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清宫造办处档案中的吉言

中国传统吉言装饰体系可追溯至汉代,在明代形成了由皇权推动的装饰体系,且为清代所继承。本文借助清宫造办处档案的详实记录,探讨了皇权在装饰制作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以及装饰艺术与吉祥语汇之间的关系。清宫吉言装饰体系带来了审视古代书画、玉器、青铜器的全新视角,也对物质文化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造办处漆器制做考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承做的器物都非常精美,代表着清代工艺制造的最高水平。这些器物都是当时全国最优秀的工匠们的作品。有些工匠从地方被选送到养心殿造办处当差,还有多数从事各该行当的手艺人仍在当地,通过督、抚、关差、织造、盐政等等关系接受造办处的定制活计。养心殿造办处具备一个相当庞     

《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前言

故宫藏品中,明清两代的工艺美术品占有很大比重,其中有许多为清官造办处所设计、制作或修理、改造过。这些作品非常精致,代表了当时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养心殿造办处档册是记录清代工艺美术方面的唯一的最集中的原始资料,从中可查阅成做品的设计者、制作者、管理者,成做工序以及皇帝对成做品的具体要求和修改意见;可认识造办处的职能和规模。本文提示《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采用编年体,上自雍正朝,下迄宣统朝,辑录造办处管理大臣及管理情况,以次为各作成做活计情况。     

雍正皇帝与玻璃制品

清宫造办处玻璃厂始建于康熙三十五年,生产的玻璃制品种类繁多,雍正朝的玻璃生产在继承康熙朝工艺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但玻璃制品仍属贵重之物。本文依据传世文物、造办处活计档及其他历史文献,论述雍正皇帝与玻璃制品的关系,提出雍正皇帝对玻璃制品功用的影响,探讨雍正皇帝个人的审美品位在玻璃制作中的影响、作用等问题。     

乾纲独断：康熙朝天主教传教政策的制定——以内务府佐理外事为中心

康熙帝在位期间，以其敏锐与果敢，强势引导清廷天主教传教政策的更张。制度变革背后，内务府的角色不容轻忽。某种程度上，内务府及其属员参与协理外事，是传教士作为“域外工匠”出入造办处带来的结果。以造办处监造为中心的内务府属员，协助皇帝同传教士之间建立起相对直接的互动与接触，由他们构成的情报网络，成为康熙帝高效获取、理解西洋消息，进而制定、推行传教政策的重要倚仗。总体上，自康熙朝前期禁止传教政策的贯彻，至康熙三十一年自由传教政策制定，再到康熙四十五年领票传教制施行，清廷的传教士统御制度存在明显的“内廷化”倾向。     

养心殿内殿究探

清宫之中,除广储司、造办处、圆明园库房外,养心殿还设立有专门服务于皇帝的养心殿内殿库。由于档案的缺失,养心殿内殿库长期不为人知。养心殿内殿库的管理人员主要是宫中太监,库中存储物品是御用之物,都是经过皇帝御览、挑选的珍稀、贵重物品。为了保证内殿库藏,其物品来源具有多样性。内殿物品在皇帝的统筹下,主要是御用、赏赐、制作礼器等。养心殿内殿是宫中极为特殊的存在,它因皇帝而设,在皇帝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略说清乾隆朝的南玉匠

清代的南玉匠是一群因技艺高超而被选入内务府造办处应役的宫廷玉匠,他们主要来自苏州地区,是制玉匠中的精英。本文依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从南玉匠的选拔、技艺和待遇三个方面,探讨了他们在宫廷玉匠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在乾隆朝宫廷玉器制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大玩儿家

很早以前,艺术品收藏就成了封建皇室、贵族的专享。从清宫《造办处陈设档》、《石渠宝笈》中数不尽数的奇珍异宝,上溯到宋《宣和画谱》、《宣和书谱》,从唐太宗穷敛天下王羲之真迹上溯到秦始皇终于追寻到价值连城的随侯珠、和氏璧。     

乾隆中期宫廷铜法铃制作的创新与变化

铜法铃是清宫佛堂中最常见的法器和供器之一。根据档案记载,乾隆时期清宫造办处曾制作过大量的铜法铃。为了使铜法铃的声音更加响亮、清纯,造型更加规范,造办处首先对制作铜法铃的材料配方进行了多种试验。随后,又对铜法铃的尺寸、款识、纹饰进行了改进和确定。本文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款铜法铃为例,结合清代档案和史料,就乾隆中期宫中铸铃的配方试验、尺寸、款识、纹饰变化以及铜法铃的使用情况进行探讨。     

清宫旧藏佛衣考

乾隆时期清宫佛衣的制作曾盛极一时。本文以故宫博物院现藏实物和造办处档案为第一手资料,从分类、制作、工艺、样式及风格特征等方面对清宫佛衣加以梳理,力求呈现乾隆时期兼容传统佛衣披着规制和宫廷审美理念的清宫佛衣之全貌,以揭示清代宫廷佛衣的整体特征。     

清代宫廷包装浅议

清代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宫廷包装的进程亦与王朝的兴衰关系密切。清初顺治以后由于政局稳定,经济复苏,财富也大量积累,为宫廷内务府造办处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至康乾时期,各类工艺美术品无论从品种、数量和制作工艺等方面均已达到精益求精、至善至美的水平。清代宫廷用品的包装亦不例外,无论是包装材料的选择,还是包装物的造型设计、装潢设计处处都体现出皇权     

清前期内务府造办处经费体系的建立

造办处为内务府核心机构之一,雍正、乾隆年间发展成为总领宫府匠造的首要内廷衙门。造办处器用办造所费不赀,产生之初便有独立于内务府的经费来源。康熙至乾隆朝,随造办处全国性办造网络的形成,此前盐课、关税的种种非正式挹注最终以专项经费的面貌出现,完成专款奏销与定额起解的制度化过程。造办处经费体系的建立与皇室财政收支体系的变动互为表里,进而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盐课、关税的收缴和出纳,展现出皇室财政、国家财政及地方公费之间的消长和博弈。     

西藏珍宝

正大明永乐铜镏金烟墨天女像明朝永乐和宣德年间,在当时朝廷造办处制作了数量庞大、工艺精美的诸多佛教造像及其他法器,包括佛教乐器和供器,且源源不断地传入西藏境内。国内外佛教造像研究者普遍认为,西藏境内收藏的永乐和宣德年间制作的佛教器具基本属于明朝皇帝赏赐给西藏各大教派上师、法王的礼品。但在西藏喇     

浅析唐朝皇帝调遣军队的权力

古代统治者大多都会重视封建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其主要目的就是运用法律的形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和地位,特别是皇权的威严。皇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被彻底贯彻到军队领域。本文试图从唐朝对于擅自用兵及相关行为的法律规定入手来分析唐朝皇帝调动军队的权力。     

溥仪“兰花御纹章”佩刀鉴析

<正>中国刀剑发展到清代是一个高峰,而清朝刀剑中,皇家的刀剑最具历史价值。清代皇家刀剑为数众多,制作精良,并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而作为宣统皇帝的溥仪,在紫禁城时尚未见到为他制作的佩刀,清朝就烟消云散了。但其后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溥仪充任了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在一些影像资料中,在不同场合身着不同制式服装的溥仪佩带着样式各异的佩刀。当然,此时溥仪的佩刀和清代皇帝的佩刀有着根本区别。清朝皇帝的佩刀的制式、尺寸、纹样、颜色等都是根据《皇朝礼器图式》的规定,由清内务府造办处锻     

《喜溢秋庭图》考

本文以《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为主要文献,对故宫博物院库藏无年款的佚名《喜溢秋庭图》的作者、创作时间、画面内容及流传经过等进行考证,指出作者是如意馆画家贺世魁,创作时间是道光十三年。画面中带肖像写实画风的人物是五十二岁的道光皇帝、二十六岁的全皇贵妃及皇子奕詝、奕訢等人。该文同时指出,作品曾一度陈列于行宫,于同治二年前收存于京城寿皇殿。此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道光皇帝及其皇室生活,以及当时的宫廷绘画。     

2001年日本史学界关于隋唐史的研究

20 0 1年日本史学界隋唐史研究的总体倾向 ,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 ,作为专制国家主角的皇帝和精英阶层以及二者间关系的研究近年来继续呈上升趋势 ,然而却不见对基层社会的研究 ;第二 ,在史料方面 ,基础研究仍在继续进行 ;第三 ,在国际关系方面 ,尤其是以东亚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下面就从这三方面来评介具体的成果。限于篇幅 ,专著部分在此仅作简单介绍 ,详细介绍则留给日后的书评。一、皇权论在中国史研究中 ,围绕皇权和皇帝制度的评价 ,历来都是以制度史为中心展开的。这种方法是通过皇权与站在皇权对立面上的贵族、科…     

试论“物”的能动性及其在博物馆藏品研究中的应用

博物馆对藏品的阐释不应该是单纯物质性的解释,而应根据时空变换考察其能动性的变化,从研究人对物的影响转移到物质本身的能量和时空的相互影响。对此,研究方法应以考古学和人类学对物质文化的研究为基础,深入探究文物的生命史和流传史,及其在博物馆展览中对博物馆所发挥的能动性。本文中,作者将“物的能动性”（Object Agency）定义为“物质”自身产生的能力或者能量。物的能动性是物质固有的一种状态,并不是外界强加的,但会通过情境的变化发生改变。从博物馆展览角度,博物馆应将自身放置为客体,将参观者放置为主体;从藏品阐释研究角度,要将物自身产生的能动性放置于主体,将人对物的影响放置在客体,让博物馆藏品阐释和展陈形成多元交叉的研究环境。作者认为,在博物馆展陈中,让参观者和研究者与文物之间发生新的“强链接”,使藏品在当代博物馆产生新的能动性,才能够让博物馆的藏品真正从收藏走入公众生活,为社会服务。     

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法制史论证

秦至清帝制时代法律的本质特征,是帝王们口含天宪,朕即法律,诏书、敕令、谕旨、御笔手诏,皇帝任何形式的言语、思想表述,都是法律或法律依据。帝王不仅具有立法的专断性权力,而且具有随时随意立法的便宜。专制帝王是唯一的立法主体,而法律的适用主体则仅仅是臣民,不存在针对天子、帝王犯罪的任何立法,皇帝本人超然于法律之上,享受法权的绝对独裁。立法的核心原则在于维护皇权的尊严,确保皇权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强化帝王的绝对权力。在司法实践中,皇帝直接涉入司法,控制司法最终审判权;在地方政府层面的制度设计中,始终实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统一,以保证皇权对司法权的绝对控制。帝王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独断,从一个方面证明了秦至清社会的皇权专制性质。     

论唐代社会对皇权的制约机制

论唐代社会对皇权的制约机制郭绍林在我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里，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权力所达到的程度，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认同着“至高无上”的说法。应该承认，以一种高度的抽象来揭示整个封建社会的通则，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然而依据辩证法进一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