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浙江地方志的旅游开发空间

何王芳、张勤、莫艳梅在《浙江方志》2013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指出,二轮修志以来,地方志与旅游关系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屈指可数。而研究浙江方志与浙江旅游的关系,研讨浙江方志在浙江旅游开发中的作用与应用,提高地方志部门的旅游开发意识,以及旅游部门的方志资源意识,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文章探讨浙江方志与浙江旅游的关系。浙江方志与浙江旅游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历史上浙江方志最有名、数量最多的时期,也是浙江旅游最盛誉、最兴旺的时期。可以说,浙江旅游的发展推动了浙江方志的编纂,而卷帙浩繁的浙江方志记载和见证了浙江旅游的发展与繁荣。文章对基于浙江方志的旅游可开发空间进行研究。     

馆藏浙江通志述略

浙江图书馆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公共图书馆, 以古籍善本的品种与数量多为馆藏特色, 浙江历史上地方志的编纂又居于全国的前列。浙江图书馆馆藏历代《浙江通志》刻本、手稿众多, 这就更需要我们对浙江方志文献进行有计划、有重点的科学整理和深入的研究, 使珍贵的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作者重点介绍了馆藏《嘉靖浙江通志》《康熙浙江通志》《雍正浙江通志》《民国浙江续修通志稿》《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的情况。     

陈云与浙江工业化的起步

正陈云十分关心浙江的发展,对浙江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他曾30多次到浙江视察、工作和居住,为浙江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多次到浙江,在杭州主持召开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现场会议和中央化肥小组座谈会,视察了浙江钢铁厂,支持浙江建设大型氮肥厂,对浙江工业化的起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浙江秧歌口承范式赏析——以《中国民谣集成·浙江卷》秧歌词为例

浙江是秧歌大省,文章借助“口头程式理论”,以《中国歌谣集成·浙江卷》收集的秧歌词为对象,对浙江秧歌词作一文本分析,以解释浙江秧歌创作的规律,提供理解浙江秧歌的一个视角。     

浙江“文物之邦”的形成及其标志

浙江乃“文物之邦,人文荟萃之地”,这是清代初叶,人们对浙江的赞誉.文物之邦也就是文化之邦,文化发达的地方,实际也是对浙江历史发展的总概括,对浙江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总评价.因为当时的浙江,确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到顶峰的一种典型地区.当时的浙江是现代浙江的昨天.弄清“文物之邦”因何而云然,对研究中国的昨天与关注浙江明天的人,都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从汤寿潜到朱瑞:浙江辛亥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与都督位置之争

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光复会总会及光复会上中级会议成员关于浙江控制权的争夺决定了浙江都督的遴选与更替。同盟会与光复会在均不能独自控制浙江政局的情况下,无奈地推选汤寿潜为浙江都督。随着同盟会、光复会总会继续争夺浙江的领导权,且上中级会议成员并不拥戴陶成章,陶成章事件的发生不可避免。蒋尊簋继任浙江都督后的改革,使他与光复会、同盟会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上中级会议成员和浙江实力派中脱颖而出的朱瑞,既注意搞好与同盟会的关系,又暗中向袁世凯靠拢,成为接替蒋尊簋的人选。浙江都督的遴选及更替,是浙江辛亥革命是由光复会还是由同盟会来领导的反映,浙江辛亥革命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浙江经济发展与浙江精神简议

胡锦涛总书记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的要求,既是对浙江的充分肯定和极大鼓励,更是对浙江发展的新的殷切希望,这成为浙江今后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     

地质馆:浙江大地二十亿年

浙江自然博物馆安吉馆地质馆以地质年代的发展为纵向脉络,展厅设置了"古老的浙江大地""浙江金钉子的故事""盆地与火山世界""现代地貌形成以及史前浙江人"四大单元。通过对浙江典型地质遗迹的解读,全面阐述了浙江大地二十亿年的地质变迁和自然地理概况。     

浙江官钱局、浙江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

浙江省在我国东部沿海。以境内钱塘江旧称浙江得名。浙江最早发行钞票的省立金融机关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在杭州设立的浙江宫钱局,资本五十万元。该局设立不久,被当局改组为浙江银行。     

基于浙江地方志的旅游开发空间

正何王芳、张勤、莫艳梅在《浙江方志》2013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指出,21世纪以来,浙江实现了从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经济大省的跨越,对旅游项目的建设、旅游市场的扩展、旅游服务的提升,有更好的要求。浙江作为方志之乡,对正在进行的第二轮志书编纂特别是旅游志的编纂,以及志书的开发利用、志鉴的理论研究,也有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研究浙江方志与浙江旅游的关系,研讨浙江方志在浙江旅游开发中的作     

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京瓷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分析

制度对人的行为有着制约与限制的作用。人的行为决定着文化的性质与特征。因此,有学者提出制度对文化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相反,文化性格决定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为此又有学者指出文化决定了制度。本文旨在将制度与文化局限在企业的框架下,以个案——京瓷公司为对象,分析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之间所存在的关联。     

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

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是双向的。殷墟文化在对周边区域青铜文化造成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吸纳和融合了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本文采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简要梳理了殷墟文化中来自于北(西北)、西(西南)、南(东南)及东方文化因素,在此基础上认为各区域对殷墟影响的时间、强度和方式有所不同。殷墟对待外来文化因素更主要的是进行融合与改造,成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正是与周边文化不断地交流与互鉴,殷墟青铜文化走向了顶峰。     

历史文化街区表征与非表征之间的关联——以北京历史文化街区文化意义变化分析为例

历史文化街区存在建筑实体要素保护好,蕴含文化意义传承差的现象.本文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将街区作为景观,分析建筑使用形式和使用者变化后,景观意义的传承情况.本文以北京西四历史文化街区为景观对象,采用表征、非表征理论,调查当地居民对建筑实体体现意义的理解,及其具身的、实践的文化意义.研究结果显示:第一,该区表征文化主要是...     

坚守的责任与崇高——品读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的思考

与几乎世界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集中蕴藏的地区一样,贵州少数民族集居的广大地区,其生态环境依然脆弱。其保护之路依然艰辛。由于民间文化博大、深厚、灿烂的特点,任何个人都无法承担这一伟大又艰巨的使命。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整合人力物力资源,并以人类与文化的视野,忠实地记录行将消失或面临灭绝的民族文化。     

白石村遗址与胶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胶东半岛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目前,对于半岛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存在着不同的认识.通过考察白石文化的文化特征及其与周边文化的联系,可以推定白石文化是胶东半岛新石器文化的源头.     

The Direct Historical Approach, Analogical Reasoning, and Theory in Americanist Archaeology

Prior to the early 1950s, Americanist archaeologists, given their interest in chronology, routinely searched for direct histor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ethnographically documented cultures and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those instances where clear evolutionary connections existed between ethnographic and prehistoric cultures, the ethnic affinities of the latter could be assessed, chronologies of prehistoric cultures could be built, and ethnographic descendant cultures could be used as analogs of prehistoric ancestral cultures. The latter became known as specific historical analogy, and it stands in contrast to general comparative analogy, in which no detectable evolutionary connection exists between archaeological subjects and ethnographic sources. The theory underpinning the use of specific historical analogs is Darwinian evolutionism, or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thus similarities between ethnographic sources and archaeological subjects are homologous. By midcentury, with the problem of chronology behind them, archaeologists began to address anthropological concerns. Darwinian evolutionism was replaced by the theory of orthogenesis as an explanation of culture change, and concomitantly specific historical analogy was replaced by general comparative analogy, in which similarities between ethnographic sources and archaeological subjects are the result of convergence. For over a century anthropologists and archaeologists have mixed elements of the two theories.     

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历史地位

可能是由于受气候环境周期性变化的制约,新石器时代中原化的实力、内部统一性和对外化关系呈现出2000年左右的周期性变化。正是在这种周期性的变化过程中,中原化得以呈螺旋式发展壮大,“中国相互作用化圈”的范围由小到大、内部联系日趋密切、认同感日益加强,具有历史意义的“早期中国”从酝酿至雏形到最终形成。可以说中原化不但在其发展的高峰期具有突出的核心地位,总体上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移民外来文化的土著化过程--以西南三线厂的"厂文化"为例

由于三线工厂的建设而产生的以人口大规模迁移为基本特征的化传播与化改造,是移民外来化逐步土化过程的一个重要例证。“厂化”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化孤岛特征;厂际化差异;厂内化差异。从“厂化”的特点可以看出“厂化”的发展趋势必然是最终完成土化。虽然“化惯性”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土化的过程,但代际之间的寅化遗失和在交流中出现的化趋同所形成的合力决定了这一结果不可逆转。     

日本接受外来文化的基本特点及成因

日本历史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从未间断,但对日本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来文化及其承载主体,先后都成为日本挑战乃至攻击的对象。日本的对外认识彰显出一种从＂攘夷＂、＂师夷＂到＂制夷＂的逻辑,或者说呈现出从对峙、较量到接纳、学习,再到试图超越的变迁轨迹。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模仿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不安分的民族。大国情结是日本对外认知和行动的内在驱动力,也是其历史上对外扩张侵略的主要动因。     

An Absolute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for the Central‐Eastern European Eneolithic

Bayesian analysis of a large corpus of radiocarbon measurements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has been performed in order to revisit and modify archaeological models of the spatio‐temporal development of three Eneolithic cultures (the Funnel Beaker, the Globular Amphora and the Corded Ware cultures). While the results place the origins of the Funnel Beaker and the Corded Ware cultures in central‐eastern Poland, it was impossible to specify the place of origin of the Globular Amphora compl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