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时代家谱编修的创新——以重修《弼佐刘氏家谱》为例

中华家族文化是民族文化血脉,植根在中国人内心,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以旧修旧"的家谱编修方式已不适应新时代要求,家谱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必然趋势。结合现代电子信息技术手段编修家谱,提高编修家谱文化质量,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民族文化各领域的交流以及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认祖,都有着重要意义。     

郑成功家族族谱的新发现——明崇祯修《石井郑氏族谱》评介

本谱修于明崇祯年间 ,清初重抄。记载福建省南安县石井乡郑氏家族自开基始祖至第十三世 (包括第十二世的郑成功 )的全部世系传承、昭穆雁行及名人官职、葬地等 ,其中涉及海上拓展 ,郑 (芝龙 )刘 (香 )争雄、澎湖开垦、移民澳门、中菲交往等 ,内容新鲜 ,极富史料价值。对郑成功的家世及其与郑泰、郑芝鹏、郑芝莞的亲疏关系等首次得以完满理清 ,填补历史上的空白。     

王鸣盛的考据学方法及其学术贡献——以《汉书》考证为例

王鸣盛在为《汉书》辨讹、补脱、去衍的过程中,考论结合,或以表、志、传互证,或求之于碑文,或考之于经,采用各种方法,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研究特色.其重要贡献还体现在考证《汉书》书法是否有义例,对他人研究成果作学术推进,评论班书之史法,以《汉书》纠正他书之误等.     

用好教材,授之以渔——以《井底之蛙》为例学习速读知文意

在我国教育体系中,语文课程无疑是最重要的教学内容之一.语文的学习过程就是知识的不断累积,不断的阅读新的知识,了解新的知识.由此可见,阅读教学在语文学习中极其重要.语文教材是最重要的学习工具,在语文教材中有很多优秀的文章供学生阅读.但是学生往往找不到良好的阅读方式,阅读效果很不理想.为此,本文通过《井底之蛙》这篇课文来进...     

方志撰写如何“凹显”规律——以首轮《宾县志》为例

<正>"志书是客观事物的一种反映形式,是一地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系统记载,无可否认它回避不了规律1"。《现代汉语词典》对规律的解释是:"事物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一定条件下经常起作用,并且决定着事物必然向着某种趋向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们能够通过实践认识它,     

新修家谱编纂刍议——以《山西应县孙氏家谱》为例

编修家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上世纪80年代来,传统文化持续复兴,编修家谱呈繁荣之势,或续旧、或新编,产生了大量的新修家谱。这些新修家谱不同程度表现出对旧谱传承创新的同时过度"革旧",致使新修家谱结构过于简单、教育作用弱化且缺乏严密性,影响到新谱质量。     

浅析女性意识下的英雄形象—以《床畔》与《金陵十三钗》为例

严歌苓的众多作品中都以女性为中心展开故事,立足于历史时代的大背景,采用女性的视角冷眼静观人情冷暖,探索人性善恶,不管身处何种境况,这些女性始终有着自己的光芒点,或慈爱或坚韧.严歌苓笔下对于边缘女性的刻画更加深刻,本文通过对《床畔》中万红与《金陵十三钗》中边缘女性赵玉墨等人物的探究,展现严歌苓笔下的女性英雄形象.     

史志区别之我见——以《明史》《大明一统志》《三湾史略》为例

史志区别一直是方志界研讨热点而又未取得共识。此一问题不仅是方志学与历史学学科关系的重大问题,更是关乎地方志基础理论和编纂实践极为重要的问题。研究史志区别首先要明确定义史志概念,分析史志区别的具体对象为史志载体即史书与志书之区别,落脚于编史与纂志的区别。破解史志区别难题,可从史志是不同宗旨的两种体裁这一角度入手。横、竖写法及线、片写法之分,并非史志体例区别的绝对特征。本文以《明史》《大明一统志》对比及《三湾史略》之体裁为村史而非村志为例,阐述对史志区别问题的思考。     

杨吴政权代北家族的本土化——以《李娀墓志》所见雁门李氏为例

近年出土于扬州的《李娀墓志》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地区杨吴政权的墓志,通过对墓志本身和其他相关传世墓志的分析,可还原出墓主人李娀为出自代北集团,后南下出仕杨吴政权的李承嗣之女。通过对墓志的婚姻关系之分析,则可看到作为代北地区汉人后裔的李承嗣家族,从在代北集团因战争状态下不得已之事而南下,至在杨吴政权内与杨吴政权核心家族的三代联姻,终于得以实现本土化。也可理解中国古代家族发展史上的一些延续性问题,比如世家大族如何通过婚姻网络建构,形成各个地方、各个时间段内的各种联姻体系。     

《校补襄阳耆旧记(附南雍州记)》校读札记——以卷1《人物》为例

《襄阳耆旧记》是东晋习凿齿撰写的自战国时期至东晋期间襄阳地区风土人情的地方史志,该书成书后有所散佚,后经学者搜集整理出一些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曾于1987年出版了该书的校注整理本——《校补襄阳耆旧记》,中华书局于2018年出版的《校补襄阳耆旧记(附南雍州记)》,在原书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不失为学习、研究《襄阳耆旧记》的一部重要参考书籍,但仍有个别值得商榷之处,现以卷1《人物》为例,将其中疑误之处胪列于下,以供参考。     

从《索引编制规则》看方志索引编制——以新修地方志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修地方志成果丰硕,蔚为大观。近年来对方志索引的重视,大大增加了方志文献的有效利用。正确认识和理解地方志索引的性质、类型及特点,充分把握地方志索引编制过程及技术要点,在《索引编制规则》的指导下编制出更多、更好、更高质量的方志索引是完全可能的。     

从《索引编制规则》看方志索引编制——以新修地方志为例

周保明在《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修地方志成果丰硕,蔚为大观。近年来对方志索引的重视,大大增强了方志文献的有效利用。中国国家标准《索引编制规则》的颁布和实施,对规范志书索引编制显得完全有必要和可能。首先要正确认识和理解地方志索引的性质、类型和特点。志书索引是一种有助于地方志书方便、高效使用的信息检索工具。     

浅谈志稿评审会后的修——以二轮《三明市志》稿为例改

一部好的志书,是在反复修改中形成的。本文结合二轮修志实践,仅就志稿评审会后的修改谈点粗浅的看法。     

以新修志书的思路续志——黎锦熙《方志今议》读后札记

黎锦熙 (1892— 1978) ,字劭西 ,湖南湘潭人 ,是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兼方志学家。1938年 9月 ,他受聘担任陕西汉中区城固县志续修总纂 ,上任伊始 ,仅以一月时间 ,便草成近 9万字的《续修工作方案》 ,因为该案内容“实是泛陈现代新修方志之要旨及方法 ,但就城固一带举出实例 ,其用不限于一邑 ,”故 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书时名之《方志今议》 (下简称“今议”)。他在该著中 ,为调和纷争 ,关于方志性质提出了著名的“史地两性”说 ,且为调和方志编纂与不同社会需求的矛盾 ,提出了“叙事不立断限”、以人文色彩调剂科学内容之干涩等观点 ,堪称…     

先学后教,当堂训练——以语文阅读课《桥》的教学为例

＂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主要是让学生在课堂中进行＂自学＂,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应该根据教师事先布置的任务来进行学习。在学生自学之后,进行更正和讨论,最后由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点拨,并让学生当堂完成作业。     

浅谈第二轮修志资料的收集和考证——以《萧山市志》经济部类编写为例

“资料收集难度大”是市县二轮修志工作中遇到的共性问题之一,其中尤以经济部类突出。《萧山市志》经济部类编写过程中收集资料的难点,主要是无部门管理的企业资料难收集、连续性的经济指标难寻找和机构撤并迁址导致资料遗失。经济部类编写人员围绕《萧山市志》编辑部提出的收集资料要全面、系统的．要求,采用“一问一答”方式,广泛、深入地收集资料,除收集《萧山年鉴》和统计部门编印的《萧山统计年鉴》等资料外,还收集档案、报刊杂志、地方志书、亲身经历人和专题调查五个方面的资料,基本满足了经济部类编写的需要。为确保资料的准确性,通过书证、物证和人证等考证方法,对收集的资料进行逐一考证。     

年鉴框架设计突出特色三题——以《义乌年鉴》为例

近年来,地方综合年鉴的作用日趋重要,其编纂工作越来越为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所重视。为避免地方综合年鉴出现“千鉴一面”的局面,年鉴工作者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需要牢牢把握好地方综合年鉴的特征,创新年鉴发展思路,形成独有特色。一部年鉴的特点由多方面组成,而框架不仅是地方综合年鉴的纲目,是其信息资料的科学组织形式,更是体现一部年鉴的编辑思想、内容结构和特色形式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框架设计作为年鉴编纂的首要任务,其科学性与合理性直接影响年鉴全面性和地方性,也决定年鉴编纂的整体质量。     

艺术表现的承接性——以榆林窟第三窟《文殊变》《普贤变》为例

任何艺术的发展都有一定承接关系,其成熟离不开对优秀传统的学习与借鉴。榆林窟第三窟《文殊变》《普贤变》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继承了唐宋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丰富与发展,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艺术风貌,充分体现出艺术表现的承接性。     

儿童戏剧工作坊的实践研究——以《三只小猪》道具创编为例

<正>戏剧教育是传统义务教育的延伸,对培养儿童艺术素养具有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以对儿童戏剧工作坊的实践研究为基础,从戏剧工作坊开展的意义以及具体的实践案例两个方面,详细介绍了戏剧工作坊,并提出相关策略,旨在为儿童戏剧教育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视角。     

浅谈钢琴协奏曲体裁的发展——以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为例

本文在论述钢琴协奏曲的主要发展脉络、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创作历程及其历史地位的基础上,以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与探讨,以期较为全面、准确地把握钢琴协奏曲的体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