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青岛停战谈判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经过和平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军事调处执行部随后在北平成立,由我党代表叶剑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和美国代表罗伯逊组成了三人小组。从此之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一些地区性的三人小组,开展停战谈判活动。1946年初,我在胶东军区任副司令员,曾经接待过三人小组成员,并代表胶东八路军去青岛与国民党驻军将领举行过谈判。     

缅怀叶帅在北平军调部的二三事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在美国代表参加下,签订了停战协定。根据协定,由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代表和美国代表三方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以监督实施停战协定。当时美方是以“调停人”的姿态出现的,表面上一切重大问题要三方协议才能办,实际上美方偏袒国民党,我方斗争任务很艰巨。但美方和国民党政府也存在矛盾。如何利用这个矛盾进行斗争,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三方协商一致,还是美方决定?——1946年军事调处中有关“美方决定权”的争论

"三方协商一致",是1946年初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提议、国共双方认可的调处国共冲突工作的一项核心原则。因此,任何对这一原则的重大修改必然会引起各方的激烈争论。自1946年3月底军调部美方委员提出准许给予执行小组美方成员以决定权,至同年6月底三人小组通过《解决执行小组交通小组北平军调部及长春军调分部中某些争执之条款》,国、共、美三方围绕赋予"美方决定权"的问题展开了两轮长达近3个月之久的争论。这场起初由军调部美方代表提出、继之由蒋介石挑起的重大原则争论,对于马歇尔赴华使命的成功与否、国共全面内战的缘起与结局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歇尔使华与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

从1945年12月底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冲突,到1947年初马歇尔调处失败离华,历时一年多。在调处的第一阶段(1945年12月下旬到1946年3月上旬),国共谈判曾取得一系列成果,张群、周恩来、马歇尔三人小组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关于军队整编及中共军队统编的方案,全国政协通过了《和平建     

武汉谈判与签订《汉口协议》

1945年8月28日,为了争取和平民主,避开全国性的内战爆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亲自率中共代表团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又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约定1月13日午夜停战令生效后,双方军队在各自所在的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国共双方和美国政府各派一名代表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军事冲突地点调处军事冲突.     

阎锡山与马歇尔的一段谈话

一、关于“军事调处”的实质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同年12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参谋总长,晋升五星上将)任驻华特使来中国,以“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为名,参与国共谈判。当时,国民党为了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不得不借和谈之名,欺骗人民,制造舆论,争取时间,以加紧部署内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决主张和平、民主、团结的形势下,于1946年1月10日,继《双十协定》,国民党政府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由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代表马歇尔)代表各一人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军事冲突地点进行所谓“调处”。这个军调执行部     

见证军事调处——记《安平事件记录本》

抗战胜利后,经国共双方重庆会谈,于1945年10月10日签定了《停战协定》,并专门成立了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以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然而,《停战协定》仅仅是国民党蒋介石为准备大规模内战、单方面制约中共根据地向外扩展而设置的幛眼法,因此,在协定签订之初,国民党军队就屡屡进犯解放区,致使国共双方的边缘地带摩擦不断,而作为调停人的美方则借调处之名积极支持、帮助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     

周恩来在黄陂农家

1946年5月6日早晨，由美方代表白劳德、国民党代表王天鸣（代表军令部长徐永昌）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组成的军事调停三人小组及随员，乘坐四辆小吉普车，由武汉出发，前往大悟宣化店实地视察和谈判。行至摄水河上游西岸即黄陂姚集镇旁的姚蔡河畔时，正遇洪汛，河水猛涨，便桥被冲没，交通中断。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副主席当机立断，提议到附近住下，找老百姓想办法渡河。这样，三人小组的车队便都来到了依山傍水、浓荫覆盖的小山村——姚家大湾。进村后，三方代表分居三家。王天鸣一行一进村，就被当地国民党驻军头目刘团副接去，住在村南的一个…     

中统作乱“军调部”

密谋策划“请愿”事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的“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协议”正式公布。随后在北平建立了由国、共、美三方代表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组建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监督停战,调处冲突。但实际上,国民党方面对此毫无诚意,时时在寻机破坏“停战”。     

伦敦武装游行中的中国军队

1946年6月8日,英国为了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战胜德、意、日三个轴心国的伟大胜利,特邀请各同盟国的军事领导人与武装部队的代表,齐集伦敦,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胜利大游行。 应邀参加大游行的国家,除中、美、英、苏、法五大同盟国外,还有波兰(在英的流亡政府为代表)、荷兰、南斯拉夫、印度、缅甸、伊朗、巴西、澳大利亚等46个中小国家,约占当时独立国家的2分之一强。 按照东道国的规定,五大盟国各遣72名武装代表(海、陆、空三军种各24人),其他国家各24人(海、陆、空三军种各8人)。 时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中国派遣了72名武装代表参…     

武汉谈判与签订《汉口协议》

1945年8月28日,为了争取和平民主,避开全国性的内战爆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亲自率中共代表团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又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     

胜利的灾难

1946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关键一年。这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国共双方彼此的胜负,将决定中国的命运。内战爆发时,国民党根本没想到,仅3年后自己几百万武装精良的军队竟全面溃败,不得不仓皇出逃;而共产党当时也没有料到,在人     

永远的王若飞

<正>1946年4月8日,出席重庆国共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为了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和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进步教育家黄齐生等冒着恶劣天气飞返延安,同机的     

宋时轮在北平军调部斗智斗勇

1946年1月10日,中共和国民党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和《关于停止国共冲突的命令和声明》。为了监督和保证停战令的实行,国共双方商定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部三委员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叶剑英、国民党政府的郑介民和美国的饶伯森。其主要任务是：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保证恢复交通,解除敌伪武装,遣反日俘日侨归国,整编国共军队,处理与和平有关的问题。时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的宋时轮,遵照组织决定,由临沂去徐州转乘飞机赶赴北平参加军调部的工作。叶剑英在北京饭店2楼112房间接见了宋时轮。叶剑英告诉他,…     

四十四名内战战犯名单形成的前后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全面撕毁了国共双方于1月份达成的“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和政协决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三年内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贺龙在军调处大同小组会议上

1946年1月20日,这是塞北的一个极为严寒的日子。白毛风发出刺耳的尖叫,积雪和沙石在半空中飞舞,气温降到零下40度。贺龙带领几个随身警卫员,乘坐一辆破旧的卡车,直奔丰镇。他以中共山西地区代表的身份参加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大同执行小组举行的会议。     

《大公报》记者笔下的苏军日侨和内战

1946年夏季爆发的国共内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交战双方在东北地区的较量,决定了国共最终胜负的走向。对于这场战争,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     

四件珍贵文物见证国共南京谈判历史

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1946年5月3日,周恩来率领由董必武、李维汉、廖承志、邓颖超等人为主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来到南京,居住在距国民政府不足百米远的梅园新村,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斗争。由于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和谈的大门最终被国民党政府一手关闭。1947年3月,历时10个月的国共南京谈判最终破裂,中共代表团返回。1954年,在梅园新村旧址筹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本馆藏有国共南京谈判期间有关文物1000多件,现介绍四件重要文物,以飨读者。     

扑朔迷离的“四八”空难

正1946年4月8日,在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前夕,突然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空难事件:当时,参加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秦邦宪、刚刚获释的新四军原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等13人,搭乘美军C-47式运输机,由重庆飞赴延安途中迷失方向,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撞山焚毁,连同四名美军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空难,亦称黑茶山事件。由于遇难人员中有多位中共重要领导人物,而且发生在国共关系日趋紧张的特殊时刻,自然容易使人们对空难原因产生怀疑并引发诸多猜测。70多年     

流产的毛蒋会晤:1942—1943年国共关系再考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关系逐步由合作走向摩擦,前后经历过三次"国民党反共高潮":第一次是1939年12月爆发的山西新军事件;第二次是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第三次是1943年5月,国民党准备闪击延安。中共党史著作对此多有叙述,然而往往没有注意到,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两年多期间,国共关系一度相当缓和,且有过一段较为密切的接触,特别是1942年这一年,蒋介石主动提出要与毛泽东会晤。为此毛泽东多次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希望面对蒋介石会商国共关系,后因周恩来的反对,而改派林彪到重庆见蒋介石。最终双方因差距过大,谈判不了了之。此后不久,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国共双方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