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话说中华第一龙

玉免喜送千禧年,群龙盛迎新世纪。在千禧龙年到来之际,自称为龙的传人的我们不禁笑问：龙究竟为何物？世上到底有没有龙？中华民族为什么如此崇尚龙？……近日,笔者专程赶到了“龙乡”—— “中华第一龙”震惊全世界,国务院将其陈列博物馆 走进北京历史博物馆展览室,赫然映入眼帘的第一件文物,便是陈列榜首的１９８７年出土河南淮阳市的“中华第一龙”。 １９８７年７月,地处黄河中下游,豫鲁交界的淄阳市在市区西南西水坡修建引黄供水调节地时,突然发现一个古老的部落居住遗址。河南省政府闻讯,高度重视,立即调集了众多的历史文…     

青州龙兴寺造像中龙的名称、造型来源及流行原因

量雕刻头下尾上的龙形象是青州龙兴寺造像的一大显著特征。对于这种龙的名称,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考证知,此龙应称“倒龙”。倒龙造型来源于星空东宫龙宿;流行原因与古代青州地区的青龙崇拜大有关系。     

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研究

二里头文化的“龙”遗存,尤其是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和绿松石铜牌饰,是当时社会贵族中个别人使用的一种表明其有专门技能、特殊身份的特殊物品,可能与驯养过“龙”有关,其拥有者与当时的王室或“王”有一定的关系。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的直接源头可能是在陶寺文化中,但“龙”遗存的社会地位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下降了,这可能反映了“龙”意识观念的逐渐淡薄。     

补释甲骨文“ ”字并论商代与之相关的社会观念

甲骨文从“ ”从龙的“ ”字不应当混同于一般的龙字,应以前辈专家所释定为“ ”字,但它的意思并非如前人所言的假借为“宠”,而是指受帝令驱使的龙神,其作用在于受帝指使而向某邑某地降旱。它应当是汉朝时人所说的那种因为有“尺木”而可以“升天”的龙。所谓“尺木”就是龙头部的如博山形的装饰物,正和此字造形相似。孔子所谓“龙刑（形） （迁）,睱 （假）宾于帝”的说法与今所见甲骨卜辞关于“ ”的全部七条记载是符合的。卜辞的作“土龙”与“荐龙”的记载与《易·乾卦》“群龙无首,吉”的说法,都是商代“龙”观念的表现。夏商两代文化有不少差异,龙观念的不同是为其一。     

“四川客家龙”和火龙节

1999年“世界旅游日”,“四川客家龙”在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和中央电视台荧幕上第一次亮相,就博得满堂彩,使客家龙开始崭露头角。千禧龙年春节,以客家龙为“主角”的首届“四川客家火龙节”的隆重举行,使其再一次大展风采。有关媒体频频专版、专题报道,更使这一客家文化和中国龙舞艺术的奇葩成为人们关注和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客家龙如此精采,为什么过去鲜为人知?它从何而来,它的发祥地、起源、演变和发展的情况又如何?客家龙与北龙、南龙比较,有何特点,     

补释甲骨文“■”字并论商代与之相关的社会观念

甲骨文从“■”从龙的“■”字不应当混同于一般的龙字,应以前辈专家所释定为“■”字,但它的意思并非如前人所言的假借为“宠”,而是指受帝令驱使的龙神,其作用在于受帝指使而向某邑某地降旱。它应当是汉朝时人所说的那种因为有“尺木”而可以“升天”的龙。所谓“尺木”就是龙头部的如博山形的装饰物,正和此字造形相似。孔子所谓“龙刑(形)■(迁),睱 (假)宾于帝”的说法与今所见甲骨卜辞关于“■”的全部七条记载是符合的。卜辞的作“土龙”与“荐龙”的记载与《易·乾卦》“群龙无首,吉”的说法,都是商代“龙”观念的表现。夏商两代文化有不少差异,龙观念的不同是为其一。     

八十年代上京的两条“夜郎龙”

夜郎故地,民间耍龙的传统天长地久。 改革开放的春风,托起了两条“夜郎龙”,披着夜郎神秘的面纱,裹着夜郎大地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决意“自大”的豪气,腾空而起,飞过高山,飞越大河,直飞燕地,直飞古都…… 在首都北京工人体育馆那椭圆形的大厅里,在古都秋阳高照的上空,回荡着一句高昂的声音:“贵州高原飞来了一条蝴蝶龙……。”     

四川九龙县查尔村发现石棺葬墓地

九龙县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东南部,县城驻地呷尔镇,距成都614公里,距康定252公里,县城海拔2987米。九龙藏语称“吉日宗”,并有奇b龙、结署绒之称。含义为“八角”。据载,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西藏喇嘛来康区传教,在今汤古乡中古村建“吉日寺”,故称“吉日宗”。“九龙”称谓,系设置九龙设治局时,所划辖地包括：菩萨龙、三安龙、麦地龙、墨地龙、三盖龙、八阿龙、迷窝龙、洪坝龙、湾坝龙等9个村寨,均含“龙”字音而得名。     

金代铜坐龙的发现与研究

在中国的龙文化研究中,金代的龙纹形象一直包含在宋代龙纹的研究范畴中,宋代又是中国龙形象的定型时期,近年来连续发现的金代铜坐龙,对于中国龙文化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将唐、宋、辽、金代出土的坐龙的形态特征、出土地点、时代背景作以对比研究,得出金代铜坐龙是渊源于辽代的坐龙、受宋代坐龙影响的、包含了女真族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龙的形象,并探索出其发展演变规律及具有守护功用的价值.     

卢圩看炮龙

炮“龙”这项卢圩人喜爱的春节狂欢活动,从古镇开始兴盛的明代就有了,几百年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据说约在1664年,卢氏三兄弟因为谋生,由广东水花门楼搬迁到宾阳卢圩,由于他们的家乡有在正月十一舞龙的民俗,所以有了家底后的卢氏长者便把这一习俗移植到宾阳并结合了当地的壮族文化,形成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炮龙”。[编者按]     

客家围龙屋：天人合一的中国典型民居

客家民居是客家历史文化的缩影．是一种凝回的艺术．客家民居类型多样,有围龙屋、围屋、土楼、五风楼、走马楼、四角楼等,其中以围龙屋存世最多也最著名。客家围龙屋与北京的“四合院”、陕北的“窑洞”、广西的“干栏式”、云南的“一颗印”．并称为中国五大传统特色民居、     

厚街桥头端午舞木龙

东莞人喜舞各种各样的龙。清代《东莞王氏鳌台族谱》记载：“端阳后三日,乡之农人刻木为龙,招集四方,互相角戏,士女环视如堵,亦胜事也。”[第一段]     

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实践探索：以“追龙”战略为例

中共二十大报告从根本性质、基本特征、本质要求、战略安排等维度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由来已久，广东的“追龙”战略即为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的范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广东要用二十年追赶亚洲“四小龙”的“追龙”构想，要求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追龙”战略从提出之初就打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烙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具体实施又是一个渐进式发展的结合中国国情不断调整实现目标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化对现代化认识的过程，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拓展了现代化的内涵和实现途径，有效克服了西方现代化路径的局限性。     

龙生九子不成龙

很奇怪,最近几年不知怎么的,“龙生九子”也成了一热,弄个什么怪物就说是“龙九子之一”,好像在“三不管”的地界发现了天潢贵胄似的。而且只要一封为“龙子”,哪怕是驮着谀墓的大石碑,也自觉有了“最后的名媛”似的光彩了。但是西洋镜就怕戳破,戳破了就什么也不是。因为“龙生九子”这只是半句话,后面半句的“不成龙”才是要害!     

汉阳高龙，等待拯救的千年遗产

武汉汉阳高龙,因独特的造型、独特的表演艺术和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名扬全国。然而,这项独特的春节民俗文化活动,在上世纪曾一度中断表演,目前更是因为后继乏人和保护乏力,濒临失传。“汉阳高龙独树一帜,是中国龙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仅仅依靠民间艺人的坚守是不够的。”[编者按]     

客家民居胎土与生殖崇拜

客家民居的围龙屋和五风楼中,均有一处称为胎土（或称化胎、花胎、花头）的所在）,其位置在中轴线上的祖堂之后形如半月,高于祖堂地平。若其后无围龙屋,则呈士丘状;若后有围龙屋,则呈龟背状。据民同16年（1927年）《兴宁东门罗族旗谱》云：化胎,即在“龙厅以下,祖堂之上,填其地为斜坡状,意谓地势至此,变化而有胎息。”在祖宗的神龛下方或祖公厅后面的花胎上,都安有龙神,让其与祖宗一样,享受长年香火。“胎土”乃客家民居的“龙脉”和风水要点。其化渊源十分久远,乃源自古代先民的生殖崇拜化。     

“龙睛”还是“龙井”？

“龙睛”是金鱼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大品种,俩眼球特大,左右凸出,后来又发展出“蝶尾”品类,尾长且宽大,在水中游动时如翩翩起舞。如果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我们的剪纸、年画上出现的金鱼基本上都是照这个体态描画的。据说,这种金鱼因为眼球凸出,好似想象中的龙的眼睛,才得名“龙睛”。与中国人的图腾“龙”沾上了关系,自然不是寻常鱼可比,它不但足中圈金鱼最具代表性的品种,甚至一度成为金鱼的通称。     

龙文化与龙的传人

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以龙为祖,惟龙是尊,龙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在我国的内蒙古、甘肃、辽宁等北方地区,先后出现了陶器的龙花纹,玉龙,贝壳摆成的龙。但目前我们对原始龙形变化规律认识还仅限于五千年前的实物资料。伏羲的形象古籍中的记载很多,这些记载的共同点就是指出伏羲氏是蛇身或龙身,人首或人面。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壳龙、甘肃甘谷     

何处是龙标——王昌龄贬地考

向有“诗家夫子”美称的盛唐诗人王昌龄,“孤洁恬澹,与物无伤”,“一片冰心在玉壶”。但他一生仕途坎坷,“屡见贬斥”,晚年竟因所谓“不矜细行,谤议沸腾”而“垂历遐荒”,再度远滴龙标。对于王昌龄的不幸遭遇,他的诗友李白深表同情,曾馈以著名七绝《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简称《遥寄》诗)。诗云:“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何处是龙标呢?注家公认,龙标是现在的湖南省黔阳县。’欲知龙标真实所在,非将夜郎一并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而夜郎所在,则众说纷纭,莫     

景观与地方认同的建构——以桐城龙眠山为例

自然景观可以经由人的活动变为文化空间,反过来对地域社会产生影响。桐城县北郊的龙眠山凭借李公麟等乡贤的文化赋值和优美的自然风景,成为桐城的重要“景观”,对桐城的日常生活和家族发展影响深远。随着地域社会的发展,“龙眠”这一文化意象融入士人的身份意识和地方文献的编纂中,成为构建地方认同的工具。通过考察明清时期桐城士人围绕龙眠山进行的日常活动和历史书写,探究自然景观进入社会生活的途径、景观在构建地方认同中的作用以及景观对区域社会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