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群众”:胡庶华与战时西北大学校政

抗战时期的西北大学地处陕南城固县,日军鞭长莫及,首任校长胡庶华面对的主要威胁不是战争,而是大学原有权力格局的挑战。面对复杂的局面,毫无"群众"基础的胡庶华周旋于国民党各派系、三青团、中共等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一面通过大力扶持三青团、争取国民党中的非CC系力量和示好中共及其外围组织等措施,争取已有"群众";一面调来乡党、旧部、学生,扩大"群众"基础。在着手建立自己的"群众"基础的同时,胡庶华也尽力争取陈立夫、朱家骅等党国要员的支持。胡庶华以政治家的手段推行校政,努力两年,最终还是被西北大学旧人依托国民党CC系力量控制的区党部挤出学校。校缘与党派力量的结合成为左右西大校政走向的关键因素,区党部沦为争夺校政控制权的工具。     

方治传略

提起国民党的CC系,就会使人想起“蒋家天下陈冢党”,想起“中统”,想起“青白团”……与CC符号有联系的皖籍人士,以刘真如、陈访先、邵华、方治的声名较,被称为“安徽CC系的四大金刚”。“四大金刚”除了刘真如早亡,其余三人都于1949年逃到了台湾。其中的方治,除了抗战中在安徽当过三年多的省政府教育厅长,一直在国民党内担任较高级职务,被视为国民党重要的党务活动家、CC系把守宣传口的主将。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团关系再探——以贵州省为中心

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此后,党、团两方在发展上逐渐形成双轨竞争关系,进而演化为党内派系斗争的新形态。战前,国民党党务长期被CC系把持,而三青团又脱胎于黄埔系复兴社势力,党团矛盾可大体视为CC系与黄埔系两派斗争的战时延续。抗战之初,朱家骅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代理三青团书记长,与团方高层交好。朱方与黄埔系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达成合作关系,在诸多省份曾一度抑制CC系势力。然而,自国民党省县党部选举恢复后,团方干部时常临阵倒戈,致使朱方陷入孤立而落败,贵州省党团冲突便是其中的典型个案。     

抗战期间桂系与CC系在安徽的矛盾与斗争

桂系与 CC 系是国民党内势力较大的两个派系。本来,桂系是广西地方实力派,在皖省与 CC 系瓜葛并不多。抗日战争爆发后,战局变动,战场迁移,桂系势力得以伸入安徽,使在皖拥有雄厚实力的 CC 系深感威胁,它们的矛盾迅速转向正面冲突与对抗。两派在安徽这一期间的矛盾与斗争,是国民党内有声有色的派系斗争的一部分,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     

司徒雷登与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

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是由司徒雷登发起的,其目的是通过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改革,把CC系的势力排除出去,让自由主义势力进入政府并掌握政权,以维持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由于"新革命运动"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司徒雷登试图通过"新革命运动"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努力最终失败.     

饭碗之争:面和心不合的民国大腕

<正>国民党在大陆时期派系林立。例如,国民党内有汪精卫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何应钦系、朱家骅系、孙科系——这个单子还可以一直开下去。然而,最大的派系和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派系,是CC系、政学系和黄埔系。     

抗战时期的战区检察官——以国民党特务人员从事司法工作为中心

全面抗战以前,国民党当局已启动把司法系统纳入党国体制中的进程,党务人员从事司法工作即其体现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赓续这一进程,显著例证即战区检察官的出笼。与一般检察官相比,战区检察官的职权大为扩张,不仅可以办理普通刑事案件,还办理侦查特种刑事案件,尤重于"锄奸肃反"。在党国体制中,党与国在诸多领域是重合的,作为国家主体代理者的检察官,在党国体制中可转换为党的代理者。在面临外敌入侵之际,掌控政权的国民党试图通过充实、强化检察系统,增强抗战能力,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国民党内部派系重重,控扼国民党党务系统的CC系,自然将其掌控的中统特务人员转任、渗透进入司法(检察)系统之中,由此造成战区检察官的实际运作与原初主旨背道而驰:本应为抗战中的国家利器,却成为国民党维护专政的工具,进而衍异为党内派系的斗争工具。经此,国民党党国体制中很多的无规则性、肆意性被引入原本尚有一定规则可循的司法系统之中,破坏力甚巨。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改组(1940-1944)

抗战时期,国民党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朱家骅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积极推进国民党的党务建设,尤其重视与日军反复拉锯的湖南省。朱家骅与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广泛沟通,改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由组织部空降人选到湖南省党部担任执委,以平衡派系之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朱家骅遭遇了CC系等派系的攻击,不得不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湖南省党部再次改组,此前所派驻的执委被迫离开。由此可观,抗战时期国民党省市党部建设受到了派系冲突的严重制约,人事难以保持稳定。而一个没能强化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的执政党,注定了其不良命运。     

三青团独立“建党”的尝试及失败

三民主义青年团自1938年7月成立之时起,就与国民党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虽然党与团共同遵奉的都是“三民主义”,其领袖也同是蒋介石.长期主持国民党党务工作的CC系主张,三青团应由国民党领导和指挥.当时兼任三青团中央干事的陈立夫说:“为什么要成立青年团呢?因为党里要把预备党员制度取消.……所以当时成立青年团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新进来的年轻党员加以集中训练,青年团就是本党的训练机构.”     

黄埔军校党军体制的创设:以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为中心

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为治理党军分离的痼疾,决议改党建校,以校建军,引入苏俄党军体制。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成为近代中国实践崭新驭军模式的开始。但在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等人的认知与践行之间,存在难以去除的隔膜。1924年初开始建立的党军体制,其制度规划与实际运行既有契合也有背离。国民党政权的军事现代化之路——党化与国家化,新旧杂糅,荆棘丛生。此后,在这种"党军""国军"的名义下,军权支配党权、政权。兼带私人属性的党军、军政关系,对国民党政权的成长与政治命运造成了重大影响。     

国民党在江苏的派系斗争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国民党在总理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已形成“左”、“右”两派。北伐胜利后,蒋介石统治中国20年间,国民党内部派系之分,更是名称繁多。有以黄郛、杨永泰、张群等为首的政学系,张继、谢持、邹鲁等为首的西山会议派,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派,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     

何应钦:黄埔系的保姆

正何应钦辞世已有27年了,无论今人受何应钦辞世已有年了,无论今人受什么样的立场、观点主导,以什么样的标准对黄埔军校时期的何应钦作出价值评判,都没法将他的功绩抹杀。而且可以肯定地预期,随着时光流逝和两岸关系的实质性推进,对何应钦何以成为"黄埔系的保姆",会有更深刻而具体的认知。"黄埔系"是指由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将领担任主官的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期的武装基干力量,是蒋介石取得和执掌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的嫡系部队。其最初的缘起和发展、壮大,都与一个从贵州山沟里走出去传奇人物——何应钦,有不解之缘。故何应钦在国民党军政界中有"黄埔系的保姆"之称。     

党权之争与奉系军阀国民党化:1929—1931年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东北党权的归属,成为奉系能否独控东北政权的关键。国民党在东北存在着"官党"与"秘党"的双重面相。一方面,为保东北政权,奉系致力于争夺国民党东北党务领导权,使国民党成为奉系的"官党"。另一方面,对于国民党在东北的"秘党",奉系实行打击和排斥政策,企图把东北的国民党完全纳入其领导的轨道。在与国民党不断争夺东北党权的同时,奉系一步步走上了国民党化的道路。但由于利益的非一致性,使得奉系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国民党。     

论"丁家党"在南京政府建立时期的作用

以丁惟汾为首的"丁家党"在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建立过程中,曾发挥过十分特殊的作用,一度形成了"蒋家天下丁家党"的格局.一方面,它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支持,改变了国民党中派系力量的对比,削弱了反蒋势力,为CC派的迅速崛起和"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权力分配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帮助;另一方面,它的存在与活动,使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复杂,加剧了南京政府的动荡和内部斗争.     

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

抗战期间,国民党变更组织部和教育部的人事,积极在大学发展组织,势力膨胀,引发源出同门的CC派和朱家骅派之间在各所大学的校园内展开全面恶斗。面对朱家骅派在组织系统咄咄逼人的攻势,陈立夫则利用教育部掌控的资源逼迫各大学就范。1944年,二陈的职位与朱家骅互换,各自反攻倒算,开始新一轮的明争暗斗。被卷入漩涡的大学教授,成为派系争斗的牺牲品,对于国民党的恶感普遍迅速加剧,思想日益左倾。1945年国民党六大,突然取消大学党部,而中共则趁战后复员之机,加强对大学师生的工作,两党在大学的势力此消彼长。大学教授的离心离德加剧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崩溃瓦解,而对中共的缺乏了解则留下后来磨合困难的隐患。     

基础与综合：《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评介

正赵光勇等主编的《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以下简称《集成》)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史记研究集成》的阶段性成果。该套丛书按《史记》十二卷"本纪"次序分为十二册,每册正文均是先录《本纪》原文,而后在文下以注解形式分列"汇评""汇校""汇注"三个部分,以整合西汉以降的"《史记》学"成果。此外,每册正文前后均列"题解"与"研究综述",并附"引用文献及资料"。     

抗战时期朱家骅系权势的消长——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与调统室纠纷案为中心

1943年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与调统室发生严重纠纷。此次纠纷的爆发并非一时冲突所致,而是该省党部内朱家骅系与CC系间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由该案切入,通过对抗战时期陕西省党部人事调整与党务运作的考察,本文揭示出国民党党务机构设置上所存在的问题,亦使得面貌向来模糊的朱家骅系渐趋明朗。该案不仅是陕西省党部内派系矛盾的总爆发,也是国民党中央派系斗争在地方的缩影。     

资源配置与权力之争:以战时浙江大学内迁贵州为中心

1940年初浙江大学迁往贵州遵义、湄潭、永兴等地时,因资源配置问题,与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党部势力初起抵牾。地方党部借口"反共",积极介入大学校园,彼此的矛盾在1942年初的"倒孔运动"中被激化,最终以拘捕学生告终。国民党执政当局采取的措施,令竺可桢等中立学者对其不信任日益加剧。在执政当局"重政不重党"的地方治理观念下,以黄宇人为首的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各级党部为争取党权所做的努力与反击,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国民党执政当局地方治理的失序。     

胡汉民汤山被囚

在蒋胡合作之初,蒋介石尚需要借助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增强他排除异己力量时的政治筹码,以此显示南京中央的合法性.为此,他对胡表示尊重.不料胡在约法问题上对蒋寸步不让,而且据CC派往各地党部特务的调查,支持胡的人还相当多.1931初国民党各省区改选,“结果,胡汉民系占优势”.陈立夫就曾回忆道:“胡先生的势力很大,只要党能控制局面,他是党的领袖,就能保有很大的势力.”     

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

蒋介石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由于他从小深受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十分推崇王阳明的"心学",使他形成了保守的文化观念。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力行哲学",成为国民党的官方哲学,他还发起了实为尊孔复古的"新生活"运动。这些都表现出其文化观是单一的、守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