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公羊学大师,司马迁曾闻道于董仲舒。拙文仅就司马迁和董仲舒二人思想的承续及区别,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以礼说《春秋》”实发于司马迁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四《春秋》的《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一节,引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壶遂提出的“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问题时的内容后,评论说:“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并且说“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     

就初中历史课本对董仲舒的评介略抒管见

初中历史课本第一份（人教版）第20课《昌盛的秦汉文化》（121页）,对我国西汉哲学家董仲舒有一段文字评述。原文是：“西汉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为神化封建皇帝,麻痹人民,也宣扬迷信思想,他说,天和人之间是息息相关的：皇帝行德政,天就用风调雨顺来赞美他;皇帝无道,天就降灾害来警告他。”这段评述,作为向初中学生介绍一位古代很有影响的哲学家,似嫌片面。上述从董氏原著译述的那段话,就是董氏所创立的“夫人感应”学说,这种学说,固然神化了封建皇帝,但在皇权至上、不受任何约束的当时,“天人感应”说给是权施加一种天的监…     

司马迁和班固

一、时代的特点司马迁和班固都是汉代的人物。司马迁是在西汉,班固是在东汉。两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劳动力与过去有显著的不同。封建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中占了支配的地位。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抗,成为基本的社会矛盾。两汉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方面     

试论汉赋对《史记》创作的影响

司马迁著成伟大的史学名著《史记》,不仅得益于西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强盛的社会条件,承袭了先秦以来史学发展积累的成就,而且还从西汉大赋的精神气度、文章结构、创作手法获得启示与借鉴。大赋在西汉十分兴盛,备受统治者青睐,司马迁也极其推重大赋。《史记》的创作学习了大赋“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和“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恢宏气势,借鉴了大赋有系统地归类式描述结构,也受到大赋夸饰、渲染写作文风的影响。这些都是史学界尚未探讨而应当引为注意的。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进步性

《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史记》中很具特色的篇章,其中包含的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是他整个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我们研究。前无古人后启来者重视经济生产活动对历史的作用,创立专记经济史的篇章。这是司马迁的创举。《平准书》主要内容是记载西汉前期七十多年间的经济概况、经济政策的演变。《货殖列传》叙述战国至西汉的工商业活动及各主要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也可以说,前者主要是从纵的方面叙述;后者主要从横的方面来记载。两篇相互配合,反映了战国至西汉前期的社会经济概貌,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可靠材料。从史学史的角度说,司马迁辟专章以记载经济史的意义是:一,这是前无古人的创造。     

西汉县级行政首长略论

西汉县令长及其在西汉行政系统中的特殊地位问题,在传世文献资料与尹湾汉简的材料中都有反映。如董仲舒言：“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通过分析西汉基层行政,可进一步了解西汉县令长行政类别,行政权限以及县令长与地方王候的微妙关系。     

《毛诗笺》引用经典的文献学价值

西汉县令长及其在西汉行政系统中的特殊地位问题,在传世文献资料与尹湾汉简的材料中都有反映。如董仲舒言：“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思泽不流。”通过分析西汉基层行政,可进一步了解西汉县令长行政类别,行政权限以及县令长与地方王侯的微妙关系。     

历史观、历史思维与安邦兴邦

中国的历代学人在关于历史的运动与发展变化诸方面贡献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体现出它积极有益的社会功能;二是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人类探求历史变化及其规律的伟业中,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为了更准确认识这些理论成果,为当前的历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我们特别邀请三位教授就此从不同角度进行笔谈。瞿林东认为:天人、古今、时与势、理与道等范畴在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天人关系方面,人事的观念逐渐上升,司马迁开辟了天人关系说走向理性时代的道路。古今关系指古今的联系、变化,其中朴素的进化观点占有突出的地位。一些学者把时与势这两个概念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看待,是重要的理论贡献。理通常指具体史事之理,道通常指一般史事之理。吴怀祺认为:历史观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历史思维是历史观展开的途径、方式。正确的历史观、历史思维对历史总结,进而认识安邦治国有重大意义。重视总结历史兴衰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司马迁的历史兴衰论丰富了联系思维,发展了借鉴的历史观;《周易》体现出的通变思维具有重大价值,王夫之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思考千古兴亡盛衰,把古代历史观、历史借鉴观念,推向新的高度。陈其泰认为:春秋公羊“三世说”是中国古代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西汉董仲舒明确划分春秋十二公为三世,显示出分阶段观察历史演进阶段之意义;东汉何休把“三世说”发展成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具有系统性的历史哲学,丰富了公羊历史哲学的内涵;清代龚自珍将之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说明封建统治陷入危机;康有为又将之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成为维新变法的武器。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能引发同行诸君的更多高论。     

春秋公羊“三世说”: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

中国的历代学人在关于历史的运动与发展变化诸方面贡献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体现出它积极有益的社会功能;二是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人类探求历史变化及其规律的伟业中,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为了更准确认识这些理论成果,为当前的历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我们特别邀请三位教授就此从不同角度进行笔谈。瞿林东认为:天人、古今、时与势、理与道等范畴在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天人关系方面,人事的观念逐渐上升,司马迁开辟了天人关系说走向理性时代的道路。古今关系指古今的联系、变化,其中朴素的进化观点占有突出的地位。一些学者把时与势这两个概念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看待,是重要的理论贡献。理通常指具体史事之理,道通常指一般史事之理。吴怀祺认为:历史观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历史思维是历史观展开的途径、方式。正确的历史观、历史思维对历史总结,进而认识安邦治国有重大意义。重视总结历史兴衰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司马迁的历史兴衰论丰富了联系思维,发展了借鉴的历史观;《周易》体现出的通变思维具有重大价值,王夫之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思考千古兴亡盛衰,把古代历史观、历史借鉴观念,推向新的高度。陈其泰认为:春秋公羊“三世说”是中国古代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西汉董仲舒明确划分春秋十二公为三世,显示出分阶段观察历史演进阶段之意义;东汉何休把“三世说”发展成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具有系统性的历史哲学,丰富了公羊历史哲学的内涵;清代龚自珍将之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说明封建统治陷入危机;康有为又将之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成为维新变法的武器。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能引发同行诸君的更多高论。     

天人古今与时势理道——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几个重要问题

中国的历代学人在关于历史的运动与发展变化诸方面贡献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体现出它积极有益的社会功能;二是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人类探求历史变化及其规律的伟业中,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为了更准确认识这些理论成果,为当前的历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我们特别邀请三位教授就此从不同角度进行笔谈。瞿林东认为:天人、古今、时与势、理与道等范畴在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天人关系方面,人事的观念逐渐上升,司马迁开辟了天人关系说走向理性时代的道路。古今关系指古今的联系、变化,其中朴素的进化观点占有突出的地位。一些学者把时与势这两个概念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看待,是重要的理论贡献。理通常指具体史事之理,道通常指一般史事之理。吴怀祺认为:历史观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历史思维是历史观展开的途径、方式。正确的历史观、历史思维对历史总结,进而认识安邦治国有重大意义。重视总结历史兴衰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司马迁的历史兴衰论丰富了联系思维,发展了借鉴的历史观;《周易》体现出的通变思维具有重大价值,王夫之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思考千古兴亡盛衰,把古代历史观、历史借鉴观念,推向新的高度。陈其泰认为:春秋公羊“三世说”是中国古代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西汉董仲舒明确划分春秋十二公为三世,显示出分阶段观察历史演进阶段之意义;东汉何休把“三世说”发展成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具有系统性的历史哲学,丰富了公羊历史哲学的内涵;清代龚自珍将之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说明封建统治陷入危机;康有为又将之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成为维新变法的武器。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能引发同行诸君的更多高论。     

华侨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记录,离开人,也就无所谓历史了。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是我国传统史学的重要特点。被梁启超誉为“千古不朽之名著”的《史记》,就是一部以人物传为中心的通史。司马迁     

司马迁的易学思想

司马迁的易学思想在中国史学史、易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继承、发挥《易传》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以及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力求通过历史记载来“究天人之际”。他志在“通古今之变”,更是以《周易》通变思想为圭臬的。《周易》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思想、德治精神及尚贤、养贤思想等在司马迁那里均有所反映。易学是司马迁史学的哲理基础。     

论董仲舒天人宇宙图式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道德的影响

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儒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他将汉代以前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思想继承和发扬,形成新的汉代儒学体系,这也是董仲舒的天人宇宙图式。它将天地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其特殊的“三纲五常”道德哲学原理、德主刑辅的封建法律秩序,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道德思想影响深远。     

牂牁江──北盘江起的珠江

自从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有“江”的记载以后,江今为何水？历来众说纷法。本文认为,从狭义来说,牌河江即今北盘江、盘江,广义指今北盘江起的珠江。一、样可江——北盘江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东汉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皆说：“夜郎者,临样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夜郎所有精兵可得1一余万,,浮船样订江,出其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西汉番阳（今江西部阳）县令唐蒙“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榨关（今四川汉流东南）入,遂见郎候多同”。后来,唐蒙“发巴蜀卒治道,自焚道（今四）I;宜…     

从松滋楚墓中园瓦当说起

在我们文物考古界,已有不少人长期保持这样一些概念——“战国时盛行半瓦当,瓦当上有花纹,以(?)纹、涡形敦、双兽纹、树木纹等最为常见。”①又瓦当“在西汉中叶以后普遍成为圆形、瓦当上的纹饰,有的是“云”纹的几何画案;有的是“青龙”、“朱雀”的动物图样;也有的是文字瓦当,如“长乐未央”、“延年益寿”,等吉祥语。”②由于上述概念在一些人的思想里形成了成见。所以有些文物工作者往往调查东周城址或     

中华民族精神在汉代的发展

中华民族精神既有其核心的内容,又有在不同历史阶段多样的表现,研究者应当从历史进程中深入探讨民族精神的提升和发展.在中华民族进化史上,汉朝是一个富有活力的重要时期,中国的民族精神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重大发展,研究这个问题内涵丰富,意义深刻.其中较为突出的三项是:一,汉代社会呈现出蓬勃的创造力,显著地表现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和各方面有作为的人物大量涌现.二,汉代政论家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引义慷慨",勇于建言,毫无忌讳地对重大问题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三,汉代人物如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等人建构的学说体系,撰写的宏文典册,为推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卓著贡献.     

我国历代宰相的称呼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丞天子,助理万机”辅佐帝王执掌朝政的官员,通称宰相。宰是主持,相是辅佐之意。但在历代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并非如舞台戏曲所反映的宰相只是一人、一个称呼,而要复杂得多,宰相的称呼也就多种多样了。殷代、西周把替君王家管理内外事务的人称为宰,而真正总揽百官的则称冢宰,冢是最大的意思。春秋时,正式设立左右相的是齐景公。战国时,各国都设相国或相邦、丞相,为百官之长。秦代宰相称丞相或相国、国相。西汉沿置相国,或称丞相,与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主持国家最高政务。西汉末,丞相改称“大司徒”,与“大司马”、“大司空”合称“三司”,共同处理国务。东汉不设     

汉代公羊学传授考

《春秋公羊传》在西汉时代是个显学。名人有董仲舒和胡母生及其弟子公孙弘。董仲舒三对策受汉武帝赏识而被任为江都相,并著《春秋繁露》流传于世,成为“儒者宗”。胡母生与董仲舒同业,治《公羊春秋》,又都是汉景帝时的博土。董仲舒还“著书称其德”,敬佩他的品德。他因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汉书·儒林传》)齐地讲授《春秋》的学者都以胡母生为宗师,即现在听说的学界泰斗。     

西汉土地制度的几个问题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笔者同意私有土地同国有土地并存、私有土地居于主导地位的观点,汉代也是如此。本文只就西汉土地制度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看法。 “公田”和“民田”的明显区分     

《史记·天官书》作者、取材考

《史记·天官书》是我国传世最早的天文学百科全书,也是世界上罕见的天文学史文献.关于《天官书》的作者和取材,清代以来多有争论:一是认为现存《天官书》乃后人“妄入”,非司马迁原作,此说以近人崔适为代表.二是认为《天官书》“抄袭”《甘石星经》而成,非司马迁自创,此说以清人钱大昕为代表.我们认为,现存《天官书》出自司马迁手笔.其取材于《甘石星经》等当时的天文学典籍,是司马迁对西汉以前天文学成就高度总结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