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战略与南唐方镇体制的崩解

南唐方镇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引发了方镇体制军事特质的丧失,因此南唐方镇的体制实际上已不再是原先的军政体制,而是一种新的民政体制。决定南唐方镇体制崩解的根本因素是安定战略。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在政治体制方面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     

瑞象重明 雷峰塔文物陈列精品赏析

十世纪初,唐王朝分崩离析。从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篡唐至北宋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代周,半个多世纪中,南北再次分裂,中原北方地区兵革重兴,梁、唐、晋、汉、周五代走马灯般更替,国祚短促。与此同时,在南方及山西地区,出现了十个独立政权,或称帝,或建国。吴越国便是这一时期东南沿海地区极为重要的地方政权,杭州临安人钱镠创立,唐乾宁三年(896年)统一两浙,领镇海、     

防御与扩张:唐末五代吴越钱氏筑城之时空解析

从时间上看,吴越地区在唐末五代的筑城是以钱谬在世时的887~893、896~909两个时段为集中发生期,以军事防御为主要目的开展的,前段为钱镠身为杭州刺史的自固之举,后段是兼领镇东军后权力深入属州的需要;从地域上看,所筑的城池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北部,这和吴越与吴国紧张的对峙密切相关,同时也反映出钱氏在吴越地区北部及西部存在着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倾斜,此举进而促进了区域中心城市由越州向杭州的转移和浙北地区的开发。     

武文君《辽代部族军研究》评介

<正>辽朝作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其下军队征集自宫帐、部族、京州、属国四个系统，史称“体统相承，分数秩然”(《辽史·百官志二》)。部族军系统早在契丹建国前便已经存在，作为辽朝以武立国之根本，不仅是征战四方的主力军，也肩负着镇戍地方与防御外敌的重任。因此，以部族军为重心的军事管理体系是辽朝军制的最重要部分，对辽代国家治理、民族关系处理及王朝兴衰具有独特的作用与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辽代部族军相关问题展开研究，     

金朝京府州县司制度述论

本文认为,金代五京制,是正隆之制。在天会末至天德初曾一度实行七京制。金代的府分为京府、次府与总管府、散府两个系列。金代的州分为节镇、防御、刺郡三级。州府均无郡额。金后期废除了州级军的建制。金代在全国实行支郡制,节度使"总判本镇兵马之事,兼本州管内观察使事",表明金在路之下实行的是不完整的方镇体制。金朝后期,司县并提,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所辖应视为准县级政区。     

控御与柔服：赵宋兼并吴越国的特殊方式

赵宋在统一的过程中。对吴越国采取控御的方式实现了兼并,即通过不断强化控御,最终实现兼并。赵宋与吴越国的双重关系、钱氏政权的事大忠顺态度以及赵匡胤的政治性格是决定实行这种特殊兼并方式的三大原因。而赵宋绝对的强势地位与控御的逐步推进、两国战略同盟关系的丧失、吴越国的彻底孤立和顺变,则是兼并得以实现的条件。赵宋用控御的方式实现兼并,体现了集权与统一的结合以及集权和统一重构的双重历史要求,同时也表明武力不是统一的唯一方式,因此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发掘简报

一前言唐末,钱镠平定江浙有功,唐昭宗任钱镠为镇海节度使。公元907年,后梁封钱镠为吴越王,自此钱氏吴越国成为偏安一隅的小国。钱镠为一世祖,其后为钱元瓘,钱弘佐、钱弘倧、钱弘俶,历三世五王,前后凡七十一年。     

对西欧中古早期国家问题的一些认识

西欧中古早期的王国不是罗马国家的延续,也非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的某种不完整的、模糊的投射,中古早期的国家应当依其自身进行解释,这是当代论者的基本共识。论者对西欧中古早期王国与罗马制度的关系、早期王国能否纳入"state"这一概念意义上的国家范畴、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的关系、王权与地方权力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讨论显示,关于国家发展问题的直线的、目的论式的传统解说,在当代学者中不再具有普遍认同。讨论还显示,只有避免将中古早期的政治实践狭窄地范畴化,即避免在"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这些二元对立的范畴内观察中古早期的政治生活,才能真正认识那个时代的国家性质和特点。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粮补给的军事近代化困境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符合近代化军事理念的后勤体制。战前军队军粮通常就地征发,战时则由后方办理,向前方部队补给。与此同时,军粮配拨权力逐渐收归中央,更便于统筹与调剂。理论上,各级兵站与军粮局设立后,军队可专心练兵、作战,不必参与军粮的配拔、征集、移交、补给诸环节。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地方粮政部门、军粮局、兵站以及各部队间难以协调,在体现军事近代化的后勤体制下,国民党军军粮补给反陷入困境。国民党军队后勤补给运作的失灵,使前线部队士兵温饱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严重影响国民党军战斗力。     

再论东晋末年的京口北府集团——兼及其与刘裕代晋的关系

京口北府集团属于一个有着鲜明特征的"军功受益阶层"——在这个阶层内以军功的有无和高低来确定一个人政治社会地位的有无和高低,这使得晋宋鼎革之际京口北府集团势力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色,而且,这个发展轨迹与刘裕代晋具有紧密的一一对应趋势。在第一阶段,北府"军功受益阶层"凭借强势军功突破既有的门第制度,击败高门士族,取得对国家方镇的有效控制,军功受益阶层形成;在第二阶段,北府集团内部出现权力分化,借着北伐南燕和平定卢循之乱的军功,刘裕阵营中资历浅、年纪轻的一辈将领开始跻身国家方镇之列,刘裕阵营军事政治优势突显;在第三阶段,随着刘裕"造宋"事业的进行,刘氏宗亲、戚属开始取代军功将领出任方镇,军功将领退居二线。也就在这种权力的交替中,刘裕代晋水到渠成。     

吐蕃、唐朝和战交往及对唐朝的影响

吐蕃是唐朝近两百年中最强劲的对手。吐蕃与唐朝交往可分为三个阶段:弃宗弄赞时代的友好交往、弃宗弄赞卒后的时战时和、吐蕃政权分裂后向唐朝入贡。在弃宗弄赞时期,吐蕃、唐朝和平相处,唐朝的国力和疆域得到迅速发展。弃宗弄赞卒后至吐蕃分裂之前的吐蕃、唐朝争战,对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财赋政策、边疆经略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唐朝建国之初国力的迅速发展和强大、府兵制到方镇制的变迁、财赋制度的变迁、唐朝中央集权的由盛而衰及边疆经略的重大变化等,都无不与吐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

头下制度是辽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对头下制和头下军州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内容涉及头下制的渊源 ,头下的形态和性质 ,辽朝头下军州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 ,以及头下军州的制度层面的诸问题 ,并对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所能见到的头下军州作了较为系统的考证。作者认为 ,头下制渊源于北方民族 ,与唐代的头下户无关 ;头下军州制度早在辽朝建国之初就已创立 ;金朝既不存在头下制度 ,也没有头下的概念。     

后唐同光政权方镇控制战略研究

后唐同光政权的方镇控制战略是"以内藩制外藩,以外藩制敌国",内藩多由亲从集团控制,外藩则多由河东宿将、后梁降臣、河北军将等政治力量主政。在这种政治格局中,亲从集团力量分布相对集中,其他政治力量则较为分散,缺乏有效整合,以整制散,庄宗及其亲从集团具有明显的力量优势。同光末年,由于禁军南下征蜀,政治中心地区兵力空虚,加之邺都兵变所引发的内藩失控,"以内制外"的方镇控制格局遭到破坏。在上述政治形势下,李嗣源整合了北面行营的河东宿将、后梁降臣和河北军将等地方军政力量,趁机南下推翻了庄宗政权。     

蒋介石、黄郛与1933年北平市公安局易长风潮

1933年9月黄郛为重塑北平权力结构,计划由余晋龢代替东北军背景的鲍毓麟出任公安局局长。东北军视之为削藩信号,积极组织挽鲍运动,其他派系出于权力私欲及政治目的,亦策动风潮扩大。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为稳固华北局面,主张与东北军妥协,与黄郛领导的政整会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此后又逢日军借口方振武部进入《塘沽协定》规定之非武装区,试图再度出兵华北,华北危机又呈严峻形势。蒋介石为使黄郛尽早北上,缓解日军压力,强令何应钦及东北军让步,然而黄郛认为蒋之支持不足凭借,暗自联络日本关东军,意图引日方为奥援,迫使华北地方军政势力妥协。通过对易长风潮的剖析,不仅可知日本已成为影响华北政局的关键因素,更可窥悉"两会体制"的内部弊端及华北地方势力日趋疏离的症结所在。而黄郛因对中国抗战和蒋介石的支持缺乏信心,冀图挟日自重,此举看似维护了黄郛的政治权威,实则无助于华北内部各类矛盾的解决。     

五代吴越国的佛教文化

五代十国时期,在军阀割据、战火不熄的动乱局面之下.吴越国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了一系列“保境安民”的政策.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广大人民得以免受战争之苦,安居乐业.叶适说:“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实十三州一军)之众,当今天下之半”.由于吴越国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而统治者又提倡佛教,用以巩固其统治,所以吴越国的佛教,特别流行,盛极一时,有“东南佛国”之称.当时佛学方面,在禅宗、天台宗和律宗都有很大的发展.     

新见北宋熙宁五年《祠部员外郎宋君夫人俞氏墓志铭》考释

北宋熙宁五年（1072）《祠部员外郎宋君夫人俞氏墓志铭》为新近发现的吴越国俞氏家族成员墓志。志主俞氏为吴越国忠懿王钱俶继室秦国夫人俞氏侄女、越州观察使钱仪外孙女。志文记录了俞氏一族的籍贯、世系、所任官职、姻亲关系等内容,弥补了文献中吴越国王室重要成员俞氏家世的缺失,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朝鲜王朝初期的中枢机构改制

朝鲜王朝建国后因袭高丽旧制,以都评议使司作为国家机关中枢机构。这种中枢体制带有明显的贵族政治色彩,功臣势力以"合坐"都评议使司的形式,操控军国政务,而王权则相对微弱。定宗至太宗时期的三次中枢改制,仿照明朝"罢中书省,百官奏事"模式强化王权,逐步瓦解了"合坐"机制。改制后,功臣势力被排挤出权力核心,国王则通过"六曹直启"体制,直接行使中枢权力,掌控国政决策。     

吴越国经幢初步研究

10世纪的钱氏吴越国大兴佛教,多建寺塔,但经幢遗留至今者不多。本文通过对历代方志、史料、金石志、民国时期和1949年后的调查资料进行梳理,整理出目前已知最完整的27处40余座吴越国经幢资料。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吴越国经幢的体量、形制、施建人、刻经等,并据此进一步探讨了功能、布局、建造顺序、重修唐幢等问题,对于吴越国经幢有了初步的整体性认识。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关系协调

乡村关系冲突是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乡村关系冲突主要表现为“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两种不良倾向;乡村关系冲突从根本上讲,主要是由乡镇政府在我国权力体制中的特殊地位、村委会在利益角色上的双重性和乡镇政府在利益上的自利性、乡村关系在法律规范上的制度供给短缺造成的。可以通过转变理念、创新体制和完善法制对其加以改进与完善。     

辽代部族制度初探

辽代部族制度,是建国前契丹部族制度的保留与发展。它借用了建国前契丹部族组织的外壳,但在其内部,已发生质的变化。部民从隶属于建国前的部落联盟组织,变为隶属于国家的属民,各部有固定的居住地,而国家正是按地域来划分它的国民。公共权力的设立,也逐渐剥夺部民在军事民主制下曾享有的参政议政的权力,国家的常备军与国家官吏取代了原来建国前部族组织自愿出兵征战与联盟首领的世选制。辽代部族组织与辽朝相始终,它在辽代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