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的“商资归农”问题——以《大公报》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商资归农现象,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这一现象不仅为中国合作运动史上之新鲜事物。亦为“中国独有之现象”,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商资流入农村问题”或商资归农利弊关系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不过,由于这场讨论本身是“社会失序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人曾讥讽其为“合作者不合作”。     

民族复兴之基石——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与演进

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整体衰败,触发了社会各界对于重建农村、复兴农村的高度关注。所谓"救济农村、复兴农村二语,渐已蔚为时代潮流……国家内政,除以农村为全部施政之对象外,更有何事急于此者!"①1933年是"农村复兴"思潮事功显见的一年,以国民政府行政院之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为标志,"举凡政府机关,有识之士,无不以此为当务之急"。②此后,整个知识界和政界的热议主题无不以"复兴农村"为旨归:"一九三四年中国学术界所贡献于农村问题者,可谓空前,时髦所至,人人以谈农村问题为荣,一变从事憧憬都市文明之正面     

"感谢"就是感谢——"毛泽东说要感谢日本侵略"评议

<毛泽东关于日本侵略一个表述之真意>①一文(以下简称"<真意>")拜读已久.该文以解读"毛泽东说要感谢日本侵略"的说法(作者称之为"关于日本侵略一个表述")并铨释其含义来为人们解"惑",立意甚高;但读后却使人增添了"困惑".<抗日战争研究>将该文列入"问题讨论"栏目,表明有关问题可以讨论,需要讨论.我想说一点个人看法和想法,就算参加讨论吧.     

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在五四时期的发展

萌发于清末民初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到五四时期有了新的发展。李大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孙中山提出了"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梁漱溟、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提出了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与清末民初比较,五四时期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复兴"或"民族复兴运动"思想,而且这时所讲的"民族复兴"是包括汉、满、蒙、回、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亦即"中华民族"的复兴,而非清末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时仅仅是"中华"亦即"汉族"的振兴,尤其是孙中山对什么是民族精神、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处理好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与向外国学习的关系等问题的阐述,是对民族复兴思想的重大发展。     

历史教育与民族复兴:抗战时期学术界对历史教育于民族复兴之意义的认识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学术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而"历史教育与民族复兴"的关系是讨论的问题之一。基于历史于国家和民族之重要性的认识,学术界特别强调历史教育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认为历史教育是"复兴民族的原动力"或"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并就历史教育怎样为民族复兴服务,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挥历史教育的培养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的功能,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条件"。     

关于但丁"文艺复兴先驱"的三次大辩论及其政治意义

本文围绕着但丁"文艺复兴先驱"问题的三次大辩论,揭示其文艺复兴运动性质的转变: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宗旨的早期文艺复兴运动是如何转变成为以建立自由公民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运动的.这三次大辩论,不仅反映出早期人文主义者们思想的矛盾,也透露出他们思想的发展和日渐成熟的信息.辩论者用来评价但丁是否符合先驱的几个标准(古典学权威、新文化的开拓者、优秀的共和国公民、共和国的保卫者),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人文主义者们的政治态度.但丁最终被奉为文艺复兴运动先驱这件事,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尤为重要的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宗旨是在但丁"文艺复兴先驱"的大辩论中确立的,这也说明了从研究古籍的文化运动向以建立自由公民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运动的转变是具有其内在深厚政治传统的,不尽是外敌入侵佛罗伦萨所造成的自然结果.     

抗战初期报刊界对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公共话语"建构——以《新中华》杂志为中心

《新中华》杂志是由中华书局在抗战初期编辑出版的,这一时期恰是我国"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极大传播和深入发展的时期,该杂志以"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对中华民族复兴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新中华》杂志作为"公共话语"平台,以"新中华"为刊名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担当和认同.其所刊文章深入揭示了抗战初期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内涵,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全面探讨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路径,在当时舆论界起到了正确的引导作用.《新中华》杂志的宣传和引导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他们也参与到复兴话语的讨论中,表达了自己的认识.《新中华》杂志对民族复兴思想的阐释和传播,体现了报刊界对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公共话语"建构.     

"大跃进"时期扫除文盲运动述评

1958～196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时期.在各行各业"大跃进"的带动下,全国也很快地掀起了扫除文盲的"跃进"运动.这一运动随形势发展,由兴到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扫除文盲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浮夸现象,但一些具体的做法也不无借鉴意义.     

"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争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乡村建设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的同时,一场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随之而来.而且,这场历时持久的论争呈现出主题含混、支题芜杂和论争阵营划分相对不够"清晰"等诸多特征.对乡村建设运动批判最力的是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为主的左派知识分子和具有很强"西化"色彩的陈序经等人.他们的主要批判对象是晏阳初及其领导的"定县实验"和梁漱溟及其"邹平实验".这场论争的焦点是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及态度.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对立的双方亦有不少相近之处,而且被批判一方的内部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     

蒋介石的农村合作社思想

20世纪30年代,为了应付严重的农村经济危机,尤其是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在农村的重大影响,蒋介石开始在农村倡导合作运动,组建信用、利用、供给和运销四种合作社。但合作社的组建不但未能改善民生,反而成为病民害民之苦;不但未能达到组织、控制和利用农民,变其为"顺民"的目的,反而日益将其推向了中共一边,蒋介石最不愿见到的"水可覆舟"的历史现象终究不可避免地在他统治时期发生了。     

1976年"南京事件"始末

1976年的4月5日,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这是一场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的抗议运动.对于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及内幕情况,已有不少史料披露,但对于"天安门事件"之前的"南京事件",人们却知之不多.实际上,"南京事件"是全国最早的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之一,它在某些方面甚至影响了北京的"天安门事件".     

详说"黄克功事件"

1937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生了一起震惊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全中国的重大案件.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由一个革命的功臣堕落为杀人犯.此事发生后,在边区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国统区,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则将其作为"桃色事件"大肆渲染,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这些叫嚣,一时混淆了视听,引起了部分不明真相人士的猜疑和不满.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会议,经过慎重讨论,决定将黄克功处以死刑.这件事被称为"黄克功事件".     

梁启超"《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的建立及其意义

诸子学的近代复兴,与梁启超的努力推动密不可分.1922年,梁启超公开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与胡适进行学术争胜.而梁启超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接受了叶适、汪中、崔述、康有为等本土学者的观点,还在于其间接地受到了日本学者斋藤拙堂《老子辨》五篇的学术启发.因此,这一整合中外的学术观点一经问世,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回响.而该说更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在于,不仅进一步破除了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还推进了学术界关于诸子著作真伪及其年代的大讨论.总之,"《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诸子学的近代复兴.     

华洋义赈会的农村合作运动述论

华洋义赈会为防救农村灾害,为复兴农村,而倡办了农村合作社。这逐渐为其他注重农村的团体所仿效,从而形成了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运动。该运动中,华洋义赈会的成效最为突出,对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     

钩沉中共反腐倡廉史上的"第一"

本文特别关注中共反腐倡廉史上的"第一".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对于"第一"之释义,其系"排在最前面的"与"指最重要的". 1926年8月,中共首个"反腐通告"新鲜出炉 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合作, 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有了大发展大"扩容",党员人数从1923年的400余人猛增到1925年的3万余人.     

从文化殖民的视角重读新加坡海峡华人的失根与寻根

论文从文化殖民的视角分析了新加坡海峡华人的失根、寻根与保根的文化现象,并对海峡华人知识分子掀起的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现代化改革运动进行了回顾和解读。这一段从"西化"至"再华化"、从"文化殖民"至"去文化殖民"的经历,跟新加坡独立后的西化发展,以及20、21世纪之交的华族语言文化复兴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海峡华人知识分子复兴传统的努力自有其积极意义。他们致力推广华语和复兴儒学之举,例如提倡女权女学思想、创建女校,其贡献是深远的。     

厉恩虞与南京"清毒运动"

1943年冬,在日伪统治中心--南京,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毒运动".这是一场由中共南京地下组织领导,爱国进步学生广泛参与的学生运动,厉恩虞是这次运动的总指挥.当年曾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的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7月17日,接见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王武龙等有关同志时,深情回忆了当时地下斗争的情景,并在他撰写的<忆厉恩虞同志>一文中赞扬了在我党几十年革命历程中,一大批像厉恩虞同志那样不计较个人得失,为革命奋斗一生的无名英雄,称赞他们"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做好党的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不怕受到委屈,即使受了委屈,也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抱着坚定信念"的崇高思想境界.     

高丽王朝的"华化"与"土俗"之争

高丽王朝建国后,对待中国文化一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从光宗时期开始高丽王权开始推行"华化"政策,而贵族勋旧势力则以实行"土俗"的主张相对抗."华化"政策的确立经过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需要凭藉多种资源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因此从光宗时期开始,"华化"政策就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引进中国之人,一是引进中国之制.高丽王朝的"华化"与"土俗"之争并不仅仅是政策之争,在其背后隐藏的是权力的分配问题,同时它还和高丽精英阶层对外来文化的认知与态度有关.     

名剧《桃花扇》中的"黔人圈"

一把折扇,几多辛酸!明朝遗民的亡国之痛,尽在名剧《桃花扇》中. 有"名世一宝""冠绝千古"盛名的《桃花扇》,剧中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黔人圈"现象.有人将之归纳为"《桃花扇》里黔人多". 一部著名戏剧《桃花扇》中,竟然密集出现了5个贵州人:杨文骢、马士英、越其杰、田仰、何腾蛟.剧中有正面人物,有中间人物,也有反面人物,在...     

论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萌发--兼谈清末民初学术转型的内涵和动力问题

本文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范式和传统转型"之内涵,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一家之说,以此为基准,首次全面地揭示了这一转型在戊戌时期得以整体性萌发的各方面之表现和特点,以此论证"戊戌上限说".文章认为,"学战"是戊戌思潮中长期被学界轻忽了的思想主流之一,它构成了这一转型最为强大的动力,同时也给其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