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一张大字报“《再考订》一文的商榷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认定康生的反革命罪行之一,就是在他的幕后策划下、在他及其妻子曹轶欧指使下,炮制了“第一张大字报”。各种有关的书籍刊物也都是这样认定的。可是1999年7月,印红标先生在《百年潮》上发表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却说:“这张大字报是由哲学系少数教师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另一位先生在另一刊物上发表类似文章说“七人大字报是他们自发的举动”。总之,他们是以“自发论”来否定中央的定论。凡是要否定一种说法,必先了解该说法的根据是什么,然后有根据地提出新的论…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会议的影响,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响下写的。5月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是张恩慈透露的,与康生、曹轶欧无关。他们的说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年青人。     

也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经过

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轶欧策动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攻击、诬蔑中共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宋硕、陆平、彭珮云。康生背着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同     

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文革”初期的上海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在康生授意下写的攻击北京市委与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毛主席称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为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上海市委于6月2日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部署各部、委、办,区、县、局,大专院校、科研所等普遍成立“文革”领导小组,要求在各单位党组、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人宋硕、陆平、彭珮云。6月1日,毛泽东决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从而点燃了自下而上冲击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烈火。毛泽东曾盛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这张大字报的七个署     

寻根求源,实事求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读后

印红标同志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百年潮》1999年第7期),是一篇审慎调查、寻根求源、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好文章。它澄清了长期以来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件重要史实的不准确说法。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性的自下而上冲击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狂飙恶浪,是从被毛泽东称赞为“写得何等好啊”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报刊发表、电台广播而掀起的。那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一重要史情,长期以     

夜半抄家记

公元1966年,“8&;#183;18”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的北京大学,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发源（不是策源）地,却还没有红卫兵群众组织。那是因为,以“5&;#183;25”“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团队,在6月凭借毛泽东直接批示,冲垮了北京旧市委支持的以陆平为首的北大旧党委,7月凭借中央文革直接出面赶走了新市委派出的张承先工作组之后,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于8月初通过选举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     

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被毛泽东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关于它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权威的说法是:这张大字报由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策划,并且指使或者授意聂元梓等人写成。笔者主要依据对大字报作者等当事人的访问及其他口述资料对此说提出质疑,并     

北京大学里的“监狱”

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里还有监狱？当您读完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这个文题一下子就蹦了出来。北京大学在中国一直开风气之先，或好的或坏的都有。最大好事是以《新青年》杂志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此杂志由陈独秀初创于上海，落脚北大之后才阵容扩大，论锋逼人，震动全国，其影响、薰陶或刺激的可堪称中国之最；可最大坏事是什么？那就是“文革”之初，出现在北大墙头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读过北大校史，仅从史料知道“五四”运动期间北大设有监狱。1919年五月四日下午，北京学生齐集天安门，有四五千人之多，群情…     

试析“康生现象”的历史条件

康生,这个没有任何著作的“理论家”,却曾以“理论权威”的面目,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制造过许多冤假错案。不少传记作家和研究者谈到康生的累累罪行,常常归于康生的个人品格──善于钻营,看风使舵,阴险狡诈,等等。《炎黄春秋》1996年10月发表的温济泽的一篇短文中说：“为什么如此一个大奸,能隐藏在党内如此之久并步步得逞高升呢？这不能光从个人原因,而应从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和党的某些制度上找出根源。”我很赞成这一分析,也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一、党内一度出现了“思想的荒漠”康生能够横行于一时,是和党内…     

从“新疆叛徒集团“案看康生的翻云覆雨

人称中共“党内大奸”的康生,“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核心人物。他诬陷迫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和各级负责干部及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从康生炮制的涉及我党政军百多名要员。逼死２４人的“新疆叛徒集团”案中,读者更可以看出康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解救新疆遇难同志康生参与策划营救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打击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制造了一个个反共惨案。１９４１年元月,他们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次年８月,蒋介…     

陶铸落难（上）——曾志回忆实录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调陶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广州太冷清,我被准予去北京养病;新家设在中南海杨尚昆曾住过的房子;陶铸突然脱下军装改穿便服;“中央文革小组”把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派到陶铸那里“协助工作”;浙江高中生陆荣根,给陶铸贴了六十张大字报     

我所知道的“文章”发动内情

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回忆了“文革”酝酿、准备阶段,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个个被突然“揪出”“打倒”的经过,以及毛泽东批发“第一张大字报”的有关情况。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艺工作的林默涵,回忆了“文革”前几年中央领导层在文艺问题上的几次斗争,特别是康生、江青等在其中兴风作浪的内幕。当时作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的主要助手、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龚育之,继上期关于《二月提纲》的回忆之后,又记述了暴风雨前夕彭真和中央几位“秀才”的活动情景。     

八一厂“黑楼”纪事

一“黑楼”并非黑色之楼,乃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区内西北一隅新盖的尚未竣工的约莫五六百平方米的浅色小楼。由于在这座二层楼房内关押着一批被“无产阶级革命派”册封为“牛、鬼、蛇、神”的“反革命黑帮分子”,故而群众给小楼起了一个挺人的怪名“黑楼”。“黑楼”进门处,赫然张贴着一张“看管犯人条例”的布告,这就是说造反“左”派已经公开把这儿变成一座监牢了。二1966年5月31日,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写的一张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张大字报,还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作为一个生产精神产品的电影厂首当其…     

康生鲜为人知的“罪恶史”

康生(1898—1975)山东诸城(今属胶南)人。1924年进上海大学读书。1925年入党。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死。1980年10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向全党公布他的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本文揭露了他在延安时期迫害共产党人的罪行。     

“文革“中的外国专家造反派

当“文化大革命”如狂飚骤起般席卷中国大陆之后,不仅大陆上的广大干部、群众满怀革命激情和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仰投身其中,就连当时正在中国大陆帮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外国朋友们,也被席卷进去,与中国人民一起参加了这场起初显得像是革命的正剧,后来才逐渐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剧和闹剧的史无前例的演出。一、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以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公开宣传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所写的大字报为开端。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对聂元梓等人这张大字报作了高度评价,誉之…     

康生诬陷彭真的所谓“二月兵变”

1966年5月,我（时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被任命为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任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1966年7月27日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康生信口雌黄地说：“在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这个大黑帮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陆平知道,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我认为康生在讲这话时,他自己也知道并无根据,但为了达到某种政治需要,     

北大右派分子改正考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和意见以帮助党整风,并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座谈会,很多民主人士给共产党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社会各界人士开始了"大鸣大放"。报纸电台每天都有报道。这就引发了素有民主传统的北大学子的积极性,5月19日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北大学子写大字报,开辩论会,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真诚地给共产党、学校当局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对"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批评、建议,对"三害"根源也有所探讨,提出扩大     

“文化大革命”中的王光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6月3日,工作组进驻一些大中学校。6月21日,王光美作为工作组顾问进入清华大学。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     

《康生残酷迫害杨献珍纪实》读后

《炎黄春秋》编辑部：读了《炎黄春秋》今年第9期马仲扬同志《康生残酷迫害杨献珍纪实》一文,有一些感想。文中说：“他（康生）有上谗得宠的权术,又有制造冤假错案的‘特长’”。确实如此。我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与康生曾有过接触。当时中央研究院是整风试点单位,开始时对王实味错误思想作批评,由于康生插手,把这次思想批评变成政治斗争,又由政治斗争变为敌我斗争,最后直至将王逮捕、处死。当时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领导,康对李不满而认为李领导不力,又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就采用“上谗”的权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