军功家族分布广泛,人数众多,深具影响。他们的出现,与元代统治者重视“根脚”的政治铨选原则紧密相关,与那些在蒙元征服战争中出现的“汉军世家”具有相似的来源和特点。     

元代类书在元史研究中的价值初探

元代类书是元人采摭当时或前代文献重新编排而成的资料汇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有关政治、经济、科举、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材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元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参考。元代类书还收载了蒙古字体、译语以及元代避讳用语等内容,保存了元代语言文字的一些珍贵记录,而其中有关元代宗教艺术方面的内容亦为难得。凡此皆可说明元代类书对于元史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西安新发现的两座元代墓葬壁画颜料研究

西安市雁塔区集中发现了一处元代家族墓,是陕西重要考古新发现之一。其中两座编号为M38、M40的墓葬残留壁画,壁画残损但颜色鲜艳,基本保留了颜料层结构信息。为了解这两座元墓壁画的颜料类型,通过剖面显微观察、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拉曼光谱和显微红外光谱分析等多种方法,对壁画颜料成分开展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壁画颜料包含矿物颜料和有机染料——红色颜料有铅丹、朱砂、铁红,黑色颜料为炭黑,白色颜料为白垩,绿色颜料为石绿,蓝色颜料为石青和靛蓝；墓葬M38的壁画有白灰层,墓葬M40的壁画无白灰层。靛蓝的应用是西安地区继唐代韩休墓壁画中发现之后的又一使用实例,为靛蓝在元代作为绘画材料在壁画中的使用提供了新的资料。研究结果也将为两处元代墓葬壁画后续的保护修复提供重要参考。     

菏泽古船保护修复

<正>一、序言2010年9月17日,在菏泽国贸中心建筑工地发现一艘元代古船(图一),这是山东省首次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元代古船。对于研究元代木船形制及制作工艺、菏泽地区漕运史、河运交通及蒙元时期黄泛区之地形地貌等均有重要意义;古船所携文物类型丰富,器形精美,对研究元代瓷器尤其是青花的起源与上层社会文化生活和社会习俗等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古价值。     

资讯·国内

<正>陕西西安：元代赵氏家族墓地西安南郊赵氏家族墓地9座墓年代贯穿元代,序列完整,随葬品丰富且未被盗扰。出土30余件瓷器,窑口涉及龙泉窑、景德镇窑、钧窑、山西霍州窑、耀州窑等南北名窑。山西洪洞：南秦遗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南秦遗址发现春秋至清代墓葬9座,其中一座春秋墓的墓主或为卿大夫。此墓共出土各类器物150余件（套）,包括2套列鼎和成套的编钟编磬乐器。     

元代游学初探

游学是元代比较流行的一种求学方式,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元代儒士游学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一方式,获得改变自己处境的机遇或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创造条件。元代游学主要有到各级儒学游学、到国子学游学、民间拜师游学以及到地方书院、义塾游学等方式。游学者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游学生活比较艰苦。元代游学的盛行,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元代儒士的处境以及元代教育的特点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游学反映了元代儒士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通过游学改变自己处境的努力。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游学有利于弥补元代教育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弊端,对提高元代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元代教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辽宁省博物馆藏元代纪年铜权考析

辽宁省博物馆藏有40枚元代纪年铭文铜权,铭文中有关纪年、发行机构、铸造地点以及称量数、权重等信息,为研究元代的行政区划、机构职责、贸易往来以及度量衡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元代辽宁地区不仅与北京、河北、山西等较近地区进行贸易,也同较远的湖南、四川等地有贸易往来。大都路铜权铸刻的八思巴文、回鹘蒙文、波斯文等铭文则表明了元朝贸易的国际性。权上铸刻明确的称量数、权重,表明元代已经能够制造定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