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寅恪史学考证中的“推度之法”

陈寅恪的史学考证,在史料不足的前提下不得不使用"推度之法",常常借助于各种间接的证据与方法。在陈寅恪的史学论著中有关推测性的词汇大量使用,因为陈寅恪本人对此已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而其推测性的结论,被后来学者反复讨论,成为学术研究史上的重要内容。     

百年学府纪闻(三)

史学家陈寅恪,学识渊博,精通10余种文字,曾游学日、欧,在巴黎、柏林的各大学研究讲学10多年,西洋不少汉学家曾从其学。陈寅恪壮年即驰名中外,堪称史学泰斗,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编》、《元白诗笺论稿》、《唐代政治     

近25年来笔记小说与唐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

隋唐五代笔记小说的史学价值,堪与出土文书、石刻碑志相提并论。1920年代,鲁迅先生对小说史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的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实际上也是以笔记小说证史的经典之作,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大量使用了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这些研究促使史学界重薪审视笔记小说及其史学价值。     

广东省历史学科“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

史学研究属于基础研究,是最古老的学科之一。解放以后,陈寅恪、陈序经、岑仲勉、梁方仲、刘节等一批著名史学家在我省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上世纪80年代以后,陈锡祺等老一辈史学家继续为我省史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前辈的努力奠定了我省史学在全国的地位,并培养了后继的人才。在新世纪开始之初,面对着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     

中国古代史学会通思想探研

"会通"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的《周易·系辞》中,用以表明卦爻之会合变通。经过两汉至魏晋隋唐时期学者们的阐释和运用,其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发展,在原有含义的基础上还衍生出了"执一"与"折中"的观念。随着会通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史家会通的史学意识也开始萌生,在早期的史书编纂和历史评论中都有所体现。到了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会通思想的深化,会通成为历史撰述的思想主旨,由此被正式纳入史学思想的范畴。明清时期,胡应麟、黄宗羲、章学诚等史家在继承和系统总结前人史学会通思想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会通之义的"一"与"中"的关系,推进了这一思想的哲理化发展。中国古代史学会通思想是对传统通史撰述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注重历史撰述的客观性、史学认识的通识性以及突出史家独断之学等特点。     

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辨微

关于“种族与文化”,陈寅恪发凡创见,论之颇多;而这也是陈寅恪学术观点中为研究者们所援引最多者之一。约略而言,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的要义在于,“种族与文化”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古史)与文化的最要关键,而判别“种族”的标准是“文化”不是“血统”。在作于1939年冬至1940年①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说,“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也”②。1941年,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王国维与陈寅恪考据史观之比较

作为近代的两位声名显赫的国学大师、史学大家,王国维与陈寅恪有许多值得我们仔细学习和研究的地方。本文探讨了王国维与陈寅恪在考据上的观点和贡献,旨在加深对两位大师治史观之认识。     

1995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

１９９５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李锦绣１９９５年是隋唐五代史研究成果最丰富的年份之一。这一年所出专著有：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杨鹤皋《魏晋隋唐法律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胡...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王国维与陈寅恪考据史观之比较

作为近代的两位声名显赫的国学大师、史学大家，王国维与陈寅恪有许多值得我们仔细学习和研究的地方。本文探讨了王国维与陈寅恪在考据上的观点和贡献，旨在加深对两位大师治史观之认识。     

继绝扶衰的志业——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的现实关照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著作,是所有学习和研究隋唐史的人的必读书目。有很多学者都曾对这本书进行过研究和阐释。但是,笔者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却发现了一些疑点,而这些疑点之间似乎有着某种隐含的关联性。本文将列出这些可疑之处,并本着孟子提出的“论世知人”的方法,将这些看似矛盾的观点置于寅恪先生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试图发现先生形成此种看法、如此着笔的原因所在。一疑点之一:在同一书中,论及关陇地区之文化用词态度迥异。在书中,论述河西文化时,有云:“又北魏之取西凉,士人年老者如刘…     

史学精粹

正徐国利:《陈寅恪对"以诗文证史"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以诗文证史"是指以诗词歌赋和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和书写历史。宋代以来的史家开始自觉地将诗文作为史料使用,形成了"以诗文证史"的史学传统。中国现代史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陈寅恪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史家。首先,他在理论上对"以诗文证史"作了重要阐发,详细阐释了中国古诗具有史料价值的     

生活世界的勾勒及其方法与材料——读《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

北朝(公元439—581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它上承割据混乱的五胡十六国,下启统一强盛的隋唐帝国。文化上,北朝较同一时期的南朝落后,但政治制度上的成果却远超南朝。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提出,隋唐制度的源流应归于北朝。这一观点推动了北朝政     

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法学化还是史学化

中国法律史研究应该走向 "法学化"还是 "史学化",是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法律史学科位于法学学科建制中,长期以来研究主力为法学出身的学者。法学研究者重在对历史进行阐释、惯于演绎逻辑,常以西方法学概念、理论为前提,对中国法律进行评判,因此目前法律史研究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史料基础薄弱、西方中心主义与现代化范式泛滥。近些年大量史学出身的研究者进入法律史领域,为法律史研究带来新气象。基于史学基础薄弱的现状,法律史研究应当走向史学化。在这一前提下,研究者个人应追求法史兼修,学界应加强分工合作。     

二十世纪宋代佛教史籍研究综述

中国佛教史籍是指由佛教僧人或居士撰写的中国佛教史书,包括纪传体、编年体佛史、僧传、寺志、灯录、经录等文献。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上,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论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充分肯定宋代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宋代也是中国佛教史籍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佛教史籍肇始于魏晋,历经隋唐五代之发展,至宋代繁荣,各种新体裁的…     

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

傅斯年与陈寅恪两位史学大师关系甚密,他们对现代中国史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阐明近世西方兰克史学治史之旨趣,揭示了兰克给后世留下的两种印象,并侧重通过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的比较,以说明他们两人所受西方吏学特别是兰克的影响.作者认为,傅斯年与陈寅恪史学思想的形成均有其共同的西学支撑,那就是兰克文学.     

《陈垣与岭南——纪念陈垣先生诞生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评介

“史学二陈”陈垣与陈寅恪两先生,都是世界级的学术大师,堪称20世纪中国人文研究领域的两座丰碑。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对于这两位大师的评价,却有着天壤之别,呈现出“南热北冷”的倾向。对“南陈”陈寅恪先生的评价愈来愈高,研究队伍也日益壮大,“义宁之学”（陈寅恪祖籍江西修水,古称义宁）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几乎成为一门“显学”;相比之下,对“北陈”陈垣先生的研究,却显得有些门庭冷落,鲜人问津。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12月7—8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全国二十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六十多名学者与会。在首先进行的圆桌会议上,学者们以"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中国视野"为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广智教授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剑鸣教授分别作了主题发言。张广智从西方史学史之史的角度,对近百年来中国的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通变与励进

正当前有学者动辄以学术研究无涉"近功"和"名利"为名,批判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在他们看来,趋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与社会大众"急功近利"的风气互为因果,不可避免地给史学的成长带来消极影响。作为应对,这些学者主张学术与经世分离,惟强调"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显然,依据该立场,历史学的"经世"与"成长"为一种矛盾的关系。本文拟透过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尝试对此观点作一回应。两百年来,A中国边疆研究先后形成三次高潮:清朝中后期以"西北史地学派"兴起为契机,促发了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抗日战争时期以"边政学"之倡议为标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疏证

陈寅恪1931年发表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责任》一文,尽管常被学界引用,但此文言简意赅,实值得仔细研究。其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是国民政府北伐之后将清华从一所民国初年成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改制为一所国立大学,学校的制度和学科发展经历了深刻的变革。陈寅恪此文正反映了这一变革过程中对中国学术的反思和对清华发展的总结与期待。一方面,陈寅恪在到清华任教多年之后,其背负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使得他非常看重民族与学术的独立;另一方面,他又不忘以他在海外游学多年的观察来评判中国学术过去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中所存在的得失,对中国学术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些反思性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