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的历史变迁

清朝统治者在实践中确认了“教化为本”的统治原则,且逐渐形成并完善了自己的乡村社会教化体系。清代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乃是一个二元同构性的组织系统,即以保甲制为代表的官方教化组织和形式与以宗族、乡约为代表的非官方教化组织与形式同构而成。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乡村教化体系的变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乡村教化组织趋于形式;其二是乡村教化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与传统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官方与非官方教化组织二元同构性体系──不同,晚清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乃是一个新兴教化体系与旧式教化体系异质并存的复合体。晚清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这首先表现在教化组织形式属性的多元化上。其次还表现为教化主体的多元化。而且,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嬗变的历史趋向,是以王朝对于基层社会控制的失控为标志的。清王朝逐渐失去了对乡村社会教化主体的控制,使得乡村社会的教化呈现出一种空前的失范状态。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与晚清政府走向灭亡时各项制度的衰落变迁同步进行着,并在相互之间产生着互动,共同构成了王朝灭亡的全部内容。     

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

从明清山西碑刻资料,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山西乡村社会存在的乡约形态。明代山西乡约主要出现在万历时太原、平阳二府与泽州,主要属于官方倡导的乡约制度,不过乡约也承担了宣讲以外的事务。清代山西的乡约更加深入基层,普及民间。本来作为宣讲制度、教化制度的乡约,在基层社会随着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成为一级乡村行政组织。乡约与地方连用,简化为"乡地",共同维护村社秩序是其核心。乡约与保正也连用,出现了"乡保"一词,地方与保也连用,于是出现"地保"一词。这些用法表明,乡约与地方、保在清代山西乡村是最基本的行政组织。     

论清代乡村道德生活

清代乡村道德生活是清代公共道德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由于受地理环境、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地域文化、宗教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同地区的乡村道德生活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是围绕着土地、水、安全等生存资源与乡村控制权、宗族名气和地位等社会资源而展开的。由于清代乡村并非是一个真正自治的社会,因此,清代乡村道德生活就受到了内生道德与外生道德、内生权力与外生权力的共同影响,其目的在于维持乡村正义和乡村生活秩序。     

清代道德教化类书《人镜集》探析

道德教化类书是清代私修类书中较有特色的类型,嘉庆年间孟云峰编纂的《人镜集》,以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为分类体系,采辑伦常方面的资料,汇辑成类书,以期达到劝善戒恶的目的,是清代道德教化类书中的典型代表之作,对于今日研究古代社会人伦道德具有重要价值。     

明代广东仕宦形塑庄氏烈女形象研究

旌表烈女是明王朝在乡村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地方官绅借机向朝廷表达宣传教化取得成效的一种方式。明代广东仕宦通过舆情鼓噪为村妇庄氏成功地争取到朝廷的旌表,并为庄氏修墓、建祠及坊表,引起更多士人参与到书写庄氏故事的行列,向全社会传达王朝教化在海疆社会的成效。庄氏也成为社会大众接受王朝教化的象征符号。     

清代教化研究述评

正"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汉书·礼乐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032页)。教化在国家治理、社会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教化直接关乎地方风化、社会秩序、国家治理,乃至治乱兴替,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历代的统治者均十分重视教化。清朝统治者也倡教化以稳定社会。关于清代教化的研究,自清季民国以来,渐有成果零星出现,但多以各类专门研究中略有涉及为主。如孙俍工《戏剧作法讲义》(亚东图书馆,1925年)     

中英封建晚期乡村组织比较

在封建社会里,或说在农村人口占据绝大比例的前工业社会中,乡村组织是封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亦是封建国家政治统治的重要基础。乡村政治组织,与标志生产方式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相类相从,皆是社会转型问题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课题。本拟对英国和中国封建晚期社会的乡村基层组织做一较系统的考察和比较,包括乡村公共事务管理,司法诉讼与教化以及乡村精英阶层分析等,以期表明中国和英国封建晚期社会不同的发展轨。     

从“纳入版图”到“边疆危机”——清代台湾方志书写与王朝国家认同

清代台湾官绅积极通过方志书写强化地方社会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康熙年间统一台湾后,修志者对此标志性事件予以突显,并大力称赞清王朝的统治政策对台湾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以此树立清王朝的正统地位。雍正至道光年间是清王朝在台湾地区开拓经营的重要时期,地方官绅充分利用方志编修弘扬教化,宣扬国家观念,渗透国家意志。同治光绪年间,列强环伺,地方官绅积极借助修志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与爱国意识。清代台湾地方志的大量纂修以及修志者作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地方社会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对于边疆治理与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1)     

海南乡村民宿品牌塑造对乡村旅游的影响研究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这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海南的旅游产业在不断地前进发展。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开展为乡村旅游带来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乡村民宿也逐渐在乡村旅游中活跃起来。如今海南已经编写了民宿产业的一些相关文件。参考民宿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不难发现,塑造民宿品牌非常重要,一个良好的民宿品牌可以助推乡村旅游的发展,所以海南在乡村旅游的发展道路中要全力进行民宿品牌的塑造。     

清至民初重庆乡村公产的形成及其国家化

在清代以重庆为代表的四川乡村社会重建过程中,移民通过集资、捐献、缴纳厘金及罚没等方式形成了大量以会产、庙产、学产为名的各类乡村公产。清代重庆乡村公产形成方式、存在形式及管理模式具有强烈的移民色彩和突出的地域性特征。由于清代州县财政经费短缺现象始终存在且呈加剧态势,在"以公济公"的名义下,乡村公产被地方执政者改变用途,提拨他用。晚清新政,国家以筹办新学、警政及办理实业等名义不断提拨各类乡村公产。进入民国后,由于军阀混战和地方的公共建设,政府成立公产提拨机构,加速了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体现了州县财政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某些特征。     

明清时期婺源的乡约与基层组织

明清时期,婺源乡约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角色经历了明嘉靖朝的以教化为主,到隆庆五年(1571年)至明末里排共管,再到清代和保甲一道基本取代里排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乡约的数量不断增加,乡约逐渐成为确立乡村宗族、村落权力格局和彰显社会身份的工具,其与保甲之间也逐渐密不可分。通过对婺源乡约与其他基层组织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对明清时期乡族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有更深入的认识。     

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

民间小戏,作为草根文化的代表,其产生、发展、兴盛与乡村社会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多元图景。抗战爆发后,政治的强大力量渗透到乡村社会,对乡村戏剧的改造就是其中之一。处于战争话语下的民间小戏在结构和内容方面都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娱乐功能的主导地位被政治教化功能所取代。政治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到民间文艺中,融入到乡村生活中。本文以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战争话语下草根文化在内容、形式和功能方面的转变及其与政治在乡村社会的结合。     

清代前期棉花棉布的运销

本文通过对清代前期棉花、棉布在全国各地运销情况的历史考察,说明在清代前期,全国绝大部分州县的棉花、棉布是自给不足,或者是自给有余的,人们都要依靠棉花或者棉布市场。正是大多数人的这种需求,才形成了棉花、棉布在省际间、县际间、城乡间、乡村间的流通。这也是棉花、棉布流通的最基本条件。     

淄博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势及策略分析

在新时代背景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市里工作繁忙的人们把回归自然当成放松身心的一种消遣方式,越来越多出行游玩的人们将乡村作为目的地.乡村旅游的字眼逐渐开始出现在大众面前,这一旅游方式逐渐成为旅游行业的一种主流模式,并且在旅游经济增长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促进了更多的人回乡就业,促进了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同时为农村带来了更多的效益.本文首先分析山东淄博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势,然后分析淄博乡村旅游对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提出淄博乡村旅游发展的不足,最后提出淄博市乡村旅游发展的策略.     

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以抗清殉节者的“忠节”书写为中心

清代安庆方志的"忠节"书写对象,包括鼎革之际的各种"忠节"者,尤其抗清殉节者。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书写的不断变化,体现了满清政权为重构易代之际历史,重建伦理道德秩序,以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而逐步调整针对抗清殉节者的旌表政策,最终采用以"教化"而"去政治化"的历史书写范式的过程。当然,体现清廷意志的国家话语贯彻到方志书写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与凸显地方意识的地方话语产生纠缠甚至争夺,并最终在"教化"的层面上趋向了一致。     

资政视阈下回疆方志与清代新疆治理研究——以《新疆回部志》和《新疆回部纪略》为例

中国古代的方志编纂理念中,“资政”往往居于首位.《新疆回部志》和《新疆回部纪略》作为清代的两部回部志书,以经世致用、彰显功德教化以及严谨务实的撰写理念,不仅保存了清代大量珍贵的回部文献资料,凸显了方志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文献价值,而且为志书撰写确立了很好的典范.     

全域旅游视角下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以江苏泰州为例

当前社会科技水平发展迅速,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逐渐转移到精神层面。经济的飞速发展,愈演愈烈的竞争,使当今人们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这种高压环境下人们需要得到放松,乡村旅游业应运而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乡村旅游已发展了一段时间,但是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步较晚,问题较多。本文以江苏省泰州市为例,分析了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本文重点围绕泰州市乡村旅游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论述,试图寻找指引泰州乡村旅游更好、更快、更为健康的发展之路。     

漳平乡村旅游发展对策探讨

乡村旅游作为新兴的旅游消费方式,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助力之一。本文通过探讨福建省漳平市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及现状,针对该市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阐明发展思路,并提出相应对策。一、引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旅游观念的变化,返璞归真的休闲旅游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放松身心的休闲旅游方式,我国的乡村旅游迅速发展。郭焕成     

清代士绅与地方文化秩序的构建——以恭城文庙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恭城文庙频繁重修,仅康熙年间就有四次.文庙带动了当地科考和文化的发展,恭城不断涌现科考中式士子,进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士绅阶层.士绅们活跃于当地社会,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推动教育发展,教化当地子民,并确立地方文化秩序.恭城文庙对当时社会和今天都有一定的影响.     

警钟入志 功在长鸣

近些年,“警示”之涵义在新闻媒体和人们口头上表露频率越来越高。比如判处胡长清、成克杰后,中央关于进行警示性教育指标尚未下达,人们就纷纷奔走相告,热烈议说。警示之内涵与教化之内涵相近,可以说即属资治又是教化,是教化与资治的一种特殊手段。本次续志,应将警示内容存史,警钟入志,功在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