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空间与地域环境:中国古代巴人的历史地理与生态人类学考察》评介

正巴人,作为曾活跃在今陕南、川东、重庆、鄂西、湘西、黔北等地的重要族群。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致华、顾颉刚、徐中舒、童书业等前辈学人开启巴人研究以来,经过80余年的发展,巴人研究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领域都有长足的发展。但诸如"巴"的字义、巴人起源及迁徙、巴国疆域及都城变迁等基本问题,仍存在较大的分歧。朱圣钟教授新著《族群空间与地域环境:中国古代巴人的历史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迁——巴蜀祖源传说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重要的集体历史记忆,祖源传说反映了一定社会情境下人们的族群认同。本文以巴蜀祖源传说为文本分析对象,解读了其中传递的华夏认同、本土记忆、异族认识等族群情感及其产生的社会情境,并结合其他材料探讨了周秦汉晋时期中原华夏人和巴蜀本土人对巴蜀族群认同发展的三个阶段,旨在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将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文化整合与时空变迁相结合。     

中国古代长城的历史角色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为加强防御,在北部边疆长期建立了长城防御体系,明代在海洋空间面临实质性挑战后,在东部近海地区也开始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长城一方面起到了有效的防御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被动特征,无法彻底解决来自北方族群与东部海域的威胁,反而产生“反噬效应”,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与社会动荡,甚至带来全方位的政权危机,这是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长城虽然是政权之间的界限,却并非族群之间的界限,而是一条生态过渡区的界限。     

明清时期军屯制度对南岭山地乡村聚落变迁的影响——以蓝山县南部村落为例

南岭山地作为沟通中国内陆与沿海以及南中国周边地区的重要通道,是多族群分布区。通过以南岭地区蓝山县南部400多个村落为对象,本研究充分挖掘该区域的历史资料和数据,从历史文献分析出发,结合历史地理学和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通过GIS的构建,分析明清时期军屯卫所对南岭山地乡村聚落变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明清卫所军屯的转型及其带来的土地拓展趋势,一方面造成社会组织的重组,一方面使得人群和聚落关系发生改变,导致瑶人瑶地向更高海拔的山地集中,造成了部分村落间的依附格局。这一进程形塑了南岭山地存留至今的历史事实和族群聚落景观。     

文化移植与重建家园--评《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

近代以来,在中国和东南亚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华南移民越过海洋抵达新加坡后重建社会与文化家园.在精英文化和上层制度缺失的状态下,华人移民利用祖籍地的文化传统,并以血缘、族群和信仰为纽带,重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华人文化,并进一步完成了社群的整合与文化的重植.作者在<越洋再建家园>一书中选取了华人社会的本土视角与民间视角,以历史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考察了新加坡华人社会从移民到定居转变过程中文化移植与重建家园的历程.     

板楯蛮(賨人)源流考略——廪君之后还是“百濮”先民?

笔者认为世居于川东北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的土著居民,"巴渝舞"的创始者——板楯蛮(賨人)与来自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廪君蛮(巴人先祖)并非同一族群。板楯蛮和廪君蛮虽统称为"巴人",但其"巴人"称谓是"巴地之人"、"巴国之人"的通称,而不是作为族称存在的。他们均出自"百濮"系统,只是起源地、分布地域、文化习俗、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有所区别,这一点也是经过方家充分论证的。本文拟从民族地理学、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等视角对板楯蛮的历史起源、分布地域及其与百濮、廪君的关系作一导向性梳理,以釐清学界长期存在的关于廪君蛮与板楯蛮同源、同宗的迷雾。     

略论巴人早期的历史与地望

巴人是先秦时期华夏边缘的一支族群,由于在华夏记述视野之外,早期的历史与地望都十分模糊。文章结合考古资料与文献的记载,认为巴人是古东夷族西迁鄂西北融合当地土著居民而形成,在夏及商前期活动在豫西南鄂西北的丹阳地区。在商代中晚期,由于受到商人的压迫而西迁至汉水上游地区,形成了宝山文化。在商周之际,巴人流散,一部随同蜀人北迁至宝鸡,建立了■国,并参与了武王伐纣。武王见巴人勇猛,在巴人故地封建了自己的宗亲,建立了姬姓巴国。     

古代希腊人的族群话语

本文通过分析古代文献中希腊人对"ethnos"、"genos"和"phylon"等表述族群的名词和用语的使用情况,以及他们对于自身的各种各样的定义和描述,并以当代人类学的族群理论作为观察的参照尺度,厘清了古代希腊人认知族群和建构自身族群身份的视角和方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代希腊人的族群话语与后现代人类学情境主义族群理论不谋而合。     

略论古代的巴

《史记·货殖列传》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研究楚文化,不能不研究巴。三峡,为“西通巫巴”的天然孔道,是探讨川、鄂两地历史交往的关键地区,也是探索古代巴人活动的重点区域。六十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在三峡做了大量勘查和发掘工作,发现不少与古代巴蜀、荆楚有关的遗迹遗物,特别是与古代巴人有关的遗迹遗物十分重要。关于古代巴的不少问题,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笔者在鄂西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中,接触了一些与巴有关的文物,笔者就鄂西有关巴人的考古资料和古代文献记     

正本清源之作——评张启成《中外神话与文明研究》

张启成先生《中外神话与文明研究》是一部关于中外神话、文明与文化的综合性的论文集,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一、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如《论西王母及其历史变迁》、《共工的历史演变及其评价》、《蚩尤与黄帝新探———汉苗蚩尤与黄帝神话传说之比较》、《颛顼神话传说新     

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

先秦巴人是由多支族群所构成的多元化亚民族集团。因各支系来源的不同,关于自身来源的传说也不同。由于古代文献取材的地域和年代有差异,导致学术界对于巴的含义、巴人的族属与地域、巴国王族的来源,以至先秦究竟有几个巴国等问题长期存在分歧。巴人不等于巴国,先秦只有一个巴国,即周武王所分封的宗姬巴国,是著名的汉阳诸姬之一。宗姬是巴国的王族即统治者,而史籍所载的巴地八族以及廪君蛮,则是居息在巴国境内的属民。     

论蒙古文化对“托茂人”族群形成和文化适应的作用

在族群历史的互动过程中,文化适应直接影响族群性的变迁,进而影响族群关系的融通。"托茂人"是我国人口较少的一个穆斯林族群。其族群的形成与蒙古文化的影响休戚相关。本文从社会生活、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论述了蒙古文化对托茂人族群的形成及其文化特征的影响,以及托茂人族群的文化适应性问题。     

体质人类学与古代社会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随着考古学资料的不断丰富、考古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的融合程度大大加深。体质人类学已不再单纯研究古今人类的体质特征及其起源、演变规律,而是开始转向研究古代社会、阐释社会复杂化进程。考古发掘的人骨资料是体质人类学     

跨学科的魅力：百年疍民研究的人类学意义

疍民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已有百年。学者最初是在民俗学视角下开展的疍民研究。此后,随着研究的推进以及学科之间的交流交融,疍民研究逐渐扩展至体质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海洋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领域,也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主题。正是由于学者不断地把新学科、新方法、新视角融进疍民研究,才使得对于疍民族群的研究具有了跨学科的魅力与独特的人类学意义。从跨学科视角梳理疍民研究,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疍民研究在中国人类学研究中所具有的人类学意义;另一方面,疍民研究也促使我们在当今社会以跨学科的视角分析问题。     

形而下之器: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方法与取径

当下古代中国边疆研究应建立起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与整体史观三维度三变量相互联结的以时间与结构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体系。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长时段之规律、特征的抽象与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短时段的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互动与交融的特性之归纳,都属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唯有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为基础的整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才能将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各种材料议题之问题意识与科学实证有机地统合起来,才能实现古代中国疆域史之特殊性、普遍性、规律性认知的可能性,达成中国学者话语体系下的具有“中国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的学术认知。     

情感史视野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

正二十世纪的中国,充满着动荡和变迁,它是一个古老文明浴火重生的战场,也是各种各样的革命运动最活跃的舞台。近年来,在一度经历"告别革命"思潮席卷的中国史学界,"革命"又悄悄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引入社会史、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法和视野研究中国革命的论著层出不穷,"新革命史"研究已蔚然成风。与传统革命史研究以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变迁的核心动力和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同,"新革命史"力图摆脱阶级斗争的解释模式,注重从政治结构、社会动员、革命     

《离散族群与信任:古巴、墨西哥和中国的崛起》出版

正由墨尔本大学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副教授艾德里安H.赫恩(Adrian H.Hearn)著的《离散族群与信任:古巴、墨西哥和中国的崛起》(Diaspora and Trust——Cuba,Mexico and the rise of China)一书的英文版于2016年3月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通过政治和经济学分析,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赫恩分析了古巴、墨西哥两国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并重点阐述了华人社会如何深化     

试论广西客家人的族群认同——以防城港市为例

近年来,族群一直是国内外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热点,族群认同研究对于处理现代社会的族群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多族群国家,客家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族群,它分布广泛,人数众多,但族群内部凝聚力很强,直到现代都保留着非常鲜明而独特的客家文化,这与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是分不开的。本文以广西防城港市的客家人为例,旨在通过客家人自我认同的各种文化表征来体现客家的族群认同。     

“重瓣花朵”与“多元一体”

考古学文化是特定时空民族或族群共同体的物化遗存,是观察、研究史前与古代族群时空关系的最重要手段,民族史、文化史的探索是考古学研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①。在近百年中国学术史上,考古学对于新史学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史前、上古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梳理,重构中华民族起源与形成的早期历史,重构中国民族史的基础框架。从严文明先生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结构的描绘,到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集中体现了考古学对于中国民族史、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西辽河流域环境史研究的现状、局限与取径

环境史以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中国北方西辽河流域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的特点决定了该地是开展区域环境史研究的典型地区。对于西辽河流域人类历史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学界做了不少研究。这些研究涉及的主题较广泛,包括自然环境的特点及其历史变迁,环境与文化及文明,经济形态、农业垦殖与环境变迁,聚落与环境,科尔沁沙地及其历史变迁,灾害史等,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下面分几个方面进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