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的抗战胜利前后惩处汉奸研究

抗战时期,为打破日本侵略者通过汉奸实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华战争政策,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都制定了相应的惩奸法律和政策,开展肃奸工作。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分别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调查汉奸罪行,逮捕和审判汉奸,以维护国家纲纪,伸张民族正义。但是,中国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共肃奸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肃奸工作,相对忽视了国民党方面的肃奸活动;而对抗战胜利后的惩处汉奸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民党方面的汉奸逮捕与审判,相对忽略了中共方面的惩奸工作。故而,今后需要平衡国共双方战时肃奸、战后惩奸研究内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不断挖掘新史料,进一步关注基层汉奸、乡村汉奸、中小汉奸的个案研究,推动惩处汉奸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60年前五大汉奸公审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各地伪政权一夜之间彻底跨台。国民政府于9月下旬开始缉捕汉奸,但直到1946年4月下旬,才陆续开始对大汉奸进行审判,审判持续到次年中才结束,历时一年多。其中在南京公开审判的,主要有梅思平、林柏生、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邮五大汉奸,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     

东北沦陷初期伪满汉奸集团成因及傀儡角色

东北沦陷初期出现的以伪帝溥仪为中心的伪满政权汉奸集团,是一个近代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有组织的汉奸群体。它的产生有浓厚的地域性,其形成有外部原因,也有深层次的内在因素。然而本应作为伪满政治舞台主角的汉奸们,却在历史的旋涡中出现了严重的角色错位,上演着日本殖民者高压威恫、骄横霸道,汉奸者卑颜屈膝、卖身求荣的丑剧,以及汉奸们的徒然挣扎。汉奸集团的出现对中国社会发展,对中国的抗战均造成相当大的危害。     

“汉奸夫妻”的红色人生

在沂蒙山区有这样一对革命老人,妻子是位中共女地下党员,丈夫曾是汉奸队长。在她的策反下,丈夫弃暗投明,为八路军运送枪支弹药、营救被抓的中共党员,又率部起义……后来,由于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对荣辱参半、命运多舛的患难夫妻,一顶“汉奸”帽子整整戴了30年。1979年平反后,老两口隐居存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他们那些惊心动魂的传奇故事和走过的沧桑岁月,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美女特工斗恶魔———电影《色·戒》背后的故事

1978年,旅美作家张爱玲以国民党女谍报员郑苹如遭汪伪汉奸、特务头目丁默?陷害事件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色·戒》。如今,大导演李安又将这部小说搬上银幕,引起了影迷们的极大关注。电影《色·戒》还未上映,便已炒得沸沸扬扬,张爱玲的原著小说也让很多读者回过头来再去品读。     

鄂尔泰对西南地区“汉奸”的认识及治理

鄂尔泰的西南治理对象,除了少数民族土司与普通民众外,还有一个特殊群体——“汉奸”。由于“汉奸”既威胁到清政府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深入,也暴露了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地区吏治的松弛,鄂尔泰在雍正帝的支持下对其进行了两次集中打击。同时,鄂尔泰企图通过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在贵州苗疆地区杜绝“汉奸”的进入,但是这种极端做法不仅没有消灭“汉奸”。而且影响了民族之间的正常交往。     

中国历史上的汉奸现象和“汉奸文化”

所谓汉奸,据《辞海》（1999）缩印本1054页的释义,“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汉奸定义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晚清之际）前后,对汉奸主体认识上的变化。简而言之,在鸦片战争之前,“汉奸”指汉人的败类;之后,则不复有族群的限制,是中国人而事外敌者均可称汉奸。     

中国托派不是汉奸

抗战前后,把中国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或者干脆把托派称为汉奸,在中国共产党内几乎成为"共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在党的文献编纂中逐步落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托派的汉奸罪名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经过多方的查证研究,众多党史研究工作者对此持否定态度,明确认为中国托派不是汉奸.1989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注释2这样写到:"……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公审陈璧君

1959年6月17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一个年近古稀的女囚犯在病床上躺了3个多月后,终于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医生在其死亡报告上填写了她的名字:陈璧君。 陈璧君是大汉奸汪精卫的妻子。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加紧与日本政府勾结,陈璧君     

权力、金钱与立场的博弈——从新民会的全联会看日伪在华北沦陷区的基层统治矛盾

1940-1944年,日伪华北新民会中央总会在日军顾问的操纵下连续召开了五届正式全体联合协议会,其目的在于笼络各路汉奸、缓和基层矛盾以及制造倾听民意的声势。然而,历届全联会议案从筛选、讨论到后续执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充分暴露了日伪基层骨干与日军及其汉奸代言人之间的矛盾。华北日军通过全联会拉拢基层汉奸以实现以华制华的目的未能如愿。     

南京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始末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汪伪政权随之垮台。国民党政府忙于掠夺胜利果实,无暇顾及惩治汉奸,直至9月下旬,才下令在全国各地对汉奸进行大逮捕,至年底共捕获4291人。从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南京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530余件,判处14人死刑,其中有臭名昭著的大汉奸陈公博、褚民谊等。《南京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始末》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记述。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民族之妻”关露

关露,原名胡寿楣,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1939年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打入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成为著名的“红色间谍”。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列入汉奸名单。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因汉奸罪名两度入狱,前后长达10年之久,出狱时仍然顶着“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的污名,直到1982年3月23日获得平反。     

清前期边疆地区“汉奸”身份考

"汉奸"一词自清雍正朝起被大量使用,并成为官方语言,其中的"汉"也延续了明代指称"汉人"的含义。自乾隆朝起,随着"汉奸"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和"民人"范围的扩展,"内地民人"逐渐成为官方认定"汉奸"的身份条件。作者通过对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四朝"汉奸"身份的考证,认为"汉奸"一词中的"汉"在清前期并非专指汉人,而是指包括了汉民、"熟苗"、"熟夷"以及回民等在内的编户民人。     

汉口沦陷时期闻见录

日寇侵占武汉期间,正是汉奸卖国求荣之时.有一批无耻之徒,先期出重金在旧法租界租住一两间房间,等待日寇来临,以便出面充当汉奸.如原江汉中学校长王知生,租住三阳里房屋,汉口沦陷时期,充当一女中校长.但实际上则控制整个汉口市教育系统,伪教育局长高伯勋以及后任局长肖治平均是江汉中学日语教员,为其老部下,受其指挥.王知生于1945年7月经叶蓬向伪行政院推荐,发表为湖北省教育厅长,王见敌大势已去,未上任.伪汉口市长张仁蠡原为一老牌     

文化汉奸:林柏生与胡兰成

正中国抗战期间,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和政务次长胡兰成等文化汉奸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危害和恶劣影响丝毫不亚于那些政治汉奸、军事汉奸和经济汉奸。一林柏生,号石泉,1902年出生在广东信宜县一个南洋华侨的家庭。他早年就读于华侨出资开办的岭南中学,1922年秋考入岭南大学。该校是一所开明进步的学校。在校内,林柏生接触和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思想十分激进,常在同学之中发表演说,讴歌革命,成为学校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肃奸初探

汉奸,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作为抗日先锋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汉奸的有效举措。本文结合抗日战争时期的实际情况,对中国共产党肃清汉奸的工作对策进行了探析。     

郑苹如小组刺杀丁默邨究竟在哪里?

张爱玲的小说《色·戒》,主要描述了女大学生王佳芝与其同伴在珠宝店行刺高级特务易先生的故事。王佳芝的历史原型是爱国女青年郑苹如。1939年12月21日,郑苹如及其同伴在上海静安寺路1的皮货店行刺汉奸丁默邨,此事在上海还是有些影响的。     

国民政府逮捕汉奸记

抗日战争期间,汉奸辈出,给中国的对日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顺应民意,维持有效统治,着手准备对汉奸的审判工作。而逮捕汉奸则是此项工作的开幕曲。由于汉奸数量庞大,存在范围广泛,使得逮捕方式也多种多样。     

刚直不阿的佛徒

永济县东南15里的中条山麓,有座古建筑——万固寺,我从小就在这个寺出家当和尚。1940年7月15日,驻永济县城的日军和汉奸大约有三五十人,到万固寺游玩。一个汉奸头头看到寺内长老隆谛比丘和樊文绍居士举止谈吐不俗,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便有意拉拢隆谛比丘和樊文绍居士跟他们沆瀣一气,为日军效劳。樊居士非常气愤,遂淡淡而又轻蔑地对着那个汉奸头头说:“我们佛教徒,绝不当汉奸!”汉奸头子听了,显得狼狈不堪,碍于有日本主子在场,野性未敢发作。     

陈独秀在“汉奸”事件后的抗战政见评析

陈独秀的抗战政见以其"汉奸"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汉奸"事件后,他与中共的政治对立使其前期抗战政见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演化,其抗战理论与中共的抗战实践由脱离走向严重对立,由此从发动民众的全面抗战倒退到依赖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并最终走向悲观主义的泥沼.但抗战救国仍是他思想的主旋律,他仍为中国抗战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