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金融活动中的中外合办银行

近代中国金融活动中的中外合办银行汪敬虞外国银行在近代中国采取中外合办的形式进行金融活动，是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中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这一活动的高潮，出现在北洋政府时期，此前则有一个很长的序幕。从序幕到高潮的整个过程，反映出西方世界从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和...     

关于抗战时期“伪银行”的通信——答加藤正宏先生

姚朔民老师寄来日本《收集》杂志2 0 0 0年第六期上加藤正宏先生的文章 ,对我在《中国近代纸币》中称满洲中央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蒙疆银行、中央储备银行、冀东银行、察南银行、华兴商业储蓄银行等七家为伪银行不解 ,他认为“在日本和中国 ,对于‘伪’银行的理解首先就有所不同。即使退一步讲 ,按照中国的认识 ,在前述 (如汇丰银行等外国银行或中外合办银行 )中恐怕也有着应看作‘伪’银行的银行。在上述诸外国银行中 ,同样可以看到把在半殖民地化的地区作为势力范围来发行纸币的思想。这些银行与由于侵略国日本有关而被作为‘伪’的…     

华俄道胜银行及其在新疆发行的金币券——新疆钱币图说（二）

“华俄道胜银行”①系译自俄文“P C-CKO-KИTAЙCKИЙБAHKЪ”,是俄国联合法国趁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为筹措巨额赔款向俄法借款一亿两白银时,以中外合办为名诱骗清政府入股参加而于1895年12月22日成立的,总行设于俄国圣彼得堡。参与创建的有巴黎霍丁格尔公司银行、巴黎荷兰银行、里昂信托银行及巴黎国家贴现银行等四家法国银行和圣彼得堡国际银行一家俄国银行。资本总额初为六百万卢布,法国占股份的八分之五,俄国占股份的八分之三。名称上虽冠有“华俄”二字,其实并无中国资本。为了挂上中俄合办的招牌,俄国才于1898年9月8日,诱迫…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军阀官僚资本的侵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军阀官僚资本的侵掠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奉系军阀官僚资本一部分由各个大官僚直接控制,一部分由东北地方政府自办或官商合办,一部分由中外官商合办。到九一八事变前,奉系军阀官僚资本在东北社会经济中已经形成了垄断势力。奉系军阀官僚资本是中国...     

千载难逢的2000编号大珍钞——哈尔滨华俄道胜银行五百元券特写

在人类步入公元２０００年之际,特披露一张编号为“２０００”的华俄道胜银行五百元珍钞,也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吧！ 华俄道胜银行原是道胜银行,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由俄国圣彼得堡万国商务银行联合法国霍丁盖尔银行、巴黎荷兰银行等组成。俄方资金只募到一部分,便派人到北京商谈,要求清政府入股。清政府同意认股五百万两,但要从俄法贷给清政府的四亿法郎中拨付,于是名之为华俄道胜银行（ＲＵＳＳＯ－ＣＨＩＮＥＳＩＥ ＢＡＮＫ）,成为我国第一家中外合办银行,其管理权则仍在俄法两国手里。该行曾代表沙皇俄国参加对华…     

《中国钱币大辞典·民国编·商业银行纸币卷》出版

正《中国钱币大辞典·民国编·商业银行纸币卷》2018年5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该卷在中国钱币学会及《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由潘连贵主编,白秦川、荆莉、王炜任副主编,自2007年开始编纂,历时10余载。书稿经过不断修改、补充,收录了136家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类纸币。其中商业储蓄银行48家、农工实业银行31家、专业银行17家、华侨银行9家、在华外国银行19家、中外合办银行12家。该卷为16开本,     

华俄道胜银行与东北的近代面粉工业

华俄道胜银行是中国近代第一家中外合办银行。该行以中国东北为主要活动地区,除修筑中东铁路外,还在东北北部直接开办或用提供贷款的方式大量投资于面粉工业。在华俄道胜银行的资金支持下,俄商垄断了东北北部的面粉工业,控制了东北的商品市场,为俄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同时,客观上也加速了东北面粉工业的近代化,促进了东北面粉工业的发展,使哈尔滨成为近代中国的面粉工业中心之一。     

哈佛燕京学社

美国在华所主办的诸项文化事业中,“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无疑是一项很有特色、很有成就的机构。它是一个联合领导的机构,附设于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燕京大学,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具有为中美双方创造学术研究条件、培养人才以开展中国学研究的作用,在中美、以至中外文化交流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欧洲其他国家,也曾在华创办过类似的机构,如中法合办的“华法教育会”,中德合办的“中德学会”等,也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过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第十卷（民国时期商业银行纸币）出版发行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第十卷(民国时期商业银行纸币)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总主编马飞海,主编黄朝治、吴筹中、张继凤。全书分总论、图版以及相关的资料。其中以民国时期商业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外资银行和中国地方行政机构及金融部门发行的纸币为主体。在该卷的附录内。还编录了日本侵华时期、傀儡政权以及英占香港、葡占澳门、     

我国官银行号发行的哈尔滨地名纸币

哈尔滨金融业历来十分发达。据哈尔滨市档案馆资料统计,从1898年到1945年,哈尔滨曾设有本国各种性质的银行60余家,其中有官办、官商合办、民办等,这些银行大部分为外埠银行在哈设立的分支机构。从我们收藏的哈尔滨地名纸币实物和文字史料记载看,在哈发行     

“九一八”前东北的中日“合办”事業

中日“合办”事业的研究,对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经济侵略的历史来说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作这件事情也并不是没有什么客观困难的,这首先就是不易抓到完整而重要的真实资料。由于这种关系,中日“合办”事业过去往往就被人们给漏掉了,这显然是很不利的。诚然,解放前出版的徐梗生所著“中外合办煤铁矿业史话”和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张雁深所著“日本利用所谓‘合办事业’侵华的历史”都对中日“合办”事业问题进行了叙述和探讨,特别是后著不论在发掘资料以及分析批判上尤其提供了较多的綫索。不过我们还不能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已经很够了,相反的仅就发掘资料来说也不能认为算是足矣。目前,虽然只要     

民国时期在华外商银行发行监管略论

民国时期,外商银行在中国发行钞票的银行有两种,一为中外合资的合办银行,一为纯粹外资的外商银行。截至1918年止,国内流通纸币约为263292475元。其中外商银行发行占17．6％．各省官银号发行占46．6％,中国其他银行发行占35．8％。①而根据1927年的不完全统计．在华外国银行实际发行国币2034367元．港洋45298781元,美金5843907元,日金142266252元,     

《江西地方银行纸币》序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货币的发行权利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最高经济权益,故纸币发行权利一直被当政者所严格控制。到了清代末期,随着外资银行的介入及国内银行业的兴起,中国的纸币发行步入鼎盛时期。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至民国24年国民政府统一使用法币之前,有国家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有军事部门因战争军费需要发行的军用纸币、有政府特许成立的官商合办或独办的商业银行发行的纸币等等。     

抗日战爭期間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淪陷区設立的中日合办事業

通过设立所谓中日“合办事業”的投资方式来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是日本帝国之义者的一贯伎俩。关于中日“合办事業”,张雁深同志的“日本利用所谓“合办事業”侵华的历史”(195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孔经纬同志的“九一八前东北的中日合办事業”(史学月刋,1959年11月号)中已经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和探讨。由于张、孔二同志都是把论述重点放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的阶段,而对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的一段史实则未曾论及或语焉不详(张著中仅用了三页的短篇幅来略加叙述)。所以,本文拟专就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设立的所谓中日“合办事業”来加以叙述和初步探讨。     

中日友好贸易始末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日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两国贸易只能以民间形式进行.1955年中日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签订后,两国贸易往来渐趋频繁,至1957年,双边贸易额已达11400万美元.但日本岸信介政府上台后,对中国奉行"政治上敌视,经济上捞一把"的错误政策,致使双方关于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谈判出现了波折.特别是1958年5月,日本政府在长崎纵容暴徒侮辱中国国旗,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政府被迫宣布中断对日贸易.进入6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池田内阁对华政策的调整,周恩来总理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打开了中日贸易的僵局.友好贸易就是在该原则指导下最直接的成果.所谓"友好贸易",是指所有愿意发展对华贸易的日本商社必须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只有经过有关部门认定的日本友好商社才能同中国外贸部门开展贸易往来.     

上海中外银钱业联合会筹建述论(1921～1929)

中外银钱业联合会是1920年代上海中外银钱业三方共同组建的一个金融合作组织。中外银钱业的三个同业公会为筹建该联合会进行了长期交涉。该联合会虽在组织制度上使外国银行得益较多,但它的成立也为本国银行拓展外汇业务提供了有利条件。考察中外银钱业联合会的筹建过程,可为揭示近代上海中外银钱业在三足鼎立格局中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直接例证。     

濬川源官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

濬川源官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吴筹中,吴中英川源官银行（以下简称行）是四川的省立银行,行在我国三十余家省立金融机构中有两个特点,一是称官银行的仅此一家（其他各省大都称官银钱号或官钱局）。二是行发行的钞票,存世甚少。行成立于光绪三十一年,总行设成都,先后在北京、上海、汉口、重庆、宜昌、五通桥、自流井等地设立分行。川省设行的原因,主要是库藏充余,川地各票商每以微利通融款项作运用资金,如果设立官银行贷款于川地商办金融机构和工商业,既可得较高的利息,又能促进工商业活跃。且当时适逢创行新政,各省自谋建树,川省司以设立官银行为施行新政。行聘请票号旧人主其事,开设以来,营业尚佳。前清时行有否发行纸币,史书无记载,亦无实物存世。辛亥鼎革,蜀军政府提用行款５２万两,使蓉渝两行均至无法维持而停业。民国元年底行复业。民国二年,二次革命爆发,行被各军提款七十五万两而致周转不灵,营业不振。民国三年（１９１４）行经理黄云鹏,鉴于官办的行每因政治变动而动摇基地,乃建议改为官商合办,官四民六,行于民国四年五月改组完毕,改组后的营业颇为活跃。时适新任四川巡阅使陈宦任,陈认为行官商合办,政府不能支配,即电部撤销官商合办,并将已收的商股分别退还。行     

早期中葡关系与澳门开埠

葡萄牙是西方国家在从事海外扩张和殖瓦掠夺过程中,最早通过水路,即所谓“香料之路”,同中国直接接触的国家。从1513丰第一个葡萄牙人驾驶马来帆船到珠江口“通商贸易”,至今,中葡两国之问的关系已有400多年历史。葡萄牙人初来中国东南沿海,是叩关求市,还是扩张掠夺?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明廷及广东官府是如何加以对待的?葡萄牙人立足澳门,是借居、租居?还是“助剿海盗得赐澳门?”这些都是探讨早期中葡关系及澳门历史时,必须首先认真澄清的问题。“九九”回归在即,国人更渴望对澳门开埠的历史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为此,本文依据中外载籍,力求通过分析和论述16世纪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活动,客观、公正地再现这段颇为复杂的历史。     

试析约翰逊政府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策略与意图

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一方面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应对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缺乏灵活性的挡箭牌,把中美僵硬对峙的责任推给中国;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开始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与中国联系的潜在的、有用的渠道,避免两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约翰逊政府与尼克松政府对会谈的不同立场,说明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是由美国对华政策决定的,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中苏东段边界问题——以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

19世纪中期,帝俄采用先实施武装移民、后逼签不平等边界条约的手段,鲸吞我国东北边疆大片领土,由此改变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将以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为主要界河的东段边界线强加给中国。之后,帝俄政府继续使用各种手段对中国东北边疆领土加以蚕食和分割,两国边界争议与纠纷也因此而不断出现,而受损一方总是国力孱弱的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其国内局势发生急剧改变,到20世纪20年代,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取代旧俄政权,成为中国最大陆上邻国的主宰者。苏维埃执掌政权后,在中苏两国边界问题方面基本上秉承帝俄政府的传统政策,北方邻国政权的更迭并未改变两国东段边界的争议与纠纷,留下诸多边界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