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时教育思潮与战时教育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教育界为配合军事斗争,为教育适应抗战之需与夺取抗战胜利献计献策,形成了强劲的战时教育思潮。他们适时地提出了颇有历史意义的教育应当深刻反省,"战时需作平时看","平时需作战时看"和不宜以大学生作兵员等极富建设性的建议,保证了抗战时期各级各类教育的持续发展,而不是因为抗战而全面停辍,从而为抗战建国储备和培育了有生力量。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战时体制探析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规定"改定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育"。高等教育纳入战时体制,一方面适应国家战时政治、经济体制的需要;一方面培养了大批军事、医疗人才,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才上的保障。     

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关于战时经济建设的工作报告(上)

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抗战建国的基本方针。据此新组建的经济部于6月拟定了《抗战建国之经济建设工作报告》,这是战时国统区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从经济行政、农业、工矿业、商业、水利五个方面,总结了以往经济建设的成就,阐明了由平时经济转入战时经济的具体方针、政策。国民党政厨战时经济建设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史学界对此所见不同。为此,本刊自本期起,特将该报告分批刊布。文中标点皆为原件所有,未予变动。     

抗战初期在武汉出版的报刊目录

名称编者创刊时间抗战到底（半月刊抗战（周刊）老向、何容938抗战行动（旬刊）抗敌（周刊）抗战画刊抗战儿童（旬刊）抗战漫画抗战通讯抗战军人（半月刊抗战晚报战斗（旬刊）战时乡村（旬刊）战时文化（半月刊战时日本战时教育（旬刊）战时妇女（旬刊）战友（七日刊）每周评论     

论蒋介石与战时行政三联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为实现抗战建国,成立中央设计局和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推行行政三联制,强调计划、实施与考核三个环节的相互联系,以提高行政效率。蒋介石对行政三联制做了充足的准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现代化的理念。但行政设计宏大,受战时环境及经费所限,实施倍感艰难;考核流于形式,难以充分调动行政人员积极性,行政三联制未能发挥实效。通过行政三联制的考察可反思蒋介石在战时的政治理念与现实的背离,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国民政府缺乏实事求是的行政风尚。     

抗战时期四川手工棉纺织业的暂时繁荣

抗战爆发前,四川手工棉纺织业已经衰微,手工纺纱因无利可图被生产者所弃,同时部分手工织布因技术有所改进而得以继续存在。抗战爆发特别是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后,四川成为其"抗战建国"的重要基地,军需民用浩繁使棉纺织品需求激增。但是,四川原有的棉纺织生产能力无法满足战时需求,其中棉纱短缺尤为严重,国民政府希望通过提倡手工棉纺织业满足战时所需的同时稳定市场与社会秩序。在政府政策措施的刺激下,四川手工棉纺织业不仅起死回生且部分技术较之战前还有所改进,在战时棉纺织品的供应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这只是战时机器棉纺织特别是机纱生产能力不足情况下的暂时繁荣,其技术进步不具有可持续性,并非战前四川半工业化现象的延续,更未如战前中东部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一样形成半工业化模式。     

试析抗战时期省立福建大学倡办与撤销原因

民国26年(1937年)抗战初起,福建省社会经济建设与人才供应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为培养人才并响应战时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的号召,福建省政府拟建一所具有医学院、法学院、农学院的省属综合性大学——省立福建大学。该校在筹备初期便存在经费不足问题,自校址选择始有经费顾虑,虽完成了法学院的校舍建筑与医学院校舍的修葺搬迁,但终因经费不足无力建成农学院。期间又因征地估价不足,与农民发生纠纷。经费问题是战时省立福建大学倡办与撤销的重要因素,并折射出抗战时期重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纠葛。     

全面抗战前后福建电影教育述略

20世纪30年代,福建电影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手段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福建电影教育并未因战争陷入停顿,而是因应抗战的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首先,为适应战时环境,福建电影教育组织机构不断调整变化,其主管机关先后经历了电化教育委员会、民众教育处、战时民众教育处、军管区国民军训处、电化教育服务处等时期。其次,在教育影片摄制方面,前期主要以乡土题材为中心,全面抗战后纳入了抗敌题材,并以之为中心。最后,全面抗战后广泛采用巡回等方式进行施教工作,宣传抗日。抗战爆发后,福建电影教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发民众抗战热情的作用,为动员民众、支援抗战作出了贡献。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的党务整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蒋介石命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党务整顿.朱家骅通过组织与人事的调整,试图控制各省市党部,加强基层党部的督察,树立党部形象；提高县市书记长地位,推进基层党政融合.朱家骅的党务整顿受战时政治环境之限制,党内派系严重.在平衡派系政治的需要下,党务整顿被蒋介石所废止,但开启了战后党务革新与改造的先河.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社会行政机构改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进行社会行政机构的改革。社会部的成立是战时行政改革的创举。改革中存在诸多分歧与妥协,如厘清社会行政机构的事权冲突、关于省政府设置社会行政机构的分歧、社会部和行政院有关运行经费与机构设置分歧等。抗战结束时,社会行政机构在省县尚未完成普设。改革虽有行政现代化的趋势,但改革遭遇困境,未能奠定建国基础。究其原因,改革主要受抗战政治环境之明显制约,改革缺乏明确的负责中心,也与蒋介石个人对改革的认知有关。战后的国民政府面对更为局促的政治环境,推进社会行政机构改革,以加强社会建设,收拢人心,前景更为暗淡。     

杨森主黔原因探析

1944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杨森为贵州省主席。杨森既非蒋介石嫡系,又非其同乡,却能够出掌贵州省政。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主要考虑了巩固战时国防,加强地方建设,实现抗战建国目标;彻底解决西南地方势力,实现国家统一和杨森的个人经历及其与蒋介石的关系等几方面因素。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参谋教育体系初探

战时国民党军事教育为抗战中的中国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参谋教育因其专业性,显得更为重要。一般认为军令系统是军队大脑,参谋教育无异于为大脑提供脑细胞。军令部主管战时参谋业务,兼及参谋教育。在军令部主持下,形成了陆军大学、参谋补习班、特训班为主轴的高中低三个层次的战时参谋教育体系,军令部在参谋教育体系规范的建立、参谋教育部门的监管、毕业人员管理以及战时战术思想统一方面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从而为各级参谋部门培养了大量人才。当然,军令部战时参谋教育也存在自身的缺憾。战时参谋教育可谓战时军事教育的缩影,能够展示烽火年代军事人才培养的点滴侧影,体现中国国民党军事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资源委员会战时重工业建设的资金来源

资源委员会战时重工业建设的资金来源王卫星资源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于抗战爆发前创办的主管国防重工业建设的经济机构。早在抗战前,它就开始有目的地筹办国防重工业厂矿。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时的需要,资源委员会在大后方兴办了众多的国防重工业厂矿。在战时财政十分...     

论抗战时期的湘西教育

抗战期间,湘西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教育一改战前落后状态,获得重大发展。教育走向大众,在湘西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完备的学前、小学、中等、职业、师范和高等教育等现代教育层次,现代教育体系、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得以确立,湘西教育的现代转型最终完成。战时湘西教育的现代开展,不仅培养了大量适应战时需要的人才,为民族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强化了湘西各族的中华一体感和民族国家认同,推动了后来湘西现代教育的全面发展。     

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政制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把已建立十年的国民政府改建为权力空前集中的战时政权,这是作为世界大战参战国所需要的非常政治体制。但是这个曾一度获得全国认可的战时政权并未利用其特有的机动性和战争带来的特殊条件把国家引向团结与繁荣。它经历了由有一定生气和权威性的抗战建国领导中心向日益专制和腐朽的一党专政工具转化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它在战后走向彻底崩溃的命运。对这一由盛而衰的转化过程作客观探讨颇具意义。本文试图从国民党战时政制本身的特征及演变方面作     

社会动员视域下的民族主义话语与抗战时期华侨祖国认同的构建

论文以民族主义理论为视角,在梳理战时侨刊乡讯及华文报纸等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运用话语分析法,考察了战时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在构建华侨的祖国认同、国民政府在思想上动员华侨援助祖国抗战过程的重要作用。"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政府及社会各界为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努力争取华侨支持,积极通过侨刊乡讯、华文报刊、侨社公共活动等方式阐发民族主义话语,一方面利用领土、主权、人民三位一体的民族国家理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和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侵害,积极构建华侨与中华民国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又运用华侨与祖国间存在的血缘、历史文化等纽带,塑造华侨的祖国认同,将离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整合到抗战建国的民族复兴大业中来,夯实华侨抗战的情感和心理基础。     

抗战大后方金融网中的县银行建设

民国时期的县银行,虽发端于1915年,然而一直发展迟缓,直到1940年1月20日《县银行法》颁布之后,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才有了较快发展,并达到一个小高潮。本文认为：战时县银行在大后方的推设是国民政府构建战时大后方金融网的重要举措,也是实施战时新县制的配套措施,根本目的是厚植抗战建国的物质基础。县银行战时的大量出现是在特殊背景下政府不遗余力倡导的结果;县银行的发展推动了大后方金融网络的建设,并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战时县银行的发展主要集中于大后方的四川与陕西两省,尽管其分布趋势很不平衡,但对于改变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区域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仍有着积极意义。     

民族化与世界化:战时历史教育的两种趋向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历史教育如何为救亡图存发挥积极作用,成为朝野关注的重点。战时历史教育逐渐演变为民族主义历史教育,其内容之民族化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讲述中华民族的光荣史迹、讲述中国各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大幅度增加近百年国耻史的篇幅、褒扬中国历史上的先贤先烈及英雄人物、从地理环境讲述中国历史变迁,成为战时历史教育的主要内容。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颁布的新历史课程标准体现了实施民族主义历史教育的目标导向,而依据新课标编撰审定的战时历史教科书同样突出了其宣扬民族主义之功能,这些都使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得以普遍推行。民族主义历史教育成为主潮之后,历史教育的世界化趋向并未中绝,新历史课标及相关教科书不仅仍然注意培养学生的世界观念与国际眼光,至抗战后期,为了矫正狭隘民族主义的偏向,历史教育之世界化趋向还逐渐得到强化。     

“虽古而新”:战时六艺教育思想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出现的"回归传统"思潮,加上改善社会风气、缓解教育问题的现实需要,促使六艺教育思想应时而生,并具有"虽古而新"的特征。战时六艺教育思想的内容涉及救国教育、建国教育以及军事教育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张力,成为活跃的思想资源。国民政府将其纳入战时教育体系中,社会各界也积极开展多种活动和理论反思。战时六艺教育思想的出现与隐没,揭示出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古今联动,其所带来的深刻思考,为今后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与历史智慧。     

家国春秋：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亚华侨教育研究

东南亚华侨群体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内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贡献离不开华侨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抗战期间,东南亚华侨教育虽历经坎坷,但始终没有中断。其教育主题、内容始终带有鲜明的家国色彩,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战时教育是其教育的基调和灵魂。在华侨社会和国民政府的相互扶持下,华侨教育凝聚了海外侨民的救亡母邦意识,推动了华侨子弟的海外抗日运动,并直接培育了大批华侨抗日力量,为国内抗战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