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汉奸”事件后的抗战政见评析

陈独秀的抗战政见以其"汉奸"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汉奸"事件后,他与中共的政治对立使其前期抗战政见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演化,其抗战理论与中共的抗战实践由脱离走向严重对立,由此从发动民众的全面抗战倒退到依赖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并最终走向悲观主义的泥沼.但抗战救国仍是他思想的主旋律,他仍为中国抗战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司徒美堂与抗日战争

美洲著名爱国侨领司徒美堂为祖国抗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从九一八事变后即率先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声援自发奋起抗战的国民党官兵;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出任抗日救国侨团的首领,带领广大华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万里迢迢回国慰劳抗日军民,为祖国抗战出计献策,在途经香港陷入日军魔掌的危险时刻,表现出了铁骨铮铮的民族气节;他团结美洲洪门侨胞,报效祖国抗战,使这一古老的帮会组织焕发青春;他呼吁祖国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有力地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他是广大华侨抗日救国的领袖和楷模,其爱国思想在支援祖国抗战中进一步得到升华。     

西北回族在抗战中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北地区的回族人民通过创建抗日团体和成立抗日武装以及开展外交活动．与全国人民一起投身于抗日战争中,为赢得中华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大抗战史观”看华侨与抗日战争研究——基于《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的思考

论文从"大抗战史观"的视角出发,以《抗日战争研究》杂志刊文及其学术导向为基础,梳理分析了新世纪以来华侨与抗日战争研究的一些特点和需要加强的研究领域。论文认为,为了支持祖国抗战,海外侨胞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目前关于华侨与抗战的研究只占整个抗战史研究的极小部分,在华侨华人研究中也属薄弱环节。华侨与抗战研究宏观成果多,专题研究和实证研究较少。借鉴"大抗战史观",可以拓宽华侨与抗战研究的视野,开创研究的新领域。从时段上看,华侨与抗战研究要向前追溯、向后延展;从研究视野上看,应加强华侨在侨居地的抗日活动与反法西斯活动的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则需要进行新史料的挖掘、口述史的抢救以及社会史研究的扩充与深入,同时加强国内外合作研究。     

抗战时期的何香凝和她的儿女

名民主进步人士何香凝一生以爱国为己任,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关头之时,她不顾体弱多病。誓作祖国抗战之后援。而她的一对儿女、身为中国共产党员的廖承志和廖梦醒,更是不甘人后,与母亲并肩而立,倾尽全力投身于祖国的抗战事业中。     

爱国画家对中国抗战的贡献

抗战时期,美术宣传活动是抗战文艺中最为活跃的一环,美术工作者是抗战中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广大爱国画家不仅创作了大批反对侵略、鼓动民众起来抗战的优秀美术作品,而且还通过举办画展的方式募集捐款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甚至投笔从戎,拿起武器投身于战斗,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简析低调俱乐部

低调俱乐部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和平派分子组成的声称要"低调"的秘密组织。它的组织成员主要有汪精卫、周佛海等;他们宣传抗战悲观、仇共等思想,同时积极奔走于对日妥协、抗战必败的外交活动。南京陷落后,改名为艺文研究会,继续从事妥协活动。低调俱乐部对时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探究快乐的小学美术课堂教学

美术课作为一门独特学科的教学,知识涉及面非常广泛,和社会及日常生活的联系极为密切;其课堂教学有着很大的发挥空间和极强的创造性特征。广大的美术教师们都在积极地投身于美术新课改之中,让美术课堂呈现出快乐的教学情景,下面就我的一些感受和经验做以下阐述。     

孩子剧团:“抗战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

正1937年9月至1942年9月,在中华大地上活跃着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孩子为团员的儿童剧团。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以孩子们独特的方式积极投身于时代洪流之中,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也为后来的青少年树立了榜样。茅盾称他们"是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扣好了"人生第一粒扣子"。一、上海:在血与火中诞生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沪东临青     

陕甘宁边区的食盐运销及对边区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打破国民党当局对边区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发起了大规模食盐运销活动,这次食盐运销活动基本上是与抗战相始终的,对当时边区的贸易、财政、金融,以及军政机关供给和边区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边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抗战大后方——陕甘宁边区的稳定,为全民族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论抗战初期吕振羽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及其历史地位

论抗战初期吕振羽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及其历史地位戴开柱吕振羽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不仅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辈史学大师一道构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而且投身于革命实践,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     

抗战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赋予民众教育馆"训练民众、动员民众之重大使命"。抗战大后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民众教育馆,在蒋介石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及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下,致力于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教育;协助政府检查民众读物、剧本、宣讲资料;利用集会仪式等渠道对民众实施国民精神动员及日常生活改造,为战时民众动员与训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工作范围过于宽泛,人员缺乏专业训练,经费不足,以及部分职员工作敷衍懈怠,尤其还须面对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使民众教育馆工作力不从心。不过它毕竟是政府体制内的社会教育中心机构,较之体制外的民众教育力量,具有被政府强力推广的优势,因此在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心目中依然"比较卓异"。     

有关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评价的研讨

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评价,大致经历:积极抗战、反共准备投降、反共投降与反共抗战交替变换、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峨眉山观战下山摘桃子几个阶段.评断前后不同,是出于政治需要,随着国共关系和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国民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说影响巨大.现在抗战史学界出现了修正此说的趋势.史学研究必须从史实出发,不能以领导人物的论断为依据.     

抗战时期国民党“抗战建国”理论初探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理论上提出了"抗战建国"的主张,以此来适应新时期条件下的理论需要,这个理论与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施行的"党国"理论有一些不同。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起了一些新的变化,有了一些新的特点。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有了抗战时期的特点,有了时代的特点,民族主义为"求民族之生产独立",民权主义为"发展民力",民生主义为"谋求生产力之发展"。"抗战建国"理论并对抗战期间国民党的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社会动员视域下的民族主义话语与抗战时期华侨祖国认同的构建

论文以民族主义理论为视角,在梳理战时侨刊乡讯及华文报纸等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运用话语分析法,考察了战时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在构建华侨的祖国认同、国民政府在思想上动员华侨援助祖国抗战过程的重要作用。"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政府及社会各界为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努力争取华侨支持,积极通过侨刊乡讯、华文报刊、侨社公共活动等方式阐发民族主义话语,一方面利用领土、主权、人民三位一体的民族国家理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和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侵害,积极构建华侨与中华民国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又运用华侨与祖国间存在的血缘、历史文化等纽带,塑造华侨的祖国认同,将离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整合到抗战建国的民族复兴大业中来,夯实华侨抗战的情感和心理基础。     

中共晋冀豫根据地的"1940年整党"

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华北敌后建立一系列根据地,另一方面也面临诸多考验.在内外形势和自身诉求的共同作用下,经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推动,晋冀豫根据地在1940年开展了大规模的整党活动,并在此过程中秘密进行干部审查,对地方党组织的发展界限、党员干部去留、党政关系、干部政策走向(涉及任用、评判、干部档案制度、内部关系调整)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晋冀豫根据地"1940年整党"是对全面抗战初期组织大发展的回应与调适,沿袭了过去"自上而下""关门整党"的方式,但具体思路、办法均已发生较多转变,与嗣后的整风运动等党内整顿活动形成接续、呼应关系.     

王昆仑与战前南京的抗日救亡运动北大核心CSSCI

1933年春,身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的王昆仑,在南京秘密创办"读书会",为推动抗日救亡斗争培养领导力量,并于当年春夏之交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秋开始,王昆仑积极推动南京社会各界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1935年11月王昆仑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更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在台前幕后相继谋划和推动了南京一系列的抗日救亡活动,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进而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回忆武汉青年抗日救国会

正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日寇铁蹄踏遍中原,武汉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过着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生活。爱国的知识青年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莫不义愤填膺,切齿痛恨。我和一些爱国知识青年一道,在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后改为中原局)领导下,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活动。武汉青年参加新四军抗日抗战初期,在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即长江局,后改为南方局)及其领导的革命团队——"民族解放先锋队""青救""蚁社"和一些进步文化人,在武汉青年知识分子中做了大量的宣     

大义输财 共赴国难——抗战大后方民众献金运动

1937年,中华民族开始了全面抗战。在前方,将士们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在后方,不同地区的民众以各种方式支援抗战。但连年战争使国家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巨大,加之国民政府财政赤字,资金匮乏,国家财政出现问题。抗战大后方的民众为支援抗战,不论贫富,不分阶层,无论日常生活多么艰难困苦,都积极地节约献金,抗日救国。大后方民众的献金运动,在物质上贡献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在精神上鼓舞了前方士气,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抗战初期的重庆救国会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日本侵略军开始将其铁蹄踏入中国领土,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除了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外,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组织敌后抗战团体以支援抗战。以漆鲁鱼为代表的暂时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一批党员在重庆组织了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在其存在期间重庆救国会指导其下属组织利用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国民政府的反动行为进行斗争,还为前线抗战举行募捐、慰劳等活动。这些活动使重庆救国会逐步成为重庆大后方在抗战初期的领导核心。大量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也唤醒了重庆民众的抗日热情,掀起了重庆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