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

自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国民党围绕领导权的继承问题,引发无数次党内分裂。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其中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民党发迹于广东,也造就了大批粤籍党国领袖。孙中山生前在有意无意间扩大了粤籍党员同他省党员间的矛盾。随着国民党从广东走向全国,特别是蒋介石在党内权力的不断提高,蒋同粤籍领袖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逐渐演变成公开的武装冲突。     

抗战时期的广东国民党及其重要活动

由于日军全面侵华,已直接危及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国民党党员也面临亡国亡党灭种的威胁,在全国军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日的压力下,国民党已从“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转变为联共抗日的正确国策。广东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也随之改变。     

反特电影示范片《羊城暗哨》诞生记

解放初期，人们满腔热血建设新广东，当时的广东出现了未曾有过的大好形势。但是这样看似乐观的局面其实暗流汹涌，国民党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想尽办法破坏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广州沿海，又靠近港澳，很多国民党特务便潜入了广州市内，伺机行动。     

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之崛起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崛起的广东农民运动,是国共两党合作促成的。为此,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做出了重大努力。但史家们以往对后者谈得多,对前者谈得少。本文拟对前者作一述论,以补不足。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军民合作”下国民党在广东的民众武装工作——以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为例

全面抗战爆发后,粤军大部北调,广东兵力空虚。为应对迫在眉睫的日军入侵威胁,国民党广东当局冀望于发动全民抗战,组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以协助粤军抗敌。广东当局在"军民合作"体制下对自卫团实行严格且颇具特色的军事训练,自卫团在对日作战中有效弥补了粤军不足,阻滞了日军攻势。华南战场转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形势的转变,加之国民党民众武装动员机制存在固有缺失,自卫团渐趋蜕化,或被中共争取,或被日伪拉拢,引起广东当局戒备和防范,大批自卫团被缩编或改编为游击部队。至此广东当局尴尬地意识到,国民党固能组建规模庞大的民众武装,但组建之后却不能对其有效管控。此后直至抗战胜利,广东当局再也无意大规模武装动员民众,只依靠军队作战的片面抗战路线最终形成。     

国民党镇压广东农民运动及其影响

国民党在广东清党反共中,使用武力镇压其全力扶持过的农民运动,引发和放纵土豪劣绅民团对农会和农民进行疯狂报复。国民党内一批与广东农村封建势力有紧密联系的“腐化分子”,公然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农会压迫农民,并将清党反共之火,烧到一帮曾经遵照“总理遗嘱”而努力国民革命的“忠实同志”、“总理信徒”、“革命青年”、“真正国民党员”身上,使国民党走上政治腐败之路。国民党因镇压农运而丢弃农民,深深地埋下日后失败的祸根。     

北伐前广东农民运动中国民党的身份冲突与调谐简

北伐前国民党在广东兼有执政党与国民革命党的双重身份,在广东农民运动中,存在冲突。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国民党中央倾向于支持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以换取农民对国民革命的支持。但作为基础不牢的执政党,为维持政权稳定,国民党不敢也不能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掌控乡村政权的士绅地主阶层。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领袖采取了渐进式的农民运动发展策略,试图在革命与维稳之间维持平衡,调谐革命与执政的身份冲突。但农民运动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农民斗争的演进轨迹超出国民党领导层的预期,党政各方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农民与地主的激烈斗争中。广东革命政权完全巩固以前,左派的主张占据上风,且因农民运动有力地支持了统一战争,国民党对农民运动大体持积极态度。“中山舰事件”后,维稳的需要压倒了革命的信念,中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态度转为消极。     

国民党改组后最先支持的农民自卫武装是顺德大良农团

长期以来,史学界把广东佛山南浦农团军(1924年5月29日成立)看作是“日后农民自卫军的张本”,是国民党改组后最早支持成立的一支农民自卫武装。最近,笔者看到两则有关广东顺德大良农团的史料,才发现此说不妥。     

国民党与广东民团

国民党正式改组前即与广东民团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国民党“一大”后,一面鼓励兴办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一面极力扶持和扩大地主绅士把持的民团武装。民团成为正在兴起的广东农民运动的一个强大的对立面。商团事件后的一段较长时间内,国民党和政府对摧残农会反抗政府的一些民团,实行打击和限制,但没有放弃对整个民团维护扶持的方针。国民党的党政军内敌视农民运动的势力则庇护和支持民团,打击和压制农会农军。北伐后这股势力在县以下地方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令所有解决民团与农军冲突的办法都得不到执行,并最终将国民党引上镇压农民运动之路。     

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

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国民党谋求苏俄军事援助的最初尝试杨奎松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早期与苏俄合作的大致经过,早已尽人皆知。其北伐革命之发动与最初的成功,曾得到苏俄相当助力,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北伐的实现,首先就在于有了广东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出发点。...     

孙科去台湾的前前后后

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独子,1891年出生,早年赴美留学。1916年返回后任广东大元帅府秘书,1922年任广州特别市市长,1924年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此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常务委员、广州市长、广东省建设厅厅长、国民党青年部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三青团

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是由蒋介石国民党一手组织起来的御用青年组织,在抗战时期,它与国民党一样具有两面性,既有爱国抗日的一面,也有反共、反人民的一面。抗战初期,为了挽救祖国危亡,全国及广东各地青年爱国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和发展,至1939年广东省青年组织及各县市分支单位组织共256个。特别是中共领导的在北方有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在广东有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在全国、在广东省各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影响也越来越大。     

有一种人生，惊心动魄双面特工杨登瀛

一、国民党叫杨登瀛做侦探。他接受了;但又觉得搞反共,若不告诉共产党朋友是对不起人。也还可能有性命危险。因此,他表面接受国民党的任务,暗中又与共产党联系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自幼在日本生活与求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919年从日本回同后,在上海一家口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为日本的一些通讯社撰稿。1924年他加入了国民党。     

国民党特务谋杀叶剑英破灭记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败退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失败,不断派遣特务潜入大陆,进行爆炸、袭击等阴谋破坏活动,甚至窥测时机,采取各种极其卑劣的手段谋杀新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其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长、广东军区（后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就是特务重点谋杀的对象之一。由于广东公安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协作,最后国民党特务均以失败而告终。     

1924年厦门之争和闽南大战

民国以后,由于临近广东的地理位置,福建成为北洋和西南两大军阀集团统治的交叉地带,也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进步势力与各军阀集团反复争夺的地区。     

1925年安徽反帝爱国运动评述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反帝运动随之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南方各省)蓬勃展开。安徽地处长江中游,是北洋政府统治的前沿阵地,也是广东革命政府势力积极发展的地区之一。由于国共两党的著名领导人陈独秀、柏文蔚等均来自安徽并在皖省有相当的影响,北洋政府的临时执政段祺瑞也是安徽人,这就使得安徽的政治情势更为复杂。国民党“一大”决定,安徽的党务工作由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由于上海执行部为国民党右派(即后来的“西山会议派”)所把持,他们     

民国时期广东党政军当局对抗日的态度及其应变措施

一、广东党政军当局对抗日的态度 1936年7月,在蒋介石国民党的强大的军政压力下,陈济棠被迫下台,广东半独立的局面结束,还政中央。蒋介石坐镇广州1个月,又布置蓝衣社人员监控各要害部门,10月对广东党政军进行改组,由国民党中央令派广东省党务特派员(余俊贤),各县、市国民党党部,亦同时改组,由省党部选派人员充任县、市党部特派员,从事各级基层党部之控制与整理。中央政府任命黄慕松继林云陔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黄1937年3月20日在广州病逝,由吴铁城继任),省政府进行改组,各绥靖区和县政府     

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禁娼和打击拐卖妇女活动述评

娼妓的存在对国家和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是明社会的毒瘤。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天灾不断,恶劣的生存环境将许多良家妇女逼上了“从娼”之路,民国新贵和暴发户们畸形的社会需求为娼妓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历届政府在禁娼问题上举棋不定,时而明令禁娼,时而下令开放娼业。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广东后,尤其是陈济棠治粤时期,实施“寓禁于征”的政策,使娼妓业与烟赌业一样畸形发展,盛极一时。抗战时期,国民党广东当局在国统区内实施禁娼,并打击拐卖妇女非法活动,取得一定的成效,也存在不少缺陷。     

蒋介石谋任黄埔军校校长经过

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隔绝城市,地当枢要,实为军事重地。1924年,孙中山认为此地便于兴学习武,决定利用岛上原广东陆军学校及海军学校的旧地,创建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训练出一批革命军人。军校因地得名,即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校长,在当时的国民党内     

陈济棠治粤时期的广东商会运动和抗税风潮

广东商运,自清末已有所发展,各商业行会、跨行业的商会联合会如广州总商会、七十二行商会等均已建立。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先生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得到了广东商民的支持。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广东政权几经更迭,人民与当权者矛盾不断激化。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广东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矛盾斗争更加尖锐,而广东民族资产阶级也卷入了斗争漩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