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先秦时期的“游民”及其社会影响——清华简《越公其事》补释

"游民"是中国古代社会备受关注的群体。战国时人所言"游民",其定义、范围及社会影响等,与秦汉以降者有很大的不同。先秦时期的"游民",即脱离氏族(宗族)的不事农作之民。最早出现的"游民"是独立的工商业者,以及活跃于社会舞台的"游士"。清华简《越公其事》所载勾践"思邦游民"作"五政",是关于"游民"比较早的记载。越王勾践抓住改造"游民"问题的契机,积极变革,使"游民"成为越国复兴的重要力量。春秋战国时期的"游民"所带动的人口流动,对于各诸侯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很大作用。先秦时期走出宗族藩篱的"游民",打破了社会阶层的固化,为春秋战国这个辉煌时代的精神构筑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浅析建国初期游民的救助和改造——以合肥市为考察对象

游民,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直困扰着旧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的无业游民游荡在全国的各大城市,既影响了新中国的城市形象,又威胁到社会治安乃至政权稳定。因此,为了稳定新生政权,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对城市游民问题进行治理。本文以建国初期合肥市游民的收容与改造为例,通过分析合肥市对城市游民问题,采取的多种救助政策和措施,力图从一个侧面反映新政权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审视传统文化的另一个视角

中国宗法社会发展到宋代,产生了大量脱离社会秩序的游民,形成游民阶层,在游民中产生了通俗文化、通俗文学。游民不同于宗法人之处,在于他们有反社会性、主动进击精神和帮派意识,义气是他们联系的纽带。产生于游民的通俗文化、通俗文学,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又为游民的组织、活动提供了理论武器。从游民文化看中国历史,是审视传统文化的另一个视角。     

书屋

本书是国内研究游民问题的权威王学泰先生的成名力作。本书初版于1999年,李慎之先生为之作长序“发现另一个中国”,一时洛阳纸贵。游民问题也由此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以后的江湖研究、流氓研究正是其分支。本书为增修版,作者认为其实是重写,光是增写的内容就有20万字。“游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中国宗法社会发展到宋代,产生了大量脱离社会秩序的游民,形成游民阶层,在游民中产生了通俗文化、通俗文学.游民不同于宗法人之处,在于他们有反社会性、主动进击精神和帮派意识,义气是他们联系的纽带.产生于游民的通俗文化、通俗文学,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又为游民的组织、活动提供了理论武器.从游民文化看中国历史,是审视传统文化的另一个视角.     

天津市收容乞丐纪实

乞丐问题是中国数千年来无法根治的痼疾。天津解放伊始,大量游民指乞丐和散兵游勇涌进城来。他们声称,解放了,穷人翻身了,乞丐也可以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去向富人们讨要了。一些职业乞丐讨要手段强硬粗暴,按时定价,张口就要50元。而商号、店铺不了解政府的政策,对乞丐的强乞恶讨不敢违抗,因此,1949年5月,天津市人民政府为迅速恢复和稳定社会治安,在华北人民政府的指导下,对游民乞丐开展了大规模的突击收容和清理。     

王学泰 游民观察者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1999年,王学泰在他的代表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引用了闻一多先生（原话来自于英国学者韦尔斯的（《人类的命运》,闻一多在《关于儒·道·土匪》中引述过来）的这句话。     

民间文化、江湖义气与会党的关系

清代秘密会党勃兴，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分不开的。一个日渐扩大的游民阶层是会党生存蔓延的社会基础，在民间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游民文化在会党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民间文学、戏剧中渲染的“义”的观念广泛地流传于下层社会，人们称之为“江湖义气”，会党采取拿来主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会党是下层社会组织，无法从上层文化中吸取营养，民间文学、民间戏剧就成为他们建立自己的帮会文化的当然来源。“义”在秘密会党中无所不在，本文主要从会党的仪式、隐语、暗号、流行数字等几个方面作些叙述。会党利用并改造了民间普遍存在的兄弟结拜、江湖义气等内容，为自己的组织、活动、反抗目标服务。     

绅商与广西游民的救助--以清末至民国时期为背景

清末至民国时期,广西的游民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单纯的政府救助不能满足游民对救助的需求,必须倚重民间救助。绅商作为两者的重要代表,在对游民的救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了大量的安抚救济工作并解决了部分游民的再就业问题,产生了一些积极效应。     

中国古典气论对朝鲜徐敬德之影响

徐敬德是朝鲜王朝著名哲学家,尤其在气论哲学上成就斐然。徐敬德气论深受中国古典气论之影响,中国古典气论所彰显的泛生命性、泛道德性、前逻辑性三大特点在徐敬德哲学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中西哲学范畴与概念存在着性质上的差异,西方哲学史上那种获得“绝对的纯粹形式”的“纯粹概念”,在以中国与朝鲜为代表的东方哲学中是不存在的。表现在概念与范畴上的东西方哲学不可通约性的矛盾,有待于学人进一步的发掘与评价。     

浅析辛亥革命初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的策略

会党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出现的游民阶层的秘密组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异常,并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本文就辛亥革命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对待会党问题上所采取的利用政策作初步的探讨,认为正是这种策略使日后会党的破坏性达到顶峰,最终成为困扰民国社会的一大隐患。     

来信

有气不能老憋着3月15日,一年才记得一次的日子,又来了。人有气,总不能老憋着,憋久了,或者来一次大爆发,或者把自己憋病了,一个社会和个人、群体大都逃不出这个规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龙应台一本《野火集》,一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让很多台湾的中国人坐立不安,有了难得一见的政治意识的苏醒。她那时候说的是     

认清中国古代非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特色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讨论 ,目前首要解决的问题 ,我看似乎尚不在于给中国古代社会定一个什么具体合适的名义 ,而在于端正下面这样一种认识 ,即要不要尊重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 ,要不要把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 ,亦即我们的国情放在重要地位的问题。因为至今仍有不少人把不按照主要是西方所经历的“五种社会形态”的次序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做法视做不能容忍的“离经叛道”行为。从事情的来龙去脉看 ,“五种社会形态”说在中国的提出 ,是同否认中国社会发展有自己的国情亦即特殊性联系在一起的。当年郭沫若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宣传马…     

白朗起义的性质

一白朗起义是一次农民起义白朗起义军的主要成份是农民。其所以会越“剿”越多者,实由农民群众积极参加之故。在英山,“内匪蜂起,僭与勾通”;在鄂豫皖交界,“沿途人民附从者二千余人”,“鄂属之罗田、麻城、黄安一带,各地痞徒闻风响应”。“白狼在天水时,附近之哥老会匪及无赖游民,均以白狼之来袭,视为奇货,投入狼军者颇多”。“贩夫竖卒尽为匪人耳目”。“穷苦之家,甘为窝主,乞丐游民,愿作彼探”。可见参加者多为破产农民。农民之外,士兵加入者亦复不少,南阳镇守使郭文魁所辖士兵“投归白狼者甚多”,“季雨霖部下之兵多归之”。“荆紫关巡     

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游民问题与党的策略

游民无产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中占有一定位置。这个阶层虽然不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但它在革命中的作用却不可忽视。存近代史上,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每次斗争的发展变化都与这个阶层的参加     

张謇言论

张謇字季直,近代史上名人也,以办实业有声绩,为中国民族资本家,又以主张“立宪”群称为政治家。顾其人狡而善变,议论甚闪灼,其论袁项城藉吴武壮而起,乃阴背吴而阳附李文忠。张与袁书两千余言,可谓直窥袁之底蕴,而终不免拜伏于项城门下。举此一端可概其余。其言论具见其《日记》中,约举如下: 其论张文襄,谓人言:“南皮有五气,少爷气、美人气、秀才气、大贾气,婢妪气。”又云:“南皮为反君子,为其费而不惠,怨而不劳,贪而不欲,骄而不泰,猛而不威,然今天下大官贵人能知言可与言者无如南皮,若好谀不近情则大官贵人之通病不足怪,久与处当自知之也。”南皮在当时,人颇有议之者,然何至如张所言。     

清政府逼出来的“激进”革命

不经过激烈变革尤其是剧烈革命必然造成的社会大动荡、大破坏而收取变革、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之实效,洵属社会进步之理想途径,无疑值得鼓吹和追求。但若以近代中国为例来指责戊戌变法尤其是辛亥革命“过激”、以此反对“激进主义”,则有违史实甚矣!“激进主义”的危害确易为许多“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之士所忽略,     

微名人

饶宗颐写字和作画以及做学问都十分讲究一个“气”字．因为气不贯,就好像一个人没有生命。写字、做学问,实际上是把一个人的生命都摆在里面。有“气”有生命,才会源源不绝。气贯就神定,养成一个宁静的心态,排除掉各种干扰,     

“国家与社会”的中国研究面相

“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研究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宏观分析框架,于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中国。由于研究者对“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中“社会”一端的不同理解,使得“国家与社会”理论的中国研究呈现不同的特征。本文依据社会转型期前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职能及其关系变革,梳理了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理论所呈现的不同面相。     

《地狱变相》初探

“地狱”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名词。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地狱观念”对中国民众的规范、抑制是非常强烈的。正因很多人怕死后堕入“地狱”,其反抗压迫的勇气大都被逆来顺受、委屈求全所代替了。封建王朝因为有“地狱”,使得其统治得以延长,中国人民敢于斗争的精神,因为有“地狱”而被消除了大半,尽管有时我们还可看到“地狱”带有劝善戒恶、鞭挞丑恶一面,但其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所起的主要作用还是消极的。那么,“地狱”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并用什么手段来影响人们的思想?本文试图用敦煌所出的资料及佛教石刻中的《地狱变相》来说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