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父陈仁炳

正大伯父陈仁炳是我继父陈公绰(陈仁宽)的大哥。1979年大学二年级暑假,我和同学结伴去上海旅游,第一次见到他。我也是第一次见大伯母,比照片上显得憔悴落寞,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见到大伯父第一印象是瘦高,稍稍躬背,身体前倾。他那时70岁,思维清晰。当时他尚未恢复教授职务,给我的印象是完全没有从文革年月走出来。"四人帮"粉碎已三年,文革的伤痛仍在灼烧。他谈得最多的是文革期间的遭遇。我     

“白崇禧是手,李宗仁只是手套”

1952年秋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到父亲刘斐的寓所去看他(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兼水利部部长,住汉口六合路四号)。他在客厅一见到我就说:“今天,我要请两位路过汉口的老朋友吃饭,你替我招待一下。”     

在荣宝斋两次接待朱德

正据荣宝斋职工们说,朱老总曾来过荣宝斋很多次,而我(侯恺,曾任荣宝斋党委书记、经理)见到他并接待他的仅有两次。第一次我见到朱老总大约是在1953年秋。当时的营业科长跑进来告诉我说:"您快去看看,在前边营业厅浏览的人好像是朱总司令。"我马上到前厅跟随在朱老总的身旁陪同他参观。他好像看出我是这里的负责人,不时地回过头来向我说:"人家这字写得真好。"当他走到陈设文房四宝的柜台前,指着墨盒、砚台、毛笔等问我:"这些都还有生产吗?"     

回忆西南革大

1950年7月6日我见到《新黔日报》上刊登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贵阳分校(以下简称革大)招生的公告,非常高兴。即向罗安仁大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说了我的想法,他听后很高兴地说：“参加革命是好事,我给你写个介绍信。”我带上介绍信到当时的贵州团工委学生部,见到了负责人穆颖同志。穆亲自接待了我,并开出前往革大参加学习的介绍信。我就成为“革大”的一名学生。当晚,坐在明亮的电灯光下给兴义老家父母双亲寄了一封信,报告了这一好消息。     

没见到的人

我在想念这次旅途中没有见到的朋友,比如未名。2006年我在波尔多遇到他那天,他站在街边,被两个警察拉住。地上摊着他的小提琴盒和军用旅行     

国际主义战士坂本寅吉

抗日战争已进行到最后阶段,1945年1月,我被调到金萧支队诸义东县自卫大队(前身为坚勇大队)二中队任政治指导员。在从诸北到义北的途中,大队政委江征帆和我谈起一位反对侵略而投奔新四军的日本兵坂本寅吉。不久,我在大队部里见到了坂本,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

反对两个“凡是”获小平赞赏关山(以下简称关):任老,你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长期身居要职,与小平同志一定有过不少交往吧!任仲夷(以下简称任):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7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大概是在1939年冬或1940初,听他作抗日战争中“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当时他才三十四五岁,留着小胡子,人很精神,讲话声音很响亮。第二次是在太行整风学习时,听他在北方局党校作关于“抢救失足者”的报告。1956年我出席“八大”,听他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     

怀念亚明先生

2002年正月初八,是亚明先生离开我们仙去的日子。虽时过两年余．我仍然感到十分悲伤。每当目光落在我为他写的那本书上,或是见到我和他的共同友人的时候,我眼前总会浮现他的音容笑貌,想起我与他的忘年之谊。     

贺子珍庐山见林彪

外公毛泽东三上庐山(1959年、1961年、1970年),外婆贺子珍四上庐山(1959年、1960年、1962年、1966年),庐山与两位老人家有着不解之缘. 在庐山我见到了曾接待过我外公(毛泽东)和外婆(贺子珍)的老同志,和他们连谈了两个晚上. 庐山的老同志彭毓炎处长是当年的招待所所长,他清楚地记得1960年外婆贺子珍在庐山看望林彪的情况:“你外婆后三次来,都是我负责接待.每天我都要去问候她,安排一些相关事情.她从我这里知道林彪上山来了,便要求前去看望.”     

相会西北战地服务团——怀念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

1999年3月3日,我在太行老区深入生活,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了一条使我十分悲痛的消息:“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3月2日在北京逝世”。我看了这条消息后夜不能寐,浮想联翩:我和凌导演是1939年秋在晋察冀认识的,那时我在晋察冀边区政治工作队,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正在筹建儿童演剧队,经周巍峙同志(原西战团主任,今中国文联主席)亲自挑选,我被调入西战团,第一天报到就见到凌子风(那时叫凌风),他身穿日本军大衣,背着日本牛皮背包,穿着日本皮鞋,还留着一小撮胡子,活象一个日本鬼子,我当时以为他是日本战俘,就有意识地接…     

我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时隔4年,我再次见到了钟。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正在“走水”。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一惊,差点把水走到裤子上。     

卡斯特罗的中国情结

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个名字,在中国广为人知。只要一提起他,人们便会想到他的满面胡须和一身戎装,想到他的传奇经历和迷人风采。1990年8月,我受命出任中国驻古巴大使,使我有幸与这位古巴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开始了三年之久的交往。第一次见到卡斯特罗赴古巴工作,我期盼早一天与卡斯特罗主席见面,亲眼一睹他的伟人风采。我于1990年9月1日抵古9月6日递交国书。我原以为这次能见到卡斯特罗主席,结果未能如愿。接受国书的不是他,而是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此后不久,我和夫人陈镇坤应南斯拉夫驻古大使夫妇…     

傅璇琮给我的一封信

正听到傅璇琮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北美高原上,又一次默然涕下。先生是我真正的邻居。他一家就住在我的楼上,那是北京劲松104号的拐角处,我在一层,他在二层。他的两个女儿跳绳时,我能微微感觉到。傅先生兼任学者(专治唐代文史)与编者(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忙碌得很,但每次在楼前相遇,总要站着说几句话。他不善于言谈,甚至有点羞涩。每次见到他手提小篮子去取牛奶或买菜,我就感慨"真人无相",满肚子学问,却一点学     

我所知道的“常州三杰”

1925年5月,我第一次见到恽代英。当时,我在上海江湾蕴草浜中国铁工厂做工,一个休假日偶然的机会,在临近的立达学园,我顺道参加了一次听讲会,主讲人是恽代英。他为学生群众演说时政问题。会后,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伊(他也听过演讲)问我:“你听恽先生的演说有什么感想?”我说:“我觉得恽先生分析时政,剀切透彻,发人深省,使我懂得了不少问题,很受启发。可惜,他引证的马克思、列宁理论我不大懂……我认为他是个大学问家,是个不修边幅的名士。”“为什么?”“因为我看他滔滔不绝的口才,满脸的汗,而他就扯着衣衿擦……还有,他的皮鞋带子是一白一黑。…     

1O年祭

我成为一个没爹的孩子已经整整10年了。 最后见到我爸,不是在急诊室,也不是太平间,而是在火化场焚尸炉前。他静静躺在一个玻璃棺里,任我跪在那儿悲天怆地地哭喊、捶打,阴阳永隔。我泪眼婆娑,看不清他的模样,连最后一次抚摸他的机会也没了。     

“创新”人生——访我国著名创伤外科学家、皖籍院士王正国

2002年5月底,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两院院士大会上,我见到了我国著名的创伤外科学家王正国院士,他热情接受了我的采访,题词、拍照合影,他平易近人、开朗自然的性格,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更加深了我对他的进一步了解。     

茅盾在作协往事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30年,虽为一普通干部,有幸也常能见到作协主席茅盾,聆听他的讲话;看到他为新中国文学事业所做的工作及他的处境;因工作而跟随我的领导去看望他,或有事被指派去他那儿跑跑腿。现记下我了解的茅公的点滴往事。     

回忆我与孙宗溶同志的交往

正今年是孙宗溶同志的百年诞辰。他是改革开放后安徽日报社第一任党委书记。1983年任政协安徽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孙宗溶同志虽然已逝世10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久久地怀念……拨乱反正的功臣我初次见到孙宗溶同志是在1979年盛夏,那时我刚刚调入安徽     

江渭清的一首轶诗

江渭清在部队当过政委并长期担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我1957年就知道他的名字。那年深秋的一天,我带领江阴市15位中小学毕业生代表参加省里的中小学毕业生代表大会,我只是坐在下面远远的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江渭清。近距离见到他平生只有一次,那是1984年的一个金秋时节,在南京中山     

记蹇老二、三事

我正在重庆出席一个会议,忽然接到蹇先艾同志粹然去世的消息,事情非常意外,令我吃惊。我出发的头一天还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谈他对《文史天地》第二期的观感。言语清楚,思维明晰,完全没有生病的征兆,怎么会突然逝世呢？当时见到的是电话记录,直到回筑后才略知他突然去世的原因,嗟叹,遗憾之情涌于心底。我第一次见到蹇老是在1953年的共青团贵州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代表文联到会上致辞。和他接触较多却是近十来年的事,较长时期的接触使我感到在他身上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高度负责,一丝不苟,是蹇老处事的原则。省政协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