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元勋纪念研究——以陈英士、朱执信、廖仲恺为例

国民党十分注重对本党元勋的纪念,陈英士、朱执信、廖仲恺三位元勋的牺牲纪念日被确定为国民党的革命纪念日,纪念仪式上升到制度化的层面。国民党在元勋纪念所塑造的元勋形象,与其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精神高度一致。国民党的元勋纪念,本质上服务于提高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威信,服务于增强国民党的凝聚力,服务于巩固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     

哈尔滨国民党改组派

一、哈尔滨国民党改组派的形成 国民党改组派,又称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别。其骨干分子之一朱霁青为东北籍国民党元老,曾为组建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1925年国民党哈尔滨特别市党部建立时,曾担任市党部负责人,并参加了支援郭松龄反奉倒戈活动,自任东北国民自治军总司令。该司令部就设在哈尔滨道里区外国七道街7号。朱霁青在东北和哈尔滨国民党人中很有威信,在他的影响下,在哈尔滨的很多国民党人参加了改组派。国民党早期党员王里封就是其中一个。     

国民党海军舰艇四宗起义失败始末

<正>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海军在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中的节节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内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以及国民党海军内部的各种矛盾激化,特别是由于中共的各级组织和人民解放军敌工部门,主动积极而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瓦解敌军工作,于是国民党海军也和国民党陆军、空军一样,纷纷起义、投诚。从1949年2月至12     

老作家过上了新生活

解放以前,作家们不仅生活贫苦,在政治上也饱受国民党的迫害。进步作家被特务盯梢是常事。发表作品,还要经过国民党审查机关的审查。臧克家同志说,一个作品被国民党七删八改,印出来连自己都认不得。陈白尘同志也谈到国民党在1942年对重庆进步戏剧运动的压迫。他说,那时候,郭沫若、阳翰笙、曹禺、夏衍和他自己创作的剧本,都被国民党审查机关的红笔删过。     

国民党实权派的哲学思想（1925—1949）

国民党实权派的哲学思想（１９２５—１９４９）杨慧清国民党实权派,是相对于国民党内胡汉民派、汪精卫派、阎锡山派等其他派别而言,指以蒋介石为首的掌握国民党实际统治权力的一派。国民党内派别林立,争斗激烈。蒋介石派能在其中取得实际控制权,并能统治中国社会达２...     

略论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党营事业

党营事业是由国民党投资、为国民党所管控和利用的事业类型。党营文化事业与党营经济事业是党营事业的一体两面,共同组成国民党庞大的党营事业体系。前者是以宣传党义,领导和控制舆论为主要任务的国民党文宣机构的所属事业,包括新闻报刊事业、出版印刷事业、电影广播通讯事业等。后者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创设的盈利性经济企业。它以合法取得盈余充作党务经费而实现企业养党为宗旨,大致可分为工厂实业、金融事业和商贸运销事业三类。二者在筹办的历史背景、规模体系、所担负的政治使命与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诸多分际。国民党创立党营事业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与有效维护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但规模庞大的党营事业体系未能挽国民党于大厦将倾,并最终随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而幻化成历史的云烟。     

党权之争与奉系军阀国民党化:1929—1931年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东北党权的归属,成为奉系能否独控东北政权的关键。国民党在东北存在着"官党"与"秘党"的双重面相。一方面,为保东北政权,奉系致力于争夺国民党东北党务领导权,使国民党成为奉系的"官党"。另一方面,对于国民党在东北的"秘党",奉系实行打击和排斥政策,企图把东北的国民党完全纳入其领导的轨道。在与国民党不断争夺东北党权的同时,奉系一步步走上了国民党化的道路。但由于利益的非一致性,使得奉系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哈尔滨

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承认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共同领导当地的革命运动,支持北伐战争。     

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如果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县及县以下的国民党地方基层党部,可以在呈现国民党组织发展普遍特征的同时,进一步解释其在基层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从1927—1931年浙江国民党的党务发展中可见,即使如浙江这样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在城乡分布上亦极不均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和金华、衢州等相对落后地区又表现各异。"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各地党部往往借助旧议会的权力转移、宗族和地方派系深入地方,这也成为国民党党部尤其是落后地区党部嵌入地方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浙江发达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远不如落后地区;受"强人政治"的影响,浙江落后地区的地方党部往往在党政冲突中处于强势。浙江国民党的"嵌入史",可为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艰难的新生——驻营口国民党五十八师起义始末

正1947年5月至1948年初,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强大攻势,取得了重大胜利。东北地区国民党军被迫龟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据点,苟延残喘。当时被国民党军占领的营口市,交通已被解放军切断,国民党军内缺粮草,外无援兵,人心惶惶。敌守军嫡系与非嫡系矛盾加深,形同水火。国民党五十八师系国民党东北行辕下属第四纵队,后改为暂编五十八师。战时曾分别由国民党新六军、五十二军指挥。此时该师已处于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共中央东北局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通过地下工作人     

《新路》同人的政治态度论析

《新路》杂志是大革命失败后,第一份批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论性刊物。以此为中心的民主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展开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抨击,但认真分析其对国民党现实政治的批判,可以发现其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并不仅是批判那么简单,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要求,现实追求和理想政治的矛盾冲突使他们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呈现既维护又批判的复杂性。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基层控制政策的新趋向——兼论中共相关政策对其的影响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严密组织以及有效的民众动员力,就给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国共分裂后,中共充分发挥了民众动员的能力,走上了武装割据的道路,作为竞争对手,中共在基层社会成功的动员和组织经验给国民党以极大的刺激,国民党在1930年代后期以及1940年代所采取的诸如严密地方组织,提高国民党党部在地方行政活动中的地位以及在基层民众中发展国民党党员,将国民党势力渗入各种民众团体之中,博取民众对于国民党的同情等新政策,明显受到中共相关政策的触动。国民党对中共相关政策的借鉴程度,与中共的实力发展基本呈正相关状态,但由于国民党工作重心与体制的不同,中共成功经验的精髓并不为国民党所掌握,相关政策多停留在文本上。由于国民党不便于公开宣称向被他们污蔑为"共匪"的竞争对手学习,因此中共相关政策对国民党的影响长期为公众所忽略。     

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1932—1936）

“新国民党”是1930年代初期胡汉民等人在国民党内建立的以“抗日”、“反蒋”、“剿共”为主张的政治团体。本作已以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基本史料,对“新国民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为系列论之一。它重点探讨“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内容包括：“新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成员及其以天津为中心的基本活动;地方实力派(冯玉祥、方振武等)与“新国民党”的关系;并对北方“新国民党”活动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分析。     

来凤档案馆发现民国时期的《神农架探察报告》

一份具有一定价值的民国时期《神农架探察报告》新近在湖北省来凤县档案馆发现。新发现的这份报告是一份神农架地区的综合探察报告。它是由国民党湖北房县县府组织的,有原国民党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所、国民党湖北农业改进所、国民党鄂北农场派专家参     

难当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与总编

1928年,国民党宣布在全国实行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方针,相应地,在新闻宣传领域提出了国民党“以党治报”的方针,规定非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指导与行政管理,其目的在于镇压进步的和不同政见的报刊,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同时限制民营新闻事业,控制全国的舆论宣传。     

苏俄顾问、中共党员与党军体制的发端

国民党1924年引入苏俄党军体制、接纳中共党员,其目的是矫正以往的党务、军事之弊,更重要的是以此换取苏俄金钱和武器的援助。国民党这种另类的"西体中用",背后折射出苏俄和国民党相互戒备、各取所需,在现实利益的基础上走到一起的因果关联。双方此时利益的粘合,又为彼时利益的冲突,埋下了根本无法纾解的巨结。1924年发端的党军体制,自始即为国民党所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则陷入孙中山及国民党预设的陷阱。党军体制的命运,取决于未来国民党的军事征战进程。     

山西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研究概述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仍是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关于山西的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研究成果更少。本文主要介绍研究山西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概况,包括海外、大陆、台湾的概况。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组织危机及其应对措施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在组织上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在原有存在严重不足的基础上,数量上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削弱,因而,出现了极大的组织危机。本文对危机的状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应对危机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认为,尽管国民党在加强体制建设、加强党员训练、强化国民党对政权和军队的控制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回应,使国民党从上至下,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建立起了直接控制的权力网络系统,也形成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但是,国民党借助行政和军队权力系统扩大组织规模,尤其是排斥"志愿"和遴选性的强制性做法,使组织规模的扩大采取了重数量而不重质量的方式,其结果,规模固然扩大了,但国民党组织的品质严重下降。党与军、党与政、党与群混淆不堪,流弊丛生。同时,由于国民党组织与行政、军队权力系统在形式上、人员上都严重重合,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向官僚统治和军事独裁发展。     

影艺的政治:一九三○年代中期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

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成立,是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建立之后,在左翼电影勃兴的现实威胁下更趋保守的反映,也是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形成并完善的重要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国民党对电影的集中管理与控制。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既有对前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工作的继承性,也有其自身工作的拓展性。就国民党创设其初衷而言,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自有其成效,但又并不完全似国民党当初之预期。     

1928——193O年中国国民党党员总登记

1927年4月,国民党开始“清党”,其中,党员登记是“清党”、整理党务的中心。国民党意欲通过此举纯化党员成分,强化党员意识,统计全国党员数量。经过党员总登记后,国民党党员数量、社会结构及党员分布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