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的党务整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蒋介石命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党务整顿.朱家骅通过组织与人事的调整,试图控制各省市党部,加强基层党部的督察,树立党部形象；提高县市书记长地位,推进基层党政融合.朱家骅的党务整顿受战时政治环境之限制,党内派系严重.在平衡派系政治的需要下,党务整顿被蒋介石所废止,但开启了战后党务革新与改造的先河.     

抗战时期朱家骅系权势的消长——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与调统室纠纷案为中心

1943年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与调统室发生严重纠纷。此次纠纷的爆发并非一时冲突所致,而是该省党部内朱家骅系与CC系间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由该案切入,通过对抗战时期陕西省党部人事调整与党务运作的考察,本文揭示出国民党党务机构设置上所存在的问题,亦使得面貌向来模糊的朱家骅系渐趋明朗。该案不仅是陕西省党部内派系矛盾的总爆发,也是国民党中央派系斗争在地方的缩影。     

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一场"民主选举"闹剧

1933年,国民党中央党部为了欺骗群众,愚弄普通党员,装点“民主”,决定在汉口特别市党部举行所谓的“民主选举”．产生正式的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不料汉口市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民主选举”变成了贿选,选举场变成了武斗场,暴露了国民党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动本质。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改组(1940-1944)

抗战时期,国民党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朱家骅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积极推进国民党的党务建设,尤其重视与日军反复拉锯的湖南省。朱家骅与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广泛沟通,改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由组织部空降人选到湖南省党部担任执委,以平衡派系之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朱家骅遭遇了CC系等派系的攻击,不得不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湖南省党部再次改组,此前所派驻的执委被迫离开。由此可观,抗战时期国民党省市党部建设受到了派系冲突的严重制约,人事难以保持稳定。而一个没能强化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的执政党,注定了其不良命运。     

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如果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县及县以下的国民党地方基层党部,可以在呈现国民党组织发展普遍特征的同时,进一步解释其在基层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从1927—1931年浙江国民党的党务发展中可见,即使如浙江这样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在城乡分布上亦极不均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和金华、衢州等相对落后地区又表现各异。"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各地党部往往借助旧议会的权力转移、宗族和地方派系深入地方,这也成为国民党党部尤其是落后地区党部嵌入地方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浙江发达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远不如落后地区;受"强人政治"的影响,浙江落后地区的地方党部往往在党政冲突中处于强势。浙江国民党的"嵌入史",可为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团关系再探——以贵州省为中心

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此后,党、团两方在发展上逐渐形成双轨竞争关系,进而演化为党内派系斗争的新形态。战前,国民党党务长期被CC系把持,而三青团又脱胎于黄埔系复兴社势力,党团矛盾可大体视为CC系与黄埔系两派斗争的战时延续。抗战之初,朱家骅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代理三青团书记长,与团方高层交好。朱方与黄埔系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达成合作关系,在诸多省份曾一度抑制CC系势力。然而,自国民党省县党部选举恢复后,团方干部时常临阵倒戈,致使朱方陷入孤立而落败,贵州省党团冲突便是其中的典型个案。     

国民党二大代表选举法之争与国民党的分裂

国民党二大代表选举法之争,始于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对选举法制定权的争夺。之后,围绕选举法所确立的党部办理选举原则、党部选举权原则发生了一场激烈而持久的争论。反对者极力挑战两大中心原则,力谋颠覆选举法;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坚决捍卫两大中心原则,维护选举法权威。二大代表选举法之争表明,国民党原本的基础与施行苏俄新制并不匹配,亦未能将苏俄行之有效的政党模式中国化,致使该党根本决策制度委员制失效,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权制的法定权威未能转化为事实权威,各方在新旧革命路线的歧异之途上渐行渐远,终致该党彻底分裂。     

基层选举与派系纷争——以抗战胜利后汉口市复兴区第八保保长选举为中心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汉口市复兴区第八保保长选举中,国民党党部人员王干臣虽获得多数选票,但三青团方面却极力反对。党团双方借助各自资源,分别公函负责处理选举纠纷的汉口市政府,汉口市政府将纠纷交由湖北省民政厅裁判。最终,在三青团、汉口市政府、湖北省民政厅三方合力之下,王干臣保长当选无效,复兴区第八保重新民选保长。在战后各地的基层选举中,由派系纷争引发的选举纠纷颇具有普遍性,而这些选举纠纷共同折射出国民党基层统治的弱化。     

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

抗战时期,大学校园既是国共较量的重要舞台,也是国民党内不同派系角逐的场所。学界分合的背后,除了政治理念的明争,亦有派系因素的潜存。学界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在紧张和对峙的既有认知之外,更有亲近与同情的面向。战时大学党部中,西南联大区党部办得最具声色,约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但联大同时也包容其他党派的教授与学生。联大教授群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民主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坚贞党员”。正是不同党派知识精英在西南联大的共存和共处,才建构起这座极具包容性的“民主堡垒”。     

资源配置与权力之争:以战时浙江大学内迁贵州为中心

1940年初浙江大学迁往贵州遵义、湄潭、永兴等地时,因资源配置问题,与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党部势力初起抵牾。地方党部借口"反共",积极介入大学校园,彼此的矛盾在1942年初的"倒孔运动"中被激化,最终以拘捕学生告终。国民党执政当局采取的措施,令竺可桢等中立学者对其不信任日益加剧。在执政当局"重政不重党"的地方治理观念下,以黄宇人为首的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各级党部为争取党权所做的努力与反击,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国民党执政当局地方治理的失序。     

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反腐文件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有了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不少投机腐败分子以“革命”之名混入了党内。一些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后,在国民党地方党部和地方政府里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于是发生了一些侵吞公款、虚报假账,乃至吃喝     

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相当混乱。经过多方博弈,龙云最终统一滇政,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也逐渐确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才逐渐由混乱走向"统一",并在党员发展规模、县市基层党部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由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党部发展的不平衡,其在云南省党部的组织与发展仍然受限,表现在省党部的人事结构以云南地方实力派为主、党务活动经费困乏,这一定程度上是国民政府对云南地方政治统合脆弱之表现。     

国民党时期的县级管理整编

在国民党地方层级的党政关系中,县一级的管理一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县党部与县政府一直存在的矛盾导致了国民党在基层统治的薄弱和政权的不稳定。对国民党县党部与县政府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党政关系的认识。     

论蒋介石与“行宪国大”代表选举纠纷

1947年国民政府完成改组后,蒋介石急切举行"行宪国大"代表选举。由于缺乏必要的民主政治条件,选举中产生了诸多纠纷。一是选举筹备中与民、青二党的名额划分,二是代表选举中的舞弊混乱,三是"行宪国大"召开时国民党签署代表不肯退让的难题。蒋介石游离于党纪与国法之间,试图加强对选举的控制,却无力劝说民、青二党顾全大局,无法压制党内反弹,政党内外裂痕扩大,选举不良习气在国民党内快速发酵,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事后,蒋介石对国大选举的教训进行了反思,意识到党的建设是一切政治建设之根本。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北平工潮与国民党的蜕变

自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平后,国民党从地下党一跃成为执政党,在其领导下北平城内工会次第建立,并掀起一股工潮。在北方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工会并未因北平市党部的领导就获得天然的合法性,而是不得不依法避免被取缔的命运。作为工潮领导者,北平市党部在党内权力斗争中进行着人员更替,具有国民革命信念的党员逐渐地被逐出。在地方政治权力争斗中,北平市党部逐步被边缘化,工会领导权转移到政府手中。     

动向

重点中共党内民主呼唤竞争性选举制度南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近日刊登文章说,发展中共党内民主,就要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建立党内竞争性选举制度。文章说,无论从民主的内容来说,还是从保障中共党员的权利来看,竞争性选举都是中共党内民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竞争性选举是民主的标志,发展党内民主首先要建立体现中     

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健全党内监督机制

现阶段党内监督不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党内民主不足、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因为党内民主是党内监督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大力发展党内民主,才能保障党内监督的有效实现.因此,要加强党内民主观教育,提高监督意识;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党的代表大会制、党内集体领导制和党内监督领导体制等,从而真正建立起一套科学、权威、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机制初探

国民党一大代表选举着眼于未来的国民党改组规划,而非现有的党员分布格局。因此国民党一大采取了地域代表制,结果引发了代表名额之争。在组织尚不完善、党务重心仍在广州与海外的背景下,选举纠纷通过孙中山增加指派代表名额予以仲裁调解。而国民党二大,是在孙中山去世后,国内党务在国民政府、革命军与群众运动推动下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召开的。国民党二大的代表选举采取了混合代表制,为政府、军队与群众运动中的新兴党部配置代表名额,并通过中央党部指导监督各地代表选举,更具包容性与规范性,体现出国民党改组进程中代表群体的组织化、部门化的变化趋势。相对而言,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主持的"二大"则在代表选举中延续了一大的模板,影响有限。     

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

自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国民党围绕领导权的继承问题,引发无数次党内分裂。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其中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民党发迹于广东,也造就了大批粤籍党国领袖。孙中山生前在有意无意间扩大了粤籍党员同他省党员间的矛盾。随着国民党从广东走向全国,特别是蒋介石在党内权力的不断提高,蒋同粤籍领袖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逐渐演变成公开的武装冲突。     

李汉魂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粤省党务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华南沿海地区亦相继沦陷。作为华南地区的中心,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广东省地缘优势显著,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也始终没有放弃在广东的党务活动,不断作出党务机构和人事的调整,协调军政相关力量,为抗战工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努力。李汉魂作为战时广东省政府主席,长期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以其为中心考察粤省党务,可以管窥"党政联系"下国民党的党务开展及其党权虚弱和派系纷争,从而认识到标榜"以党治国"的国民党,显然无法通过地方党务的运作在华南担当起领导抗战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