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市教育复员概况报告

1945年9月,中华民族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标志着日伪在华奴化教育的历史性终结,完全收回日本帝国主义战时在中国沦陷区攫取的教育权及其机构设施成为当务之急。武汉市档案馆所藏这份档案,即是对国民政府当局在收复区接收敌伪统治下各级教育机构,并采取各种调整方法与特别措施,力求清除日伪奴化教育遗毒之情形的一个反映。     

日伪统治下的日语教育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先后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并扶持傀儡政权。为配合其对华战争形势的需要,铲除沦陷区人民强烈的抗日意识,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日伪当局在沦陷区实施奴化教育,采取强制方式,大力推行日语教育,以在广大民众中培养亲日分子和亲日情愫。本以日伪统治下的华东华中华南地区为中心,探讨伪维新政府和汪伪国民政府实施日语教育的状况,揭示其奴化教育的实质。     

抗战时期日伪的华兴商业银行与华兴券

抗战爆发后,华中地区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重点,日伪在沦陷区内大肆搜刮,其中又以金融侵略与掠夺为重点。成立于上海的华兴商业银行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其发行的"华兴券"也对华中市场及经济秩序造成了很大破坏。华兴商业银行的产生正是日伪在华中的经济统治的一个缩影。     

1940年代初期河北省沦陷区联庄会研究

联庄会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河北省沦陷区的联庄会是日伪拼凑的乡村"群众自卫组织",是"乡村协同体"建设的重要形式。实质上河北沦陷区联庄会是日伪对付中共领导的敌后人民抗日战争而精心组建的伪组织。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为指导,对联庄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探讨河北省沦陷区联庄会的建立和主要活动,以及中共争取联庄会的斗争,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华北沦陷区日伪统治和华北沦陷区抗日活动的研究。     

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研究述略

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否认,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沦陷区文学确有为日伪统治服务的部分,但它并非沦陷区文学的主流。事实上,沦陷区的许多文学作品,特别是早期的作品,曾起到过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重要作用。这更是应该实事求是地...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争夺沦陷区教育权的斗争——以南京及周边地区为研究中心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与日伪为争夺沦陷区教育权问题展开过激烈斗争,它一开始就制定和实施战区教育政策,一方面派员深入战区及日伪后方指导和协助地方恢复学校,以维持沦陷区各级教育,从而使战区化命脉得以延续;另一方面针对敌伪在占领区域用煽惑、威胁、利诱等手段推行奴化教育的状况,采取相应对策设法加以摧毁,同时发动沦陷区教育界知识分子教育民众,宣传民族意识,培养抗战力量。     

战后南京市日伪资产接收述评

抗日战争胜利后初期，除了收复被侵占的国土以外，对沦陷区日伪资产的接收工作也被提上日程。就南京市而言，国民政府先后组织了南京市接收委员会、苏浙皖区敢伪产业处理局驻京办事处等机构，专事南京市日伪资产的接收工作。此项工作虽将数量巨大的资产从日伪手中接收了过来，推动了战后南京市经济的恢复及发展，但在此过程中，接收官员贪污腐败，...     

庆典中的政治: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与中国沦陷区

1940年是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日本国内及其势力所及的东亚各地区均举行了相应的庆贺活动,中国沦陷区也不例外。从文本表述与具体实践两个层面来看,不同沦陷区参与的程度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沦陷区内占领者与伪政权之间政治互动的实态。在日本直接统治地区发挥战争动员与刺激经济作用的纪元庆典,在中国沦陷区则成为展示日伪关系的政治表演。     

沦陷区国民教育实施问题讨论会记录(1940年3月18日)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与日伪争夺沦陷区教育权曾制定战区教育政策,并成立教育部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导实施。1940年3月战指会特召集各沦陷区教育督导人员就战区教育实施状况、困难与对策等问题进行讨论与总结,以期改善。     

抗战时期日伪的烟毒政策及其影响——以河南沦陷区为例

抗战时期,在河南等广大沦陷区,日伪当局出于配合日本侵华战略、增加日伪财税收入的需要,大肆推行一系列烟毒政策.然而,该政策在当时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增加日伪财税收入的同时,一方面严重危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也威胁到日伪的统治秩序,特别是影响到伪政权的吏治和公职人员的素质.     

抗战胜利后对沦陷区的“大劫收”

名目繁多的接收机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迅速派出了接收大员驰往沦陷区各地进行接收。由何应钦指挥督导。其分工是：日伪的行政管理机构．由国民政府同一性质的机构接收;经济事业和企业,由国民政府同一性质的机构接收并立即恢复生产经营;银行、金融部门,由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接收清理。     

沦陷时期的辅仁大学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不同性质的高校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处理办法,有的进行改造,有的进行取缔,有的学籍不予承认,但对北平私立辅仁大学除了进行明令嘉奖外,还特准追认沦陷时期"辅大"毕业生的学籍。那么,何以如此呢?日寇摧残我高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凶残而狡猾的日寇知道,欲亡     

吴佩孚智斗汪精卫

口天佩孚，1874年生，山东蓬莱人，北洋后期直系军阀首领。七七事变之后，居住在北平什锦花园，因留恋故宅未曾南下，日伪方面妄图诱其出山，利用其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在沦陷区组织傀儡政府。但吴佩孚坚持主权，毫不退让，屡屡挫败日伪阴谋。日本特务恼羞成怒，于1939年12月4日，     

“一贯道”在日伪时期的恶性发展

<正>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及其卵翼下的汪伪政权曾竭力扶植各种封建、反动的会道门，作为统治的社会基础。在名目繁多的帮会中，“一贯道”由于得到日伪上层人物的支持而迅速膨胀，短短几年就进入“鼎盛”期：它的道坛遍及华北、华东、华中以至整个沦陷区，拥有道徒近百万人，势力渗透到汪伪政权的各个部门，成为日伪统治的得力工具。     

北平的浮世绘

1943年9月,老舍的夫人胡絮青携子女逃出北平,辗转抵达重庆与丈夫团聚。胡絮青对四五年间在沦陷区北平的所见所闻的诉说,激起了老舍的创作欲望。     

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

在国民党统治北平的起初两年中,北平市党部领导的民众团体商民协会以中下层商入的代表自居,积极推动民众运动,与北平商界上层发生了两次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国民政府和北平地方军政当局与商界上层站在一起,反对市党部及商民协会的主张,双方呈对垒态势。市党部与商民协会由于没有实际权力,其目的常常难以达到。国民党中央对市党部的要求则虚与委蛇。中央、地方各党政机关对这些纠纷的态度和处理手法不同,缘于国民党内存在着新旧之争、党政之争,其根源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路线之争。     

忆父母为新四军印制抗币、筹建印钞厂

八年抗战期间,父亲柳溥庆、母亲周砥在日伪白色恐怖统治下的上海沦陷区,冒着生命危险。利用自己的公开职业,为新四军苏北革命根据地印制抗币、筹建印钞厂。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中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那些永恒的记忆不时浮现在我们眼前。     

日伪统制经济下的忻县商会

抗战时期的日伪忻县商会档案非常丰富,保留至今,尚未为学界关注和利用。本文主要依据此档案,以忻县商会为个案,考察当时日本对华北工商业经济统制的纵向体系、实施状况,分析该时期忻县商会与统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探讨日伪统治下地方商会的复杂角色,以期丰富沦陷区社会经济和商会史研究。     

记取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教训——日文版《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序言

不久以前,日本岩波书店马场公彦先生来信说,准备将《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一书选译成日文,在九一八事变60周年之前出版;马场先生并约我们为该书的日文版作序。能把这本书介绍给广大日本读者,这也是我们的愿望,岩波书店所做的这什事,对于促进中日友好,维护世界和平,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并不“一切如常”:抗战时期丹麦和瑞典对华外交政策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尽管与大多数国家驻华使节一样,丹麦和瑞典的驻华使节并未随国民政府内迁,但丹、瑞两国在对华关系上均希望维持原状,如常进行外交工作。然而,丹麦于1940年被德国占领,使其在日德意的压力下被迫与重庆国民政府断交,转而承认汪伪政权。在重庆政府的积极争取下,前丹麦驻美大使高福曼被委派为"自由丹麦"运动驻重庆的代表,于是从1942年至1945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丹麦驻华使节。瑞典在战时一直保持独立,所以尽管日本屡次要求瑞典承认汪伪政府并与之进行废除治外法权的谈判,但其并未就范,而是在原驻华公使滞留沦陷区的情况下另派大使到重庆国民政府,以致该国也同时有两位高级驻华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