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灭蝗动员——以抗战前的江苏省为例

社会动员是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又是灾害救治的必要手段。抗战前,作为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的江苏省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为了动员民众扑灭蝗灾,江苏省进行了组织动员、宣传动员、奖励动员和情感动员,建立了一个多维立体式的社会动员网络,有利于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捕蝗行动,增强其捕蝗意识,此对治理蝗灾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由于灭蝗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区域协作机制,动员对象又更多依赖行政力量与乡村精英,动员模式存在强制性和脆弱性,故其治理成效相当有限。考察抗战前江苏省的灭蝗动员,有助于理解国民党政权的救灾模式及其社会动员能力。     

民国时期新桂系治理乡村的模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危机日益严重。各党各派纷纷提出解决农村危机的主张和方案。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以建立民团为中心和推动力,推进乡村改造和建设的治理模式颇具特色,为当时国内外人士瞩目和赞许。关于新桂系治理乡村活动,还没有专文深入研究,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著只作简单的政治定性结论,缺乏全面的分析和符合实际的认识。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新桂系治理乡村的模式及其效应,揭示其实质,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民国时期地方政权治理乡村和乡村社会演变的轨迹,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黄埔军校党军体制的创设:以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为中心

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为治理党军分离的痼疾,决议改党建校,以校建军,引入苏俄党军体制。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成为近代中国实践崭新驭军模式的开始。但在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等人的认知与践行之间,存在难以去除的隔膜。1924年初开始建立的党军体制,其制度规划与实际运行既有契合也有背离。国民党政权的军事现代化之路——党化与国家化,新旧杂糅,荆棘丛生。此后,在这种"党军""国军"的名义下,军权支配党权、政权。兼带私人属性的党军、军政关系,对国民党政权的成长与政治命运造成了重大影响。     

两宋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团”与“社”

两宋时期的国家政权对于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的政治理念、制度设计及具体实施,出台了许多新举措,整体建制与总体沿革趋势就凸显出变革特点,情况日趋细密和复杂。其中,"团"与"社"是两宋乡村治理体系中较为独特的基层建制和组织形式。     

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自上而下构筑了一条党政并行的政治双轨。但在战前,其党的组织触角基本上止于县城,而行政轨道则逐渐延伸到县以下乡村社会。国家政权的下延,与20世纪乡村政治文化生态的衰颓相激荡。自治名义下的区乡组织实际成为国家政权的行政末梢;原本偏重政治控制的保甲,最终沦为社会征取的重要工具。区乡保甲体制的相继建立,恰逢其会地为土豪劣绅提供了一个纵横驰骋的舞台。国家政权的深化与地方精英的恶化相伴随,乡村社会日益沦为贫穷与动荡交错的深渊。     

权能分担与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苏区社团

苏区社团是中共革命构建新社会战略中的重要创置,也是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另一种路径。它通过主动转移一部分权力和职能,使社团成为有限权能分担的社会共同体,与乡村政权互为依存和补充,在动员组织民众、变革社会结构、建立新意识形态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实现民众利益与乡村治理的宏大目标中发挥作用。苏区社团与乡村政权的创置和实践,开创了中共重新整合与治理乡村社会的新模式。     

党权之争与奉系军阀国民党化:1929—1931年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东北党权的归属,成为奉系能否独控东北政权的关键。国民党在东北存在着"官党"与"秘党"的双重面相。一方面,为保东北政权,奉系致力于争夺国民党东北党务领导权,使国民党成为奉系的"官党"。另一方面,对于国民党在东北的"秘党",奉系实行打击和排斥政策,企图把东北的国民党完全纳入其领导的轨道。在与国民党不断争夺东北党权的同时,奉系一步步走上了国民党化的道路。但由于利益的非一致性,使得奉系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国民党。     

由“国治”到“乡治”的桥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的乡村师范学校

1928年国民党势力进入山东后,何思源主持教育工作,其中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创立遍布全省的乡村师范学校。通过深入考察其创建过程及其教师选聘和学生招考情况,发现此举正是执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和法令的结果。国家、省、县、乡村的行政链条在新政权下得以凸显,以往被认为"形式上"的国家统一也有其实质性的内容。在国民党人看来,党已掌握国家,或者说"国已治",而乡村却濒临破产,且有他党活动其间,所以谋求"乡治"已刻不容缓。于是乡村师范学校应运而生,并且被当作"国"通往"乡"的桥梁。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农会政策评析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农会组织大力发展的时期.国共两党都把农会作为组织和发动农村社会革命的一种政治组织.但由于国共两党阶级基础不同,国民党视农会为控制农民的工具,无法建立与农民新型的直接联系.共产党则以农会为核心,把政权深入到乡村,与农民建立起了鱼水之情.两党农会政策的不同,最终影响到以后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成败.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农会政策评析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农会组织大力发展的时期。国共两党都把农会作为组织和发动农村社会革命的一种政治组织。但由于国共两党阶级基础不同，国民党视农会为控制农民的工具，无法建立与农民新型的直接联系。共产党则以农会为核心，把政权深入到乡村，与农民建立起了鱼水之情。两党农会政策的不同，最终影响到以后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成败。     

建国前后湖北农民协会述论

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农民、改造乡村的重要组织载体。解放战争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北农民协会经历了探索与初建、发展、整顿与大发展、撤销等四个阶段。从总体上看,农民协会的兴衰存续,始终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支配与制约。作为乡村社会的权力组织,农民协会有效弥补了建政过渡时期中共政党和政权组织向农村扩张不够、下移不深的局限,加强了中共对农村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     

从大历史看国民党文化选择与转变的成败

任何政党在领导政治革命和创建政权过程中,都必须做出明确的文化选择,把自己的政治纲领建筑在相应的文化"地基"之上。孙中山领导创建的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同盟会及其间组建过的中华革命党,以下提及国民党均指包括同盟会在内的广义的国民党),以彻底改造中国封建政权、建立现代性的中华民国为目标,自然也必须选择与之相应的文化体系作为一切政纲、政策和方针的基础。面对中国特殊历史环境下极为复杂的政治革命任务,国民党在革命不断遭遇严重阻碍时,曾对自己的文化选择作了反复调整,试图按选定的文化基础制定相应的大政方针,争取斗争目标的实现,但最终都未能成功。     

中国古代乡村的“被治理”——以两宋为主的探索

正近年来,在"国家治理"的学术话语模式下,关于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研究,一改过去的冷清寂寥,日渐成为一大学术热点;过去以赋役研究为中心的取径和既定模式,也日益呈现出多元的研究视角。就两宋历史时期而言,从国家的角度,自上而下地探索"乡村治理",乃存世历史文献的先天性特征所决定的——国家治理村落间的广土众民,天然缺乏农民的视角。倘若一定要就此展开研究,那么,学者难免发出巧妇无米之叹。     

专业与统战:建国初期中共对工商同业公会的改造策略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同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在1949年后,同业公会被纳入新组建的工商联体系之中继续存在.但在中共眼中,同业公会是集资产阶级性和封建行会性于一体的旧式组织,必须对其实施改造而后用.新政权在组织、人事、经费、法律、思想等方面多管齐下,重新构建同业公会与党政、工商联及会员的权力结构,将同业公会由具有独立性的社会团体改造成为工商联组织下属的专业性组织.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同业公会失去其存在的组织基础与市场基础,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卢作孚的“中国梦”

被毛泽东赞为4个"不能忘记"的实业家之一的卢作孚,早年受进步思想激励,投身革命救国;因残酷现实,继而转向民众教育和新教育试验,主张"学校不是培养学生,而是教学生如何培育社会";受挫后,致力办实业,搞"乡村现代化";1950年,因痛感国民党旧政权腐败,从香港投奔新中国政权,继续践行其"中国梦"……     

建国前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发挥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没有掌握国家政权,党只能直接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能运用直接的领导方式,即所谓"一元化"的领导方式实行党的政治领导。村级党组织领导作用主要围绕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革命的中心任务展开,组织和动员民众摧毁旧有乡村制度的安排和建立新制度,树立党在农村社会的领导权威和重建乡村秩序。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组织危机及其应对措施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在组织上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在原有存在严重不足的基础上,数量上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削弱,因而,出现了极大的组织危机。本文对危机的状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应对危机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认为,尽管国民党在加强体制建设、加强党员训练、强化国民党对政权和军队的控制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回应,使国民党从上至下,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建立起了直接控制的权力网络系统,也形成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但是,国民党借助行政和军队权力系统扩大组织规模,尤其是排斥"志愿"和遴选性的强制性做法,使组织规模的扩大采取了重数量而不重质量的方式,其结果,规模固然扩大了,但国民党组织的品质严重下降。党与军、党与政、党与群混淆不堪,流弊丛生。同时,由于国民党组织与行政、军队权力系统在形式上、人员上都严重重合,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向官僚统治和军事独裁发展。     

1928 年浙江省党政纠纷的缘起与收场

正自国民党1924年效法俄共组织模式改组到1949年丢失大陆政权,国民党的地方党政关系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过程。总的说来,1924年至1927年,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地方层级,国民党的地位要高于同级政府,至少不分伯仲。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影响大为下降,不仅不能与之抗衡,反而成为同级政府的附庸。1928年,浙江发生的这次党政纠纷,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试论中国乡村政权职能的历史变迁与内在逻辑

乡村政权作为传统的基层政权组织,是中国政治体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本文通过研究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政权职能,探索乡村政权职能变迁的内在逻辑,希望对完善当前乡村政权职能提供借鉴。     

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

干部在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中共要达成自己的政权建设目标需要建立一个忠诚且有效的干部支持体系.1940年1月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即开始自己的政权建设努力,试图通过民选方式和平且合法地改造基层政权,实现控制乡村社会、汲取乡村资源、服务抗战的目标.而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则依靠中共支持并借助"选举"渠道进入政权系统,由此构建了以中、贫农为主体结构的基层权力格局.这些新生干部尽管是中共在乡村社会最基本的依靠力量或中共革命事业最主要的承担者,但由于文化素质低下、行政经验缺乏、革命意识不强,似乎很难真正承担起中共的伟大理想.这亦充分说明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共需要不断努力破解的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