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梓唐夜郎与赫章汉夜郎

夜郎的疆域是以贵州为中心的一个发展的概念 古夜郎国问题众说纷纭,延于今日。较主要的文献有余宏模的《古夜郎境内的彝族先民》何光岳的《南蛮源流史》和王子尧、刘金才主持编译的《夜郎史传》。对于夜郎研究来说,汉文典籍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惜自司马迁始,语焉不详。故不得不参以现存少数民族典籍与民间传说,并证以地下考古材料。试观何光岳《南蛮源流史》,     

从“魋结”看夜郎的族属

一《贵州文史丛刊》1989年第4期刊载的《从发现威宁彝文印章谈夜郎国族属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一文,称《史》、《汉》“西南夷传”中有夜郎、滇、邛都“此皆魅结,耕田,有邑聚”的记载,便认为此处所讲的“魋结”,即彝族的“天菩萨”或“英雄结”,因而将古夜郎的主体居民认定为今彝族的古代先民。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们不打算一一讨论,仅就“魋结”这种发式与夜郎的族属关系谈谈我的看法。     

“夜郎”讨论述评

夜郎是贵州古代重要的地方政权之一。除有关史籍和方志记载外,前人对夜郎问题的探讨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明、清时期。这一时期探讨的问题是夜郎的政治中心(亦即夜郎侯邑的位置),是根据《史记》“夜郎者,临牂柯江”这一记载,从考证古牂柯江的具体位置来确定夜郎政治中心的所在。此期有关的著作如明代郑旻《牂柯江解》、清田雯《牂柯江考》、莫与俦《独山江即汉毋敛刚水考》、洪亮吉《牂柯江考》、张澎《豚水考》和郑珍《牂柯考》等。第二个时期,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时期探讨的问题除夜郎的政治中心外,增加了对夜郎族属的探讨。探讨夜郎政治中心的如童振藻《牂柯江考》、何观州《牂柯江考》、     

夜郎王“多同”后裔族属考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 :建元六年（公元前１３５年） ,汉武帝拜番阳令唐蒙“为中郎将 ,将千人 ,食重万余人 ,从巴、蜀笮关入 ,遂见夜郎侯多同。”从此 ,“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典故 ,两千多年来在我国广为流传。许多专家学者对古夜郎的来源、族属、区域等都进行过探讨研究 ,但是 ,历史留下的这个谜至今还未解开。笔者生长在古夜郎的故地上 ,１０多年来 ,对古代夜郎的族属问题进行了研究。经过深入民间调查走访 ,终于发现古代夜郎王“多同”后裔就在本县、本镇 ,有的甚至与本人工作共事多年。现将夜郎王“多同”后裔的情况综述如下 ,望专家学…     

夜郎五县故址再考释

贵州省社会科学部门几个单位,于1977年开始举行古夜郎的考查与研究,对于古夜郎国故址、居民族属和社会形态诸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并将初步研究成果汇编为《夜郎考》三辑。在此期间,贵州省博物馆的同志,在贵州省赫章县可乐区发掘了一批有关“西南夷”的墓葬,为探索古夜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将这批考古资料和古籍记载结合起来研究,大家认为可以肯定今赫章县可乐地区是汉代汉阳都尉治的故址。到1986年,贵州电视台记者写出《古郎山之谜》的报道,综合有关探索夜郎首邑的观点,认定六枝     

夜郎研究的途径之一——势在必行的贵州古人类遗骸DNA研究

贵州古代墓葬、遗址出土的古代人类遗骸,正期待着分子生物学的关注。应用生物DNA技术研究考古人骨,在国内外已日趋完善。它的应用将有助于古夜郎主体民族的识别及许多相关考古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这是夜郎考古研究不能忽视的方法,也是夜郎研究的途径之一。     

夜郎研究的途径之——势在必行的贵州古人类遗骸DNA研究

贵州古代墓葬、遗址出土的古代人类遗骸 ,正期待着分子生物学的关注。应用生物DNA技术研究考古人骨 ,在国内外已日趋完善。它的应用将有助于古夜郎主体民族的识别及许多相关考古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这是夜郎考古研究不能忽视的方法 ,也是夜郎研究的途径之一。     

李白到过夜郎吗?

唐代大诗人李白,晚年在安史乱中因从永王磷事被流放夜郎。但,李白是否到达了夜郎贬所,是人们长期以来争论未决的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对李白的生平、思想和作品的研究,在对文学史和贵州古代史的研究上,无疑都有重要的意义。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李白于流放途中遇赦而返的是宋人曾巩,其后诸如宋代薛仲邕,明代杨慎、清代王琦、郑珍、莫友芝等都沿曾说,以后学者,也多从此说。然而明清以降,有些人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李白不仅到了夜郎贬所,而且还在夜郎住了较长时期。持此种观点的主要是明清时代一些贵州的和曾到过贵州的学者,如张澍、黎庶昌等。周春元先生的《李白流放夜郎考》(以下简称《周考》)(《贵阳师院学报》1981年2期)也认为“李白到达了夜郎贬所,大概是没有疑问的”。对这一意见,我不敢苟同,谨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资商榷。     

汉魏洛阳故城圆形建筑遗址殿名考辨

汉魏洛阳故城圆形建筑遗址殿名考辨钱国祥汉魏洛阳都城宫殿具体位置与殿名的考证与研究,历来是众多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但由于该城址建筑历史悠久,经历朝代众多,而且城址内相同一座宫殿曾多次建筑、改建或重修沿用。因此有关历史文献中对其宫殿名称及具体位置的记载并不...     

唐代官员流贬夜郎考

唐代夜郎政区废置、名称变更频繁,一些官员流贬夜郎之夜郎是何州郡或属何州郡都需要考证。文章通过厘清夜郎郡及夜郎县的废置时间、地点,考证唐代流贬郑钦说、卫包、李琄、李白等官员至夜郎准确地望。     

古夜郎之谜

<正>揭开古夜郎之谜,是贵州学者和国内学者共同的心愿。多年来,史学界、考古学界、民族学界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不辞辛劳,勤奋探研。从考古和史籍文献两个方面走近古夜郎,向神秘王国进军。     

“夜郎之争”抢的不是祖宗是钱

据《钱江晚报》报道:"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16日宣布,将斥资50亿元人民币打造"夜郎古国"。项目最早明年开工建设,预计2020年完工。"湖南新晃的"造国"行动无意间唤起一场遗址之争。首先回应的是贵州,贵州方面称,该省一直将"夜郎"当作他们当仁不让的文化品牌,而且早有本地专家研究指出:夜郎国首府就在黔北。事实上,围绕古夜郎的争论不只在今天,也不全在湘贵之间,多年来西南诸省云南、广西等也都在争夺者之列。但我想这并不是夜郎争夺的主要理由。历史上,夜郎王的一句"汉孰与我大?"让世人贻笑千年,"夜郎"一词在国人的心目中也多少有些负面。当下,各地竞相     

关于二里头文化城址的几点认识

偃师二里头目前被多数学者考证为夏代的都城遗址,近年新发现的郑州大师姑城址、新郑望京楼城址学术界则多以为与夏代方国的都城或军事重镇有关,在此前提下本文结合有关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探讨了当时的都城选址理念、宫殿建制、城郭制度等问题。     

也说“夜郎自大”

提起“夜郎自大”这句成语,许多贵州人心里都很不舒服,甚至有点忿忿不平。《汉书·西南夷传》载：“滇王与汉使言：‘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一州王,不知汉广大。”这里明明说的是滇王先发问,夜郎侯不过步其后尘,后来竟给错戴了帽儿,弄成了“夜郎自大”,受贬的竟是夜郎侯而不是滇王。贵州大部曾为古夜郎属地,所以大家觉得贬夜郎就是贬贵州,于是纷纷发出不平之鸣,力辩其诬。也有人说,这句成语的创造者歪曲了滇王和夜郎侯的意思,人家说“汉孰与我大？”不过是不了解情况的诘问,并不等于说“汉没有我大”,还有人说,中…     

“夜郎临洋河江”说质疑——对贵州南、北盘江的实地考察

战国至西汉时期“夜郎”的地理方位,是在关于夜郎的讨论中,争论得最热烈的问题之一。论者多以《史记》中“夜郎者,临牂牁江”,“浮船牂牁江”的记载为主要依据,从夜郎与牂牁江在地理位置上的关系,推断夜郎的地理方位。由于除《史记》而外,如《汉书·地理志》(《汉书·西南夷传》系抄《史记·西南     

“夜郎王印”刍论

夜郎王印与滇王印同是西汉＂郡县与封国并行＂制度的产物,但对西汉王朝而言,两枚王印颁赐的政治考虑是有区别的。在夜郎问题研究中,夜郎王印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还原夜郎古国历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有助于判定古夜郎的中心区域、夜郎国首府、传承世系、历代夜郎统治者的墓地位置等,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热潮中,＂夜郎＂成为一块炙手可热的文化品牌,出现了民间屡屡发现夜郎王印的现象。要判定某些民间发现的夜郎王印的真伪,首先必须对汉代赐边方国印授的形制、质地、印文格式等有所分析。夜郎与滇同于西汉武帝时获赐王印,因而,滇王印应是夜郎王印的很好参照。破解夜郎王印之谜的途径,是以严谨的学风、科学的精神、持之以恒的态度去寻求答案。     

从《彝族源流》再论夜郎国族属问题

民国时期,有些中外学者对夜郎族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苗族说,白族说,濮族说等。如早在1916年,就有法国学者马司帛洛在远东法国学校校刊上,发表《秦汉象郡考》一文中说:“竹王统治之夜郎国,亦苗种也。”中国学者马长寿于1935年5月,在《民族学研究集刊》发表《中国西南民族分类》一文里,也说:“夜郎为苗族所建。”朱希祖于1939年9月,在《青年中国季刊》第一期发表《云南濮族考》一文中说:“濮与僰实同一种属族。”在论述中,是主白族说的,但把今仡佬族先民“濮”与白族先民“僰”混为一谈了。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里说:“夜郎系濮族     

南朝齐陆澄《地理书》辑佚及相关问题考证

南朝齐人陆澄所撰《地理书》及《地理书抄》(均已亡佚),其以《山海经》等160家地理著作为基础编纂而成,对于保存我国古代众多短篇零卷的地理学著作有较大作用,价值极高。然而,关于《地理书》的作者问题,史籍记载不一,更有将其与南朝宋学者刘澄之混淆的情况。南朝梁学者任昉,清代学者徐乾学、俞樾、王谟、章宗源、姚振宗及现代学者刘纬毅等都曾分别对陆澄《地理书》进行辑佚、考证等整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不同程度存在问题。因此,在掌握新史料的基础上,对陆澄地理二书及其相关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梳理考证,释疑解惑,很有必要。     

辽代铁州故址新探

关于辽代铁州故址,在60年代初已有学者作过考证,认为“在鞍山市南约5公里的东鞍山、西鞍山之间,有一个古城址,是辽代的铁州。”其理由是“据《辽史·地理志》记载,铁州治汤池县,在辽阳西南30公里。这个接近汤岗子的古城址(鞍山驿堡遗址,笔者注)和历史上所说位置正好相合,肯定是辽铁州无疑”。笔者通过对田野考古调查资料和大量的文献史料的分析,认为此说立论根据不足。因此,有必要对辽代铁州故址作进一步探讨。《辽史·地理志》:“铁州,建武军,刺史。本汉安市县,高丽为安市城。唐太宗攻之不下,薛仁     

历史时期三水县城址的变迁

本文通过文献考证和对考古资料的综合运用,在实地踏勘基础上认为三水县从汉代至民国共有九个古城遗址。三水县城址变迁复杂,对其城址迁徙过程进行研究可窥中国古城变迁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