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以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为中心

迄今为止,关于战后中国对日讲和政策之研究,大多以1952年4月28日签订之《日华和约》为主要对象,而对于1945年至1949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研究则明显不足。部分学者主要将焦点集中于战争赔偿、战犯处理、战俘和日侨之遣送等问题。近年亦有学者关注战后日人留用等问题。但是,这些研究都不足以揭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笔者利用《蒋介石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外交部档案,以及国史馆等相关资料,考察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所制定的一系列对日讲和政策,揭示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从而加深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疏散武汉人口谈话会记录

时间: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二日下午六时地点:汉口省银行会议厅出席人:贺衡夫 柴海楼 陈经畬 杨锦昱 吴国桢蔡益竖 周文轩 艾毓英 钟可托 萧液垓方超 杨适生 陆德泽 周星堂 南经庸     

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

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美国最终确定了单独媾和的对日和约新方针,并且期待战局好转而实现对日媾和;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采取了拖延谈判的策略;旧金山会议后美国急于停战,而因对日和约在远东陷入困境和被动局面的苏联和中国却决心在停战谈判中坚持强硬的和不妥协的立场,以便在朝鲜战场吸引和消耗美国的力量。这就是在冷战大背景下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之间的微妙关系。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政机关长官谈话会记录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政机关长官、幕僚人员逐日在军政部长何应钦官邸举行会报、会谈及各种专题会议,研究应付方略。本刊曾于1987年第2、第3期公布《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一至十五次会议记录》及《第十六至三十三次会议记录》,批露历次会报详情。兹将新发现的历次谈话会记录、专题会议记录公布于后,供研究者参考。     

王世杰与战后对日和约问题的交涉

缔结对日和约是二战后国际间的一项重大议题。因其关乎中国利益尤甚,国民政府给与了相当程度的重视,王世杰及国民政府外交部进行了一系列交涉,努力促成对日和约的签订并试图使其最大限度的有利于中国。但对日和约问题主要取决于当时的世界大势,取决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力量对比的消长及彼此的战略策略转换,国民政府显然并不具备支配局势的能力,特别是内战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内局势的动荡不安,这种能力益乎衰微。王世杰及国民政府外交部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     

旧金山和约和日蒋和约与美日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旧金山对日和约》屏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参与、拟制与签定,掩饰日本国军主义侵略战争的罪行,在安全与政治、领土、经济等条款和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处处违背盟国有关对日政策的国际协议。它不仅不是一个全面的对日和约,而且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平条约。以旧金山和约为基准的所谓《中华民国与日本间和平条约》,是美、日、蒋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而促成的一个双边和约,它在实际上构成为“旧金山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政府利用蒋介石政府处于弱势地位又急欲缔约的情势,竭力迫使对方退让,在许多重要条款上达成有利于自己结果。日本政府选择台湾当局与之签约,而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缔结和平条约,违背了中国人民和广大日本人民的意愿,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旧金山和约和日蒋和约,在实际上确认了由杜鲁门政府炮制而获得吉田茂政府支持和参与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违背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议和日本政府在《乞降照会》中的承诺。这两个和约在国际条约中对台湾地位问题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为美国和日本的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扰中国统一制造根据,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旧金山和约后的美国对日政策新构思

旧金山和约后的美国对日政策新构思于群１９５２年８月７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名为“美国对日行动目标和方针”的第１２５／２号文件①（以下简称ＮＳＣ１２５／２号文件）,规定了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针,是美国对日政策由占领时期向...     

国民政府对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观察

日本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一事,牵涉国际局势变动,同时也影响中国争取国际援助。以往有关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因应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研究成果,多是探讨三国同盟缔结之后的因应与决策,忽略了这些决策系奠基于国民政府对于三国同盟交涉期间的观察。国民政府在三国同盟酝酿至签订期间,亟关注此事发展,由原以为是防共协议的延伸,仍以苏联为对象,到包括英美,这种对象改变所造成的国际局势变动自不可同日而语。故对国民政府而言,三国同盟的重点不仅在于日本选择与德意结合,更重要的是代表日本决定南进,直接与英美为敌,如此必然直接影响太平洋局势的剧变。在认清此关键后,蒋介石与徐永昌均认为三国缔结同盟后不必急于表态加入英美集团,与轴心集团为敌,首要之务在促使日本南进,迫使美国真正重视亚洲战场。     

对日和约问题上的蒋美分歧及蒋之因应

作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参与方,中国为盟国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在美国支持下继续在某些国际场合"代表"中国,此举受到中英苏等国不同程度的反对。为减少阻力,美国未将台湾当局列入多边对日和约签字国之内,而是促使日本与其签订双边和约。此时,蒋介石至为在意的就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问题,最终"日台和约"得以在旧金山多边和约生效前签订,这基本上符合蒋介石的愿望。然而,取得这一结果的过程曲折艰辛。此间,在诸多问题上蒋美存在分歧。蒋的因应决策虽使台湾当局最终基本达到预期目标,但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美国促成"日台和约"完全出于其自身远东战略利益,对于台湾当局的权益并无多少考虑。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初采取不抵抗政策,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英法主导的国联有意联合美国,将中日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波及其自身利益。各方围绕日本撤兵问题展开的交涉,以及国联陆续出台的三次决议,并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这促使国民政府逐步认清了国联的作用和局限。在日本罔顾国联决议、继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掀起反侵略浪潮,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其对日政策开始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     

顾维钧拒签对德和约

顾维钧1888年生于上海,1904年8月赴美留学。1912年,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顾维钧,接受了刚刚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的邀请,返回中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1915年,顾维钧出任中国驻美国公使。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巴黎和会。顾维钧是民国时期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家。有人曾问过晚年的顾维钧,搞了一辈子外交,最得意之举是什么?他回答说是巴黎和会,其女儿顾菊珍说:"中国现代史表明,先父顾维钧是在国际会议上对列强说‘不’     

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的属性问题再检讨

以往学界将盟国在亚太地区所组织的对日战犯审判划分为两类——A级审判与BC级审判,认为A级审判即以A类罪名为审理对象的审判,BC级审判即以BC类罪名为审理对象的审判,国民政府所组织的10场审判应也当属于BC级审判。然而,回到历史现场,“BC级审判”之称实际不符合国民政府审判的实质。从管辖权的规定看,国民政府审判起初自成一派,不以类别区分所辖罪行,后来模仿东京审判,将ABC三类罪名全部纳入管辖权。这与BC级审判管辖BC类罪名的特质不符。从各地审判的实践看,国民政府军事法庭主要审理B类罪行,其次是A类罪行,而不曾审理C类罪行。揆诸实情后,可知国民政府审判不能被认为是BC级审判。“BC级审判”之称反映了后人对各国审判的复杂面相认知不清。相关含义和属性应再加检讨、申明。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与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是国际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旨在使下级罪行系"执行上级命令"的辩护理由失效。二战以前,人们对于该原则合法性的认知并不一致,但在战后的战犯审判中,该原则与其余追究战争罪责逻辑链的原则一同被深植于国际刑法。相比于审判对象主要为高职级战犯的东京审判,该原则对于审判对象主要为下级军官和宪兵的国民政府审判意义更大。从援用《刑法》到援用《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的运用,这在使战犯的相关辩护失效,进而顺利完成定罪的同时,还将该原则由理论推向实践,使之真正具备了国际刑法上的意义。此外,在特定情况下,国民政府还依据罪行轻重程度与命令的违法性酌情考量战犯的减刑问题,这是对战犯权益的维护,同时表明日本社会关于BC级战犯是上级长官"替罪羊"的说法缺乏根据。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

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内容包括收回失土,重新调整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军事上从严管制日本,政治上使日本民主化,经济上使其不再具备侵略性,消除日本对外扩张的制度性、社会性、思想性的基础等。抗战胜利前尤其是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思考和诉求与英、美、苏的互动频繁,不仅吸收了对德、意处置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把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传达给了国际社会;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日处置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要求也更为强烈,但因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和升级,其诉求中很多合理的设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更没有反映在后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中,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使中国失去了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构建的支配权。     

国民政府法币改革中的英美日关系分析

在1935年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中,英、日、美三国在法币改革之前、法币改革中和法币改革后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态度。不论他们对法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说到底都是为了在法币改革中掌握对中国金融的领导权,从而实现本国利益在中国的最大化。它们在法币改革中的关系既是错综复杂的又是很微妙的。     

康有为《中日和约书后》写于何时?

《中日和约书后》亦称《日本议和书后》,原是康有为次女康同璧收藏的康有为未刊稿之一。该稿曾先后于1953年和1981年以《中日和约书后》为题,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和《康有为政论集》。该文约五百字,原未标明成稿时间。     

论1937至1941年国民政府对日和谈与对外求援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在与日本政府通过各种途径直接进行谈判的同时,并请其它国家出面调停,极力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其目的是争取以和平途径制止日本的侵略。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设法争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除了争取与美国建立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及获得美国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外,还向英国和法国求援。在此期间,苏联结予中国以很多援助,包括提供大量的借款,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派遣空军帮助中国作战等。国民政府的对日和谈和对外求援都是其抗战战略的一部分。国民政府以和平途径制止日本侵略的目的未能实现,但其对外求援对抗战起到了有利作用。     

徒步二日记录青岛

第29届奥运会帆船比赛将于2008年8月9日～21日在青岛国际帆船中心及周边水域举行。我一直居住在青岛的海边,徒步走青岛是我最喜欢的休闲方式。我曾经多次徒步行走于青岛沿海一线,背着旅行包,累了就在海边的休闲椅上歇歇,无论是走是停,都不耽误我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