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复辟时期英国的宗教政策和“信仰自由”

16-17世纪是英国史上的多事之秋,期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涉及改革、内战、革命、复辟和政变等内容。虽然17世纪英国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但由于盲目性和消极性因素的作用,革命后的英国人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残酷现实,即克伦威尔护国摄政下的军事独裁,以及随之而来的王政复辟。但是,从查理二世到詹姆斯二世的斯图亚特复辟君主并没有接受革命的教训,他们推行的宗教政策,不是极端化就是前后矛盾,又将英国政局推上了革命的风口浪尖。这不仅表明了专制主义的顽固性,也折射出革命的局限性。1688年的光荣革命本质上只是一次"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抑或是一场代价小而影响深刻的政治变革。借助于它,英国最终抛弃了复辟王朝过时的专制主义和不得人心的宗教政策,大步走上了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的政治现代化之路。     

浅析清代君主的屡劝谏诤及其文化背景

为树立从谏如流的圣明君主形象,在灾异频仍等情境下,清代君主常下诏求言.由于满汉文化的共同熏陶,清代诸帝虽对汉族言谏文化运用自如,但并不盲从,且加以熔融与改造,他们既肯定纳谏的重要性,又认为不能博纳谏虚名,而应受纳谏之实,进而严格操控言路.     

君主的责任: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的统治

与传统史学强调玛丽一世统治时期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剧烈冲突不同,修正史学注重研究由玛丽一世策动、枢机主教雷金纳德·波尔实施的一系列天主教重建计划。修正史学在将玛丽一世塑造成天主教护教者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重要问题:英格兰主权国家借宗教改革之势而确立,宗教纷争因宗教改革而形成你死我活之势,在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之中,君主应当承担起何种责任?传统的理论要求君主维护共同体的利益,新的时代又要求统治者维护国家主权与社会和谐。用这样的标准加以衡量,玛丽女王的统治是将一己的宗教信仰强加给整个社会、将家族私利凌驾于英格兰共同体利益之上。     

晚明杭州佛教界与天主教的互动——以云栖袜宏及其弟子为例

晚明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之後对佛教始终态度苛刻,而佛教人士对天主教的反应既显迟缓又呈现从温和到强硬的转变。本文通过追溯杭州云楼寺君体（虞淳熙、袾宏及其门人）与利玛窦及杭州天主堂在二十年间的数次互动,辨析佛教界应对天主教挑战时态度的变化趋势——从忍让调和到日趋严厉,由此窥视晚明佛教的社会处境以及当江南地区同时成为佛教重地和天主教重地之后呈现的文化冲突如何影响着佛教界人士的应变方式。这种现象说明,在一个并不有意倡导文化交流的时代,两种传统遭遇之後为保持自身特色会怎样本能性地自卫。由此更应体认,文化与思想的对话应该是当今世界的基本议题。     

詹姆士一世专制主义的现实困境——三论“英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宗教因素”

詹姆士一世竭力强调君权神授理论,意在追求他作为一个外来君主继承英国王位的合法性和加强专制主义统治。在此基础上,他对内推行看似宽容,实则接近天主教的宗教政策,对外追逐和平主义,其实是屈从国际天主教势力的外交政策,这不仅违背了英国中世纪以来形成的自由传统和"王在法下"、"王在议会"的混合君主制的宪政原则,而且也严重地脱离了英吉利民族追求国家独立发展的客观实际。17世纪中期的英国革命,表面上是由外来的斯图亚特王朝这个偶然因素促成的,实际上,它是英国反传统力量与维护传统力量之间冲突的结果。固然,斯图亚特初期英国的社会矛盾尚没有尖锐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詹姆士的专制统治却埋下了日后内战与革命的种子。     

法律职业者在“英国宪政革命”中的推动作用

对于“英国宪政革命”成功的原因,大多数的研究从政治制度史的视角出发,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因素的作用上.这些研究认为,英国中产阶级的崛起、议会与王权的斗争、财政税收的矛盾以及天主教可能复辟的危险等诸多因素都与“英国宪政革命”密切相关.很少有人从司法的角度研究英国宪政问题.英国法律职业者(律师)在1678年“排斥危机”后用实际行动同专制王权进行斗争,这些鲜活的法律人用点滴并富有责任感的行为推动着英国宪政史的前进.1689年“英国宪政革命”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英国法律职业者在推动“英国宪政革命”历程中的重要角色不可忽略.     

伊丽莎白女王的反恐战争

<正>英国《BBC历史》/2014年5月刊伊丽莎白一世被誉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但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受她统治。她在位期间,罗马天主教被禁止,任何聆听天主教弼撒的人都将被罚重金或监禁。任何同罗马教廷的交往都被视为叛国。凡是在她上台(1558年)后接受罗马教职、并且居住在英国的人,都被自动视为叛国罪,面临死刑。欧洲当时普遍信仰天     

立宪乎，共和乎: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心路历程

杨度的政治主张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了急剧转向:从主张君主立宪转向赞同民主立宪,并组织共和促进会,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呼号。杨度政治主张的这种转变,是迫于客观形势的暂时策略,还是政治思想的根本转变?学界向来有不同看法。本文认为,杨度从主张君主立宪向赞同民主共和的转变,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并不是其政治主张的根本改变,更不能说他根本放弃了孜孜追求的君主立宪理想而倾向民主共和。从总体上看,杨度仍然是君主立宪的信奉者,赞同共和制度只是权宜之计,不过君主立宪的"君主"内涵有了根本不同:立宪君主不再是清帝,而是一代枭雄袁世凯。正是抱定借"君主"以实现立宪的思路,杨度才会撰写《君宪救国论》并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     

明代赐尚方剑制度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围绕着君主或权威这根主轴运动，一切制度建立和修订，总是以在位君主和权威的统治利益和运用方便为取舍标准，尽量体现和扩大君主与权威的权势。这种高度集权于上的制度，显然不能应付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社会。尤其是，当社会发生变乱时，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特殊情况下授予一些地方官吏及军事将领一定范围的专断乃至专杀的权力，就显得十分必要。“赐尚方剑”制度是明王朝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措置，被赐予尚方剑，意味着拥有者具有专杀、专断及便宜行事的权力。虽然君主不愿意将这种权力授出，但迫于形势需要，又不得不放权，是一种无奈之举。该制度既反映出君主心理的矛盾，又关系到实行时复杂的政局，是颇有特色的制度。     

1789—1879年法国政治危机浅析

以多变、复杂、深刻为特点的法国近代史,充满着政治危机。这些政治危机往往发生在政治上生死成败之关头,社会安危、国家存亡、民族盛衰的转折时刻,具有多发性、必然性和彻底性的特征。从根本上,法国近代政治危机的发生缘于社会矛盾之激化,而危机的解决,则解决了时代的核心问题,从而保证了社会的不断进步。研究法国政治危机,不仅有助于准确理解法国近代史,而且有裨于认识政治变革与经济变革、社会变革须协调并进的重要性。     

17世纪英国城市化与非农化——危机下的社会转型

17世纪英国遭遇了政治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经历了经济危机;但较之欧陆国家,英国适时地调整政治、经济结构,恢复生产秩序,成功地将危机带来的挑战转变为一种历史发展机遇.正是这一次成功使英国脱颖而出,乡村工业和城市化水平都得到较大提高,赶超了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从而奠定了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领先地位,工业革命则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逻辑后果.因此,“17世纪”是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缩小差距、实现超越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英国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略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历史作用

伊丽莎白一世是英国封建社会的一位著名君主。她自1558年加冕,至1603年谢世,执掌英国王权前后几乎达半个世纪,对英国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长期以来,不少名流、学者对伊丽莎白一世大加称誉。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先生称赞她说,“这位淑女在女性中独赋才学,既使在男性君主中亦很少见。”英国历史学家罗斯则把她同莎士比亚并列,     

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崛起与融合

在创造美利坚文明的多源移民群体中,爱尔兰人可谓独树一帜。同最早来到北美大陆创建殖民地的英格兰清教徒一样,爱尔兰人也来自与美国一洋之隔的西欧。爱尔兰移民大多因经济困窘而远渡重洋,他们文化落后,身无长技,且信奉天主教,在很长时间里为以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占主流地位的美国社会所不齿,深受歧视和排斥。但是,爱尔兰人并没有因此而沉沦或一蹶不振,而是以其特有的民族凝聚力和超凡意志,顽强地挣扎于美国社会底层,不懈地投身各项经济活动,积极参与市政建设,坚守并捍卫天主教信仰,从而使自己既崛起于美国社会又为美国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璀璨的美利坚多元文化添上了一抹浓重、亮丽的色彩。     

清初社会传闻与皇权干预

清初(1644—1722),中国社会经历了由乱而治的转变,在这场社会变革中,两代君主——顺治与康熙皇帝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均有一系列举措,着力调整明末以来混乱的社会局势,以图恢复经济发展、稳定社会局势、巩固统治根基,并进而重建统治     

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博物馆对外展览:作用与挑战

在国际关系视角下,博物馆对外展览既可以被归为服务于一国对外政策的文化外交,也可以被归为致力于长远宏观目标的人文交流.每个对外展览因动因不同,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通常作用包括形塑国家形象、搭建沟通桥梁、增进相互理解.与此同时,国内外政治形势、法律框架、国家政策等都是对外展览发生的重要背景和能够发生的决定条件,而展览能否真正改变观众的行为或态度又受到文化偏见的干扰,这就造成了博物馆对外展览影响力的不可控性和缓释性.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博物馆作为民族国家的形象代表,应当致力于在更高层次上将独特性转化成普遍性,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其他社会和文化同样注重的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灵验与认同—对京西桑村天主教群体的考察

“灵验”是天主教切入乡土社会的重要方式,在天主教信仰与乡土社会的传统、乡民的心理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灵验勾连着两个具有不同象征符号及行为实践的信仰体系。灵验与奇迹的实际功效,契合了乡民的心理,也使得天主教在乡土社会中获得了一定的灵力资本。灵验事件的生产和讲述强化了教友的身份认同。通过对京西斋堂川地区一个天主教村落的考察,可以探究灵验之于乡村天主教信徒日常生活的意义,以及天主教嵌入乡土社会的文化逻辑。     

试论英国资产阶级内战中的独立派

英国资产阶级内战时期(1640—1688)的独立派是代表中等新贵族和中等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在革命初期,独立派与长老派联合,利用国会与国王进行斗争。长老派掌权后,独立派又与平等派联合在一起推动英国内战向前发展。推翻长老派后,独立派一方面坚决打击王党分子的复辟活动,一方面又残酷镇压了平等派的运动。最终,独立派建立了以克伦威尔为"护国公"的军事独裁体制,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独立派销声匿迹。     

复辟时期的英国财政与税收史研究评述

复辟时期是英国财政与税收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时代.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复辟时期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深入探究.总体性、贯通性研究和专题性研究都成果斐然.研究主要集中在复辟王权财政状况、财政收入的税收和非税收构成、财政管理、复辟时期财政税收的性质和地位等方面.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维度对复辟时期的财政税收展开研究,亦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论约瑟夫·张伯伦的激进主义

论约瑟夫·张伯伦的激进主义李季山１９世纪后期至２０世纪初,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后的又一次重大转变。英国资本主义制度此时开始发生阶段性变化,即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变。国家开始在整个社会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自由放任（Ｌａｉｓｓｅｚ－ｆａｉｒｅ）...     

由技术而观念:注射知识与实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近代注射知识与实践是西方医学传入的重要内容之一。晚清与民国时期,来华传教士、医学界及医药业等采用多种传播手段与途径,传播注射疗法。社会大众在疗效的对比中,对注射疗法的态度总体经历从怀疑到认可的转变过程,又兼有既接纳又排斥的复杂面相。同时,注射知识在华传播也丰富了大众及专业词汇,改造了"注射"一词的含义,其滥用还引发各级政府对注射器具的政策转变与制度化努力。由此,注射疗法兼具表层文化的工具性和深层文化的价值性,其在华传播经历了由治病而攻心、由技术而观念的过程,体现了技术进步、大众观念、社会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