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商兑》学术批判方式探析

方东树所著《汉学商兑》的批判对象并非仅仅限于《国朝汉学师承记》,而是以批驳《国朝汉学师承记》为由展开对清代汉学的全面批判。虽说方东树在批驳对手时多主观臆断及肆意攻击之词,但从学术批判展开的具体方式及产生的影响看,《汉学商兑》不失为中国传统学术批评的经典著作。《汉学商兑》在体例选择、谋篇布局、重点议题的选择及论证等方面都与汉学家争锋相对,确有引发学界广泛关注及动摇对方根基的作用。在涉及训诂、制度等汉学家擅长的研究领域,方东树多采取回避、兼采、贬低的方式,少有正面交锋。对于无法反驳的问题,或以"理"压制汉学家,或以朝廷权威威胁对手,将学术交锋转换为政治问题,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汉学商兑》的学术批判水准与价值。     

浅论周敦颐的人性修养学说

周敦颐在儒道佛三教并存而儒学衰微的背景下,融入佛道思想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与复兴,开千年理学之先河,其中的人性修养学说在坚持儒家基本观点的前提下,也增添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内容,集中体现在其仁义观、成圣观中。     

朱升为学历程与元末新安理学之趋向

朱升既是元明之际朱元璋政权的辅翼之臣,亦对程朱理学在元末明初的传播与发展有羽翼之功。他的为学历程颇为曲折,却彰显出元代各地学术的交融互动,宣示元末新安理学的转变趋向。朱升早年学于新安诸儒,承继了元代"纂释"程朱经典的学术传统。中年以后,他积极访学江西等地名儒,在教学研习中反思元末新安理学之弊,最终弃"纂释"而入"旁注",形成其会通自得的学问特色,对元末新安理学的发展进行有益的补充。朱升的为学经历与学问转变,正体现了元末新安学术从羽翼程朱到体认圣学的重要转向。     

关于乾嘉学派历史贡献之我见

乾嘉学派以研经治史为主要内容,其历史贡献首先在于所研经史之成就和意义。经学的发展受不同时代政治影响而有汉学、有魏晋时期杂合老庄思想的玄学、有唐代佛教盛行而引佛入儒、发展到宋代达到顶点的理学等发展阶段。二千年来,它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奉为专制政治的最高教条、思想和理论基础。人们只有尊从不敢稍     

清代学术流变浅解

代学术思想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绵延不断的发展历程中是最辉煌璀璨的一个时期。先是明清之际"穷经以求道"的经世致用思想,发展到后来成只"穷经"不"求道"的乾嘉考据学;待到清朝统治日趋陷于危机之时,汉宋学之争被"汉宋兼采"之学所取代;最后,鸦片战争前夕,具有经世色彩的今文经学被时代呼唤,开始匡时救世之举。清代学术其流变,真可谓是异彩纷呈。     

宋代学术史著作和黄震对理学的总结

宋代学术史著作的出现,是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又是理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以论述理学发展为内容的学术史,是从史的角度对一定时期内的理学的变化,作了总结。适应这种总结的需要,这些著作体现出考辨学术源流的治学精神,在编纂形式上又有其精心的编排。明代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学案体学术史著作,可以说是宋代学术史著作的进一步发展。一、《伊洛渊源录》、《道命录》对学术源流的认识     

十八世纪理学官僚的论学与事功

所谓"理学官僚"是指一以贯之地讲求理学,并以理学之践履指导仕宦、治家与修身等诸多方面的官员。18世纪的理学官僚在政治与学术上相当活跃,且论学过从甚密。其经济之道根植于系统性的理学道德践履,旨在树立一种基于朱子学的教化与治理模式,由道德修为而进之于实学,由实学而发之于实政。另方面,理学官僚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实用主义态度审视门户异同之争,在推重阳明事功的同时,得以重新评价阳明学术的遗产。此种态度亦影响到理学官僚整理本朝学统的工作,涵括气节与事功的实行成为去取的标准,以期构筑复线、多元的学术谱系。随着道统解释权向皇帝的转移,士大夫"格君心"的空间日渐缩小,尹嘉铨奏父从祀案实为皇帝与理学传统的冲突,清高宗藉此重申其作为事实与价值判断最终权威的形象。理学官僚虽称"致君",然而在皇权压力下,其所行之道仍不免归于"化民成俗"。     

乾嘉时期的汉宋之"不争"与"相争"--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观察中心

本文认为 ,乾嘉时期 ,在汉宋相争的同时 ,也存在融合、兼采的一面 ,但两者之间是有层次可分的。“不争”或曰融合、兼采是在方法论上 ,“相争”或曰不可调和的对立则是在价值体系上、义理上 ,而后者正孕育着近代思想的萌芽。本文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观察中心 ,对如上问题进行了考察。     

蔡悉理学源流考

正明代蔡悉以理学闻名于世,被尊为"淮西夫子","合肥三公"之一,已有成果介绍过其生平和地位1,本文拟对其理学思想及源流做简单考证。一、理学渊源蔡悉一生为宦五十年,历官十七任,撰述达七十余种。观其为政则廉明刚正,人称"包老复出";为学则笃守程朱理学,首揭"毋自欺"为《大学》宗旨。是故,《皇明通纪》、《皇明从信录》等称之为"理学名流"。又因进呈《大学解》,诏赐为"理学名臣"2。     

晚清时期儒学的格局与谱系

关于晚清文化的研究,学界存有重新学而轻旧学。详今文经学而略汉学、理学的倾向,对儒学内部各派别的位置及其传承谱系缺乏整体把握。历史地看。晚清时期,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而处于主导地位;汉学拥有广泛的学术基础,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依旧占据传统学术的主流;今文经学的兴起虽然醒目,但其社会基础则不及理学、汉学。     

略论杨时与闽学

本文概述理学起源发展过程及在闽发展所形成的闽学,论述杨时理学思想的主要观点,阐述杨时在继承和创新、发展二程理学思想及为开创八闽理学所做出的贡献。在学术上他以二程的思想为基础和核心进行了整理和发挥,为以后的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传道上,他对后来的理学代表人物罗从彦、李侗、朱熹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在理学发展中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及其为闽学的形成发展所奠定的基础是至关重要的。     

内在理路:从尊德性到道问学——余英时与清代学术思想研究

余英时反对用"反满"和"反理学"来概括清代学术思想,主张从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考察清代学术思想.同时,余英时也不赞同钱穆只关注其"续"而忽视其"变"的"续宋"说.宋明理学与清代思想之间就其"变"的一面来说,在于成就"内圣"的途径有异:前者主"尊德性",后者主"道问学";就其"不变(续)"的一面说,则是"用"的精神在宋明与清代的绵延相续.清儒的"明道救世"理想与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宋明儒家的"内圣外王连续体"是一脉相承的."经世致用"观念是宋明理学和清代学术思想的共同生命所在,更是中国学术发展的生命所在.     

阮元调和汉宋学思想析论

阮元生当乾嘉汉学风靡之时 ,深受汉学皖派由训诂以明义理之学风的影响 ,为学扬汉抑宋 ,主张“实事求是” ,学以致用。然而作为当时学术界“山斗” ,以科举正途入仕的阮元又不满于汉学家的门户之见 ,主张调和汉宋之争。这是因为 ,一方面 ,清廷奉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哲学 ;另一方面 ,汉学末流日益脱离现实而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他主张兼采汉宋学的思想 ,对晚清学术界特别是以林伯桐、陈澧等为代表的岭南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志玄安乐经》"十观"为例看唐代景教与佛道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敦煌藏经洞所出唐代景教写本<志玄安乐经>为例就景教入唐后与佛道交涉作个案研究.论文通过对<志玄安乐经>之"十观"的研究,认为"十观"内容基本忠实于<圣经>精神,而其表述方式则可能是模仿了佛道经典,比如<观无量寿佛经>、<太玄真一本际经付嘱品卷第二>等.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知唐代景教传教士尝试融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种种努力,剖析这些努力方式与经验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也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元代关于历史盛衰之“理”的思考──论理学思潮对元代历史观的影响

古往今来对于历史的认识,总是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比如,历史是如何运动的,历史为什么是这样或那样地运动,是什么在其中起了决定的作用？这是历史观的问题,由于一个时代史学思想中的历史观与当时哲学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考察元代历史观,必须特别注意元代理学思潮对于当时史学思想的影响。在宋代兴起,并于元代成为官学的理学是由赵复北传和"北许南吴"的推动而发展起来的。元代理学继承了宋代理学思想的基本原则,通过天道观、心性观、知行论等理学范畴的阐述,对封建秩序符合"天道"的合理性,以及人们如何遵守伦理纲常、加强自我…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及治学精神

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1929),是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涌现的一个著名学术机构。与同时期其他国学机构相比,清华国学研究院既有援引西学,重建现代学术体系的一面;又有继承儒家教育理想与治学路径,结合西方知识工具,致力于阐发传统学术之特质的一面。因此,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学术社群的治学精神,皆有其鲜明的特性。     

“六经皆史”说的理学渊源及其意蕴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只有诉诸理学的语境才能获得完全的理解。程朱理学在道器的层面区分了形上之经学与形下之史学,内在地割裂了经、史的关系,最终导致理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学术流弊。从史学史上看,理学自发端以来所倡导的"经以载道"及"经本史末"不仅没有影响史学的发展,反而促成了史学的理学化转型。史学的理学化不仅在史学实践方面形成了宋代史著别具一格的理学特色,而且还在史学理论方面衍生出明代王世贞的"《六经》,史之言理者也"以及清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通过对"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系统阐释,打破了理学家"经以载道"的观念,开启了以史明道的新路向。通过追踪经、史关系自理学以来的演变过程,本文最终厘清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学渊源及其真实意蕴。     

乾嘉天算专门之学在科举考试中的渗透

尽管一般认为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被理学笼罩而呈现僵化状态,但也时常与不同时期的文化和学术相关联。康熙帝虽热衷于以天文学和数学为大宗的西学,却明确表示科举考试不能以天文、算法命题,以免阻碍天算"实学"的发展。然而,乾嘉考据学派兴起,把明末以降的西学纳入儒学知识考据的范畴,形成具有汉学范式的天算专门之学,进而渗透到科举考试当中。天算专门之学不但出现在乾嘉之际的会试、乡试和学政举行的"观风试"试题中,还出现在考生的八股文和策论答卷中,并成为对考生学问进行评判的重要标准之一。     

儒学与清初社会——读王胜军《清初庙堂理学研究》

<正>理学是儒学在宋代发展出的一种特殊形态,也称为"新儒学"。清初庙堂理学是顺治、康熙时期理学与王权之间相互斗争、妥协和结合的产物,是理学由内圣到外王的结果。学术界对研究理学与清初社会政治关系的著作有史革新《清代理学史》(上册)、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等。王胜军《清初庙堂理学研究》(岳麓书社,2015年版)则以儒学官方、民间双重性视角,从理论上对清初庙堂理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了系统分析,探讨了清初庙堂理学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及其构     

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傅斯年的宋学观与方法论述评

胡适、傅斯年运用进化史观,以现代科学方法论和史学观为依据对宋代学术加以研究和评判。胡适说,宋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论,开启中国现代学术的先河,清学与之一脉相承;朱子是影响中国近代思想最大最深的思想家;宋代的功利主义思想有着积极意义。傅斯年推崇程朱理学的"道问学"及其科学性,认为清代朴学虽然攻击宋学,其学术立场与宋学实质上是相近的;朱子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伟大贡献;宋代史学在史料考订与整理上取得重大成就,具有近代科学性,开创了近代中国史学。他们着力发掘宋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以之作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资源,体现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否认中国传统学术道德理性的价值及对中国现代学术构建的作用,是典型的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存在严重片面性和理论缺陷;他们倡导的历史进化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也不能相提并论。客观认识他们学术方法论得失,对建构当代中国人文学术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