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在坎坷和误解中走完一生

曾活跃在30年代文坛的关露,后来却一度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权利;曾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特内部的她,却背着“汉奸文人”的罪名,饱含长达27年的冤屈。《关露:在坎坷和误解中走完一生》一文讲述了这位女作家传奇般的生命历程。     

与魔鬼共舞——记关露打入汪伪76号特工总部

关露(19077～198212),女,原名胡寿楣,自名胡楣,山西省右玉县人。少时 父母早亡,寄居北平外婆家。关露十七八岁时,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同妹妹胡绣枫一起逃 至上海,入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28年暑期,又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勤奋 ,成绩优异。1931年岁末,关露回到上海开始文学创作,并加入“左联”。期间担任党的地 下交通员,积极参加中华妇女促进会、诗歌会等活动。“一·二九”淞沪抗战爆发,她在丁 玲的率领下,到闸北前线慰问英勇抗战的十九路军将士。之后,关露以笔为武器,积极从事 诗歌创作,揭露国民党卖国求荣的行径,唤起民众坚持团结抗战的必胜信念。1936年,关露为电影《十字街头》谱写了《春天里》插曲。次年春天放映后,《春天里》 风靡大上海,不论是男女老少人人会唱。同年11月,关露的代表作《太平洋上的歌声》出版 ,在广大的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种报刊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再次使关露声名鹊 起,成为上海文坛的一位知名作家。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关露按照上海地下党的指示,继续留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 动。这时,她一面在启秀中学教书,一面开始创作《新旧时代》,并在《上海妇女》半月刊 连载,受到读者的喜爱。1938年春,关露加入中国     

打入日伪心脏的女作家关露

关露这个名字人们比较陌生,但对于由白杨、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里面的插曲还是熟悉的：“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这首歌由贺绿汀作曲,而歌词作者,就是上海滩与丁玲、张爱玲齐名的著名女诗人、中共党员关露。     

关露：谍海沉冤四十年的悲情人生

关露,原名胡寿楣,笔名关露、梦茵等,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山西右玉县。她7岁时父亲早逝,15岁时母亲病亡,便跟姨母流落到南京。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又转入中文系。1932年任上海法南区反帝大同盟宣传部副部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编辑《新诗歌》、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民族之妻”关露

关露,原名胡寿楣,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1939年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打入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成为著名的“红色间谍”。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列入汉奸名单。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因汉奸罪名两度入狱,前后长达10年之久,出狱时仍然顶着“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的污名,直到1982年3月23日获得平反。     

传奇女杰关露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要楣,１９０７年生于太原。３０年代著名的左翼女作家,与丁玲、张爱玲齐名,她的许多诗篇当时已被广为传诵。作为一位颇有影响的、极富才情的女作家,关露创作了不少反映自我、呼吁社会解放的小说。她的作品风格迂回婉约、感伤沉郁,抒发了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激励着人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抗战时期,关露接受共产党的派遣,先后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７６”号和日本大使馆与日军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妇女刊物《女声》,策反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并收集日伪情报,为民族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关露…     

我眼中的邓颖超大姐

1966年“文革”暴风雨骤至,我一夜之间变成“牛鬼蛇神”。此后几年我和周恩来同志、邓颖超大姐即割断了一切联系。倘若在平常的日子,每年我们都会有三五次去探望他们,在会议或工作上的接触还会多一些。“文革”期间,从     

致“三家村”作者亡灵的祭文

前言：今年的5月18日，是“文革”奇冤大案“三家村”作者之一邓拓同志含愤逝世30周年纪念日。“三家村”另两位作者吴晗、廖沫沙，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亦先后离开人间。今年5月17日，“三家村”作者及刘仁同志的亲属、朋友近五十人，在北京八宝山骨灰堂内举行了极简单的纪念仪式，向他们三位先行者与他们的老领导、北京市委书记刘仁表示深切的悼念。刘仁夫人甘英、邓拓夫人丁一岚同志都有祭词发表。这里是丁一岚同志的祭文原文。丁一岚是我国著名的广播工作者，原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敬爱的刘仁同志，吴晗、沫沙同志，亲爱的云…     

想起了方方同志

方方同志是“文革”前中侨委领导下基层最多、最深入的一位,比许多司长都多。且不会拿上头的大政策居高临下训人,而愿意和下面的干部探讨问题。“文革”后他不在了,那几年我每到国务院侨办开会就会蓦然想到他,因而有一份无所归依的失落感。     

《江淮文史》2003年总目录

政治李葆华在十年“文革”中(上下)宋霖1、2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一～四)高飞1～4拨乱反正中的闯将———深切怀念张春汉同志陆德生1“文革”回忆片断袁秀君1汪尧田与中国入世之路(下)卜平1严茂林传略———一个战车兵的台湾经历刘思祥1陈毅视察合肥片断陈怀荃2党的优秀领导干部顾卓新周才裕2道德文章光照江淮———沉痛悼念施培毅同志黎洪2如史如骚———读施培毅《文革打油诗存》袁秀君2孙雨航传略刘思祥2回忆中美建交后第一个访美代表团陆庭植3“文革”中的宿县“小反复”事件始末庞振月3永不流逝的哀思———赵节十周年…     

夏页文同志二三事

夏页文同志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长久留在我的记忆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历了“四清”“文革”的磨难,年逾六十的夏页文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作为中共贵阳市委书记,他把发现和培养优秀中青年干部视为自己的历史责任,并用自己的优良思想作风教育和影响了许多相对年轻的同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夏页文同志无愧是言传身教的典范。     

周扬晚年的彻悟

周扬同志在平反落实政策复出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同志任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我当时是研究生院现实经济系的学生。每当研究生院有重大活动,周扬都要来给我们这些莘莘学子讲话或作报告。他在公众场合总是保持着一种绅士派头和学者风度,尤其是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不苟言笑的表情和一板一眼的话语,有一种震撼听众心灵的气势,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做人和做学问都很严肃认真的人,令人久久难忘。省悟：困知勉行“文革”后的头几届研究生,差不多都是“文革”初毕业的大学生或者在“文革”中上过…     

李葆华在十年“文革”中（上）

一门“显学”/听贤哲警世之声/研究“文革”的指针/毛泽东话里有话/魏文伯说“可能要出事”/应当正视,运动初期省委错整了人/被“炮打”/“支持他们革我们的命”拙文《李葆华主政安徽前后》（载本刊２００２年第４期）乃订正讹误之作,职责尽了,也就过去了。不意,许多同志令我续写。续下来就是十年“文革”。那十年,李葆华六年半在安徽,是“安徽头号走资派”;三年半在贵州,任省委第二书记。细审这一沉一浮之间,历史内涵非常丰厚,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文革”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由外国翻译引进的著作即有多种。中国…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刘国新一、“文革”史研究的一般情况（一）“文革”史研究的起步国内对于“文革”史的研究起于何时,看法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从“文革”结束的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就开始了。当时,一大批亲身经历“文革”的人开始讲述自己在“文革”中...     

诗思·诗情·诗魂──我喜爱邓拓的诗

“千古伤心文字狱”“八方泪洒马南邨”。这是人民日报全体同仁献给邓拓同志挽联的上下联末句。这位当代文豪不幸在“文革”中含冤离世,身后却留下血凝翰墨,泪润华章。人们捧读再三,不禁感叹不已！不久前出版的《邓拓诗集》,是由邓拓同志的夫人、老一代新闻工作者和著名播音员、原中国国际广括播电台台长丁一岚同志亲手搜集编辑,并撰写了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的前言。为纪念邓拓同志诞辰（1912年2月6日）83周年,本刊特转载了一岚同志的文章,以飨读者。     

一个值得深入反思的历史课题——国外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研究评析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关系的研究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文革”的起因、社会后果以及否定“文化大革命”与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等问题,构成了国外“文革”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文革”结束30周年之际,探讨国外关于“文革”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反思“文革”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吸取历史教训以及坚定改革信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百年潮

对拨乱反正时期的珍贵回忆今年第3期,我们刊发了冯兰瑞同志关于国务院政研室的回忆后,颇得读者好评。现再发一篇于光远同志的回忆。它详细叙述了这一机构的由来和在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工作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年反对“四人帮”,整顿“文革”混乱状况的艰难斗争;文中回忆的小平同志的多次谈话尤为珍贵。一个历史事件能否在历史著作中得到真实再现,既要依靠档案文献,又要依靠     

陈云推动刘少奇、潘汉年案平反记略

“文革”中,一大批老干部惨遭迫害,被诬为“叛徒”、“特务”、“黑帮”、“走资派”,横遭摧残。党的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也未曾幸免,他头戴“老机会主义”帽子,几次在会上被“四人帮”一伙同攻,家也被抄。但是,陈云同志正气凛然,对人对己始终坚持“唯实”的原则,坚持历史的真实。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承担起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货币的称谓

我在文革前曾对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全国解放,这二十余年中发行的货币,进行过系统的收集和研究,在文革中以编写好的初稿与吴凤岗等同志作过较为深入的探讨,当时总的称谓是“革命根据地货币”。几年前《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总编马飞海同志曾经为此题征求意见,经深入研究后,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货币”。我认为后者比较确切,三十余年的收集和研究,使我逐渐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货币”包括农民协会货币;游击区货币;革命根据地货币和民众抗日组织货币。     

关于解放初刘少奇的天津之行

历史一页页翻过,“文革”至今已30年了。如从它的导火线、酝酿和准备的时间来算,则远不只此数。不过,作为一个标志,1966年仍是不可忘记的。而“文革”的目标之一是最终打倒刘少奇,恐也不容争议,这在当年的8月,就已经很明朗了。作为刘少奇的重大“罪行”,1949年4月的天津之行是其中之一,自然成为“文革”中“批判”的热点和重点。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来龙去脉如何？当时和今天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十几年来,王光美同志作为刘少奇的夫人,从不愿谈少奇的事,她相信刘少奇的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因此,她愿让人民来作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