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民初的边疆政党与政治——以云南为中心

政党的产生及政党政治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清末民初的云南虽然地处边疆,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但其政党与政治活动作为全国的一个缩影,仍表现出清末民初政党政治的相关特点。云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历史原因,在政党产生及其合法化的过程中又体现出边疆政党政治的相关特点,并一度成为政党革命的中心地区。     

清末民初“好汉”与区域社会——以山西忻州赵贵根为例

清末到民国年间忻州由于民风强悍、嗜好赌博及商业发展的影响,乡村出现了＂好汉＂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些＂好汉＂有着不同于传统精英的＂特性＂,他们胆识超群、武艺高强、爱打抱不平,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其自身的劣根性,却受到普通乡民的敬重,其地位又高于普通乡民,是平凡人中的不平凡者。他们的产生根植于区域社会,又对区域社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二者存在着关联与互动。     

清末民初成都平原的堰长换任与地方社会——以新津县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由于垫支堰费的赔累、预收堰款的困难与水利纠纷的频发,成都平原地区的堰长一职“人人视为畏途”,民间用水群体开始主动向官府“报换”堰长,并形成了适应性办法——轮充制。这些转变却使堰长逐渐脱离了地方精英的身份,“殷实”“谙练”等遴选标准不再被置于首要位置,民间治水在组织运转上陷入困境。官府积极介入堰长换任进程的同时,民堰也试图主动“借用”官府之力以保障堰长制的有效施行。堰长换任这类水利事务所体现出的地方社会官民互动,既存在官方的主动下渗,更展现为民间治水在困境中的能动性诉求,双方的互动是在共同意志下展开的。     

清末民初西布特哈地区教育问题述略——以《档案史料选编·黑龙江少数民族》为中心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以嫩江为界,将原布特哈八旗分为东、西两路,始有“西布特哈”之称。清末民初西布特哈地区的教育问题,实质上就是这一地区达斡尔、鄂温克族的民族教育问题。本文以地方官员对西布特哈教育的关注及西布特哈地区教育的民族因素等主要问题为门径,揭示清末民初东北边疆地区特有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规律,分析西布特哈地区文化发展的内涵及其社会发展问题。     

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的乡村社会—权力处于频繁变动与重构之中。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动固然蕴含着社会结构变动、利益主体重构的复杂因由,但对于传统绅士的"历史记忆"本身,却也在社会结构或权力结构的重建过程中,产生着潜在的却是不容低估的影响。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集体记忆",不仅呈现出不同利益主体的"选择性记忆"或"失忆",而且这种"历史记忆"也成为重构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社会认同"因素。     

清末满人知识分子的民族认同思想——以《大同报》为中心

建立民族国家是晚清政学两界的普遍追求,汉族革命派、立宪派,满人知识分子和其他族群知识分子,甚至清廷,都加入其中。满人知识分子创办了《大同报》表达自己的民族认同见解。由于其身分角色的特殊性,他们不认同汉人革命派的"排满"主张,也不完全同于汉人立宪派和满清朝廷的民族认同论述,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些看法,主张各族同源,满汉问题是政治问题非种族问题,撤销八旗制度统合各族建立大国民国家。其中有些是对其他派别的借鉴和吸收,有些是对其他派别观点的有益补充。清廷培养满人知识分子本寄传承政权之厚望,但新的知识结构使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并非完全和政府站在一边,有的甚至走向反对专制政府,为清政府始料未及。     

读《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

当今,社会保障制度完备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在这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作为后进者,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还须走很长的路程。因此,社会保障成为学界近年来广泛关注的话题。相应地,中国社会保障史则成为历史学的一个热点领域。     

清代京官的经济生活与社会交往——以《王文庄日记》为中心

清代乾隆朝户部尚书王际华,京官群体中代表性的人物。《王文庄日记》提供了清代乾隆朝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线索。文中对王氏家庭乾隆三十九年的家庭收入与支出进行分析,探讨其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呈现18世纪清代民众的生活图景。从个人角度文中对乾隆时期的"养廉银"制度进行印证和解读。同时,对王氏的社会交往特点进行进一步研究。     

民初“二次革命”前知识分子群体关于联邦制的论争——以《民立报》、《庸言》、《东方杂志》为中心

清末传入中国的联邦制思想,在民初新的政治环境中,引起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极大关注和论争.<民立报>所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主张有限的中央集权,即某种程度的地方分权;<庸言>所代表的原立宪派知识分子主张中央集权;而<东方杂志>则折衷于二者之间.同时三者还提出了各自对地方制度的不同主张.他们的态度和主张与民初政局的复杂多变以及各自所代表阶层利益的不同有着很大的关系.     

英国鸦片商、外交官与中国清末禁烟运动——以第二次《中英禁烟条件》谈判为中心

1910年,江苏、浙江和广东省的牌照捐有的刚刚实施,有的甚至还在制订过程中便成为英国鸦片商和外交官干涉中国禁烟运动的口实。在鸦片商的极力怂恿下,英国外交官不顾人间道义,向中国政府发出一次次抗议。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他们借中英两国代表谈判禁烟之机,试图阻挠中国的禁烟运动,设法延长在华鸦片贸易时间。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制约下,英国政府虽然没有根本改变其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立场和政策,但在谈判桌上却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     

女教与晚明婚姻中的女性——以《愁言》为中心的研究

晚明的历史特殊性已成为学界共识,在这一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层面都发生了不同于此前的变化。在女性婚姻家庭层面,女教的相对流行、伙伴式婚姻关系的出现,均成为新的社会现象。本文以晚明吴江叶纨纨的《愁言》为中心,考察女教与晚明婚姻中的女性之间的关系,重点探讨女教对女性情理观、婚姻观以及对待婚姻生活态度的影响。本文认为,这一时期女教为婚姻关系中女性情感与道德模式的选择提供了更多可能,对这一时期女性,特别是上层社会女性传统的情理观和婚姻观造成冲击,并因此对其现实婚姻生活产生影响。     

《支那省别全志》对于清末民初济经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以浙江卷为例

《]支那省别全志》是东亚同文书院在清末民初对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的报告汇编。该志书共18卷,分别以当时中国的十八行省为述志客体。第13卷《浙江省》着重反映了1907-1916年间该省的社会经济情况。其中关于贸易输出、区域物产、日用品调查、商业及金融等方面的记载,为深化中外贸易史、区域经济史、民众经济生活史、商会史、金融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浅析唐代循吏的评价标准——以《旧唐书》、《新唐书》为研究中心

循吏和良吏都是历史上官吏中的优秀典型。自司马迁《史记》创立《循吏列传》起,以后各正史都延续了这一传统。《旧唐书·良吏传》记载良吏49位,《新唐书·循吏传》记载循吏25位。本文通过对这些良吏在各个方面所做出的功绩进行分析,力图探寻唐宋时期良吏的评价标准。     

清中叶鲁中乡村民俗生活——以《庄农日用杂字》为中心的探讨

《庄农日用杂字》是一部清中叶以来流传于山东中部地区的农村启蒙读物,内容广泛涉及农业生产、衣食住行、农闲副业、信仰活动、新春节庆、男婚女嫁等方方面面。本文以《庄农日用杂字》为基本依据,对清中叶鲁中地区的传统乡村民俗生活,如生产活动、衣食住用及相关礼俗生活等方面做了深入描述。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时期的乡村生活并非是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寻的,而是有一定的结构性特点,即是与农事节律紧密相关的。     

吴宓、陈寅恪与胡适、傅斯年之关系——以《吴宓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吴宓与陈寅恪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相知相惜、维持终生可传为佳话的那种忠诚的友谊;傅斯年与胡适的友谊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在这两对关系中,前者在人们看来属于本位文化保守知识分子群体,后者属于与之对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分析此四人及两对之关系,可以考察与透视民国时期不同类型和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于《吴宓日记》记事的系统性、连续性尤其吴宓在此四人关系中的特殊性,为我们考察上述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珍贵的视角。     

石川达三与火野苇平——以《活着的士兵》、《麦子和士兵》为中心

石川达三与火野苇平同为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最早到中国大陆现场纪实并将自己所见所闻形成文学作品的作家。石川达三在１９３８年２月完成了《活着的士兵》,但在发行的当天即被禁止出售。他本人还为此被判刑４个月缓期３年执行。几乎与此同时,火野苇平于１９...     

试论儒佛孝亲观的融合与区别——以《孝经》、《孝论》的比较为中心

孝亲问题是佛教中国化过程的重要主题。《孝经》、《孝论》分别是儒佛孝亲观系统形成的标志,从两者的比较中可见儒佛孝道观的融合与区别。     

浅谈晚清驻外使官张德彝与华侨华人——以七部航海《述奇》为中心

晚清驻外使官张德彝是同文馆招收的首批学员,也是清政府首批派赴欧洲、走向世界的翻译官。在1866—1906年间,他曾八次出使,留下七部以《述奇》为名的日记,其中即有大量关于海外华人的记录,为我们考察清末海外华侨华人历史提供了可靠而直接的材料。本文通过梳理张德彝关于海外华人的诸多记录,就其与海外华人的交往、对华人海外生存状况的思考,以及维护海外华工权益的斗争等历史进行探讨,同时剖析张德彝对晚清侨务政策的推动作用,望能填补以往学界对张德彝研究之空白。     

宋朝对外国使客的接待制度——以《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中心之考察

今存记录宋代典章制度之正史和政书等典籍,对宋朝接待外国使客制度之记载多有不详,但日僧成寻之《参天台五台山记》却详细记录了他以使臣身份受到宋朝政府之正规接待,享受引伴、护送、朝觐,及官方提供之交通工具与食宿等待遇情况。通过梳理《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宋朝政府对成寻一行之接待情况,并与其他文献之相关记载互作印证,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到宋朝对外国使客接待制度之内容。宋朝对外国使客的接待制度,不仅体现出宋朝政治制度中分工细致、多机构相互合作与牵制,并严格按照行政规则办事之特点,而且亦反映出宋朝发展对日本等国交往关系之积极态度及其整个外交政策之复杂性。     

从《孔子诗论》到《诗序》的诗教思想发展——以《皇矣》、《大明》、《文王》为例

<孔子诗论>公布后,再次牵动有关<诗序>问题之讨论,同时也为重新探究"诗教"观念之继承或转化建立起新契机.虽然<孔子诗论>中对于风体诗的评论,明显有重情的趋势,而代表汉代<诗>教思想的<诗序>,又明显注重政治风化之作用,彼此遂产生较大的差异,且显然有思想转化之现象.然而这种<诗>教思想明显转化之痕迹,在<孔子诗论>所评论<大雅>之<皇矣>、<大明>、<文王>三首诗中却非如此,而有继承发展之现象.职此之故,本文将深入此三首史诗的内容,从对比各首诗的诗义以及<诗论>、<诗序>所评论之内容,参照汉代政治之状况,而对<诗>教思想之继承发展情形有更确实的理解.全文之进行:在前言说明为文之动机、目的以及讨论范围之后,进入核心议题,依序讨论此三首诗从诗义到<诗论>,乃至于到<诗序>的诗教思想继承发展之情形,获得更清楚的思想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