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的《九善堂碑》

晚清时期。广州出现了适应城市社会救济需要而以商人行会为主导的民间慈善组织——善堂。是广州晚清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先后设立于广     

浅谈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文化因素

在当今社会,慈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主要方面。美国作为一个慈善大国,慈善事业的制度之完善、影响之深远是其它国家不可比拟的。同时,慈善事业为美国社会福利事业做了巨大的贡献。在美国,不仅富人积极参与慈善,民众也乐善好施。按志愿者占总人口比例和慈善捐赠的规模来看,美国无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慈善国度。美国慈善事业能够如此发达,慈善家能够如此慷慨,这种伟大的成就与文化中的宗教因素、个人主义和志愿与互助精神有很大关系。     

从“买办”到“儒商”——晚清商人陈次壬的身份转换与阶层融入

作为晚清新兴的社会阶层，买办背负着负面的社会形象，影响了其进一步发展。因此，身份淡化和转换成为买办超越污名化处境的策略之一。买办陈次壬是其中的突出例子，其通过诗词酬唱、从事慈善和搜救古籍等符合传统价值观的文化和社会活动，融入晚清文人士大夫这一精英群体，并获得了他们的接纳和认可，淡化了其买办身份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文人笔下的“儒商”,甚至在其身故后得以入选方志善行列传，成功扭转了被污名化的结局。陈次壬对自身传统文化修养的积累、经营和运用过程，是通过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化并扭转社会评价的一次有效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非科途出身群体运用传统文化修养的动机、逻辑及机制不啻为晚清绅商研究的又一视角。     

明清江南的铺户当官与官商关系——基于碑刻资料的考察

有关铺户当官问题的研究,以往多集中在明代的南北二京。在晚明至晚清时期的江南,利用"官价"、"借办"等名目盘剥商人的手段一直存在。与明代南北二京的状况相比,江南的铺户当官体现出鲜明的"非正式经费体系"的特点,对此官方的处理态度始终以"严禁"为词,但在地方财政短缺的基本结构之下,这一目标无法真正达成。围绕铺户当官问题的官商博弈,往往形成事实上的妥协,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商人社会地位提升的体现。     

张謇慈善事业的社会意义与时代价值

<正>张謇作为杰出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他一生致力于实业、教育和慈善事业,开辟出多条他人未走之路。张謇兴实业有起落,然办教育、行慈善影响巨大。他将慈善事业看作是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理想之重要补充,“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时,惟赖慈善”。^[1]张謇用其毕生精力倾心慈善事业,是慈善事业的忠实践行者。中国历史上行善之事、之人、之论,可追溯者众多,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兼具慈善理念、慈善留存、慈善影响于一身者,张謇当属第一人。本文重点就张謇慈善护佑事业、慈善救助事业、慈善公益事业的社会意义与时代价值作实践与理论上的探讨。     

元代的量制政策和量制运用——兼考元省斛与南宋文思院斛之换算关系

元朝至晚在中统二年就颁定官方标准量制,并在至元十三年将之推广到江南。标准量制普遍应用于官府财政运作,特别是税粮征纳、官仓和籴。至元二十年前后,元朝一方面借鉴南宋文思院斛的"小口"优点制定新斛式样,另一方面以市井行铺为主要抓手,将官定量制向民间推广,使其在各地不同程度地进入民间,特别是市井商人、官田佃户及士人阶层等对官定量制有充分的认识。南宋文思院斛1石折合元省斛0.685石。     

《大公报》与清末民初天津慈善文化

正晚清以降,慈善公益活动以更为生活化的形式融入都市,义演、义卖、义映等助赈活动可谓慈善事业生活化的突出表现,属于近代慈善文化的重要内容。报纸对新型慈善方式的推广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报刊与慈善活动的关系涉及近代慈善文化变迁与媒介转型等问题,目前学界从传播学的角度审视其互动的研究尚显不足,笔者拟以《大公报》馆参与及关注慈善义演、书画助赈为切入点,从传播学与慈善史发展的视角剖析其特色,分析天津重要报刊《大公报》与清末民初慈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窥探报刊及其把关人在慈善事业近代化进程中的突出作用。     

中华慈善文化及其传承与创新北大核心CSSCI

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生命力的延续和再现,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文化应有的物的(表层)、心的(里层)、心物结合的(中间层)三个层次。古代慈善文化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以政府救助为主体。到了近代,形成了新的思想理念,救助主体也转向了民间,而且出现了慈善家群体,且其救助机构多样,善款来源广泛,救济范围广阔,有了一定的慈善法制建设,体现出浓厚的民族性和文化精神。到了当代,慈善文化曾一度断层,但出现了政府主导的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并存的局面。慈善史研究应注重弘扬慈善文化的优良传统,坚持慈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中华慈善文化及其传承与创新

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生命力的延续和再现,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文化应有的物的(表层)、心的(里层)、心物结合的(中间层)三个层次。古代慈善文化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以政府救助为主体。到了近代,形成了新的思想理念,救助主体也转向了民间,而且出现了慈善家群体,且其救助机构多样,善款来源广泛,救济范围广阔,有了一定的慈善法制建设,体现出浓厚的民族性和文化精神。到了当代,慈善文化曾一度断层,但出现了政府主导的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并存的局面。慈善史研究应注重弘扬慈善文化的优良传统,坚持慈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军事化与土匪化:近代豫西南地方势力的变异北大核心CSSCI

晚清以降,区域性军事力量(晚清督抚势力、湘淮军、民国军阀)迅速崛起,成为影响近代政治走势的重大因素,同时造成了民间势力的异化及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近代豫西南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民间势力迅速“匪化”。一方面,与官府联系紧密的地方精英在编练团练、防匪自卫的过程中逐渐掌控地方武装,民间军事化尤其是绅权“武化”的色彩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普通乡绅在社会资源的争夺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为了在衰败的社会环境中求生存,开始与地主豪强甚至匪股联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剧了豫西南民间势力的“土匪化”进程。     

近代慈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1895-1949)

1895-1949年,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促使了中国东南社会的沧桑变迁及其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清末十余年是初步兴起时期,近代色彩的慈善理念得以萌生,慈善公益活动有了初步扩展,传统的善堂善会纷纷向近代慈善团体转变。民国是兴盛发展时期,东南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慈善团体和慈善家群体,对于民国社会的维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慈善事业实际上扮演着调节社会的重要角色,成为推动近代社会前进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     

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

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是内因与外因互动、中西慈善化相互融合的结果。中国红十字会在清朝官方的重视和支持下,依靠一批热心慈善事业的中外善士,奉行一套完整、合理的运行机制,维持其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在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以其所从事的各种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发挥了重大的调节社会的作用。中国红十字会所开展的各种国际性交往,还促使清朝从封闭走向国际社会。     

四女传说——明清卫运河区域文化变迁的个案研究

四女传说作为运河市镇四女寺的标志性文化,明初以前是口头形式的女性情谊故事。明中叶随着运河交通及市镇发展,官府和佛道的影响增强,出现了碑文载体的孝道情节。清中叶市镇政治地位提升,官绅批判传说的佛道因素并推行儒家化版本。晚清四女寺逐渐衰落,官绅同时承认佛道化、儒家化的传说版本并建双祠祭祀。不同版本四女传说的冲突与并存,说明在四女寺市镇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僧道、官员、士绅等多个群体将不同的大传统投射到地方传说中,在此过程中,他们分别吸收、拒斥、承认与再造本地“土人”的传说版本。四女传说的演变,反映了大传统的多元内涵及其与地方文化的复杂互动过程,对认识明清时期运河区域文化变迁机制有重要意义。     

两宋代役人论析

两宋之代役人,包括受私人雇佣代应职役以及在雇役制下受官府雇役之人。他们数量庞大,遍布州县与基层。除了被一些士人称为"浮浪""无赖"等无恒产者外,其来源还包括富农、曾在公门之人,甚至是儒者之后。他们以代役为职,不仅是为了雇直,也因某些职役所潜藏的社会资源。代役人借助自己的技能和所掌握的信息等,在获得雇直、社会资源的同时,亦使民户脱离职役之苦,而其专业性也为州县职能的完善与扩充提供了条件,从而颇受州县与民众的欢迎。作为历史记录者的士人,在与代役人竞合的过程中,逐渐承认其作用。至晚到南宋早期,代役人已经从北宋初期以私名受雇的法外行为中走出,成为推动传统社会职役吏员化、差役赋税化以及官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群体。     

晚清徽商在皖西大别山区的贸易与纠纷——以《照抄知单议约禀帖告示稿》抄本为中心

皖西大别山区是明清徽商重点经营的区域之一,为长江一带跨区域茯苓贸易的重要一环,来自皖南黟县的药商颇为活跃。文章聚焦于民间文献抄本《照抄知单议约禀帖告示稿》,探讨黟县商人在大别山区的贸易及与当地土著挑夫之纠纷,由诉讼纠纷之渐次演进中,考察外地商帮、土著挑夫、在地士绅和地方官府之不同立场及其应对策略。从中可见,在传统时代,客商外出居廛列肆、负贩商贾,在长途或短途的贸易运输中,最常打交道的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码头工人。明代以来,徽商在各地纷纷建立会馆,相互汲引、互为奥援;各地的码头工人亦抱团取暖,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同业组织。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生存竞争之日趋激烈,双方为了维护彼此的相关权益,时常展开持续而紧张的博弈。在此类博弈中,作为纠纷之仲裁者,地方官府在平衡商人与土著挑夫诉求和权益时,始终最为重要的关注点是维护地方社会之稳定。     

论晚清基层民间慈善组织的筹赈模式

基层民间慈善组织,是指晚清时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义赈组织的分支机构,它归义赈组织所领导,并为之筹募慈善款项。围绕善款筹措这一基层慈善组织的中心工作,它们积极主动地设立组织、展开宣传、营造舆论,并且想方设法拓展善款筹措的渠道。为了更多地吸引各阶层人士的慈善捐输行为,基层民间慈善组织和义赈组织还运用了激励机制。这一慈善激励机制,主要由民间社会来运作,也有政府部门的参与。     

试论明末清初广西的外省高人群体

明清时期广西本土商人实力薄弱,外省商人成为广西商业的主导者。清初政局甫定,广西的外省商人便形成了几大群体,其中以湖广商人和广东商人为主,江西商人、云贵商人、浙江商人等次之。这些外省商人涉足的领域较为广泛,包括经销日用生活必需品、贩运食盐和木料,参与采矿,有的还发放高利贷,甚至远至安南经商,体现了商人贸迁天下的精神,对桂商的崛起具有启示意义。     

近代商人与慈善义演

正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不难发现其中为数众多的著名商董在经商致富的同时,均曾积极从事各类慈善活动。而揆诸浩瀚纷繁的慈善文献史料,也会屡屡看到记载商人们的活跃身影。各地善堂、善会等慈善团体中的主导者,基本上也都是商人。毫无疑问,商人与慈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商人之所以热衷于从事慈善活动,虽主要取决于商人自身的经济条件与思想观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与中国"重本抑末"的历史传统与社会风气不无关联。20多年前笔者在评介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北宋榷茶制度下官府与商人的关系

北宋榷茶制度下官府与商人的关系李晓北宋在东南地区和川陕地区都先后实行过榷茶制度,其中东南实行至仁宗嘉四年之前,川陕开始于神宗熙宁七年之后。北宋榷茶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官府首先严密控制茶叶生产,几乎完全垄断了茶叶资源,然后高价把茶叶批发给商人,再由商人...     

清代江南官府印象下的脚夫

正在清代江南社会经济发展中,不论是商业贸易中的肩扛挑抬,还是百姓之家的红白之事,莫不依赖脚夫,下层社会的脚夫俨然成为清代江南社会不可忽视的群体。政统观念之下,清代江南官绅与商贾用偏见、蔑视的眼光看待脚夫。繁荣的江南社会中,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脚夫通过倚仗豪强、划分地界、结伙抬价等手段耀武扬威,折射出小民的狭隘性,成为地方安全的隐患。官府将其视同无赖恶棍之类,处理脚夫问题总是过于草率与简单。清代官方文献中,江南脚夫总呈现负面的历史形象,对脚夫不免带有片面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