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粮食问题研究

位于黄土高原上的陕甘宁边区,粮食生产环境不算优越,但为了渡过抗战最艰难时期,中共和边区政府在增加粮食生产和保障粮食供应上做了巨大的努力。一是做最广泛的农民动员和组织劳动力,通过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以增加粮食总量;二是规范和调整粮食管理与供给制度,最大程度的节约用粮,以保障粮食供给;三是制定限制粮食出境和用粮食酿酒,以减少粮食消耗。上述三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首先,边区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有大幅度提高。其次,通过调整政治与经济政策,建立比较合理的粮食制度,以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了与民争食的问题。粮食问题的成功解决,成为边区渡过抗战最困难时段的首要因素之一。因此,在讨论边区自给问题时,粮食生产因素不能忽视。     

谢觉哉与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的建立

谢觉哉在陕甘宁边区任政府秘书长、参议会副议长期间,对边区的政权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对边区"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呕心沥血,极大地阐释、发展和完善了"三三制"政权,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的模范。     

陕甘宁边区对“二流子”的改造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抗日军队的大后方,也是全国其他根据地学习的榜样。1941年后由于日寇的猖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遇到极大的经济困难,军备、生活物资十分匮乏。为改变这一被动局面,边区政府带领各界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不仅克服了暂时困难,而且有力地保卫了边区抗日政权。在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政府还十分重视对“人”的改造和教育,在全边区广泛掀起一场改造“二流子”的运动。     

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地主与农民——以晋察冀边区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构成了华北抗日根据地新的社会经济背景。晋察冀边区政府正是通过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两个政策来汲取资源,以争取地主和农民的支持而进行持久抗战。统一累进税的负担面达到了80%左右,原来不承担赋税的贫苦农民也承担了统一累进税。就其实际效果来说,减租减息在统一累进税之后被赋予新使命,可以视为是对缴纳统一累进税的农民的一种补偿。地主处于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的双重夹击之下,游走于去地与收地之间。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的实施过程中充斥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政府努力平衡地主与农民的利益,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增加农业产出这一点上,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达到了融合,既扩大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晋察冀乃至华北敌后的持久抗战。     

在华日人在陕甘宁边区的反战活动

1941年5月1日,由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税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向农民征收农业收益税的内容主要是征收救国公粮,救国公粮是抗战时期根据地居民的一项主要负担。从法理上看,救国公粮的征收标准以统一累进为原则,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这一原则并不起作用,即救国公粮征收主要依靠政治动员来完成。皖南事变前,一些基层干部为了超额完成公粮任务,曾侵害了部分农民的利益,使农民对交纳救国公粮一度产生了抵触情绪。皖南事变后,一方面,边区不断地修正公粮征收条例,改革征收办法,使各阶层的负担趋于公平合理。另一方面,为了彻底解决救国公粮征收中的一些弊端,从1943年开始边区试行农业统一累进税,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没有在边区完全推行开采。农业税的征收是一个与农民负担休戚相关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论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如何动员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投身到抗日战争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洪流中去，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学术课题。无疑，中共采取的减租减息、统一累进税等改革措施，对于调动农民的抗日积极性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其他方面社会改革的作用也不能忽略。笔...     

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研究

正1935年到1948年,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就边区金融发展、经济建设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尝试与实践改革。边区的货币发行对于当时克服财政困难、建设边区经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对于新中国的货币发行也有着借鉴作用。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背景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作为抗战的重要后方,不但扮演着中国革命的中心角色,又是     

燃料短缺与应对：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煤业调查与政策制定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基于燃料短缺而开展的陕甘宁边区煤业调查,使中共全面了解了边区煤业开采及其资源分布状况,弄清了边区采煤能力及需求缺口,明晰了边区煤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根据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制定、实施了诸如加大公营煤业的投资力度,鼓励私营煤业发展,加强统一领导,实施计划生产、销售,建立煤业工会,开展劳动竞赛等有针对性的煤业发展措施。这些措施促进了边区煤业的快速发展,有效解决了延安燃料短缺难题,在保障边区军民供给及工业发展的同时,为中共探索形成公营、私营及合作经营的煤业发展政策奠定了基础。     

“不怕拿,就怕乱”:冀中公粮征收的统一累进税取径

冀中根据地是中共抗战时期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重要且特点鲜明的组成部分。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的公粮征收经历了从摊派、村合理负担到统一累进税的过程,其实质是从比例走向累进,从纷乱走向整齐的过程。在统一累进税的推行过程中,冀中创造性地发展出了绘制产量地图等调查方法。整齐不乱的统一累进税既能增加财政税收和公粮收入,又不加重人民负担,是冀中农民"不怕拿"的根源所在。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为了全面贯彻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各个敌后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边区政府建设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成为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榜样。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演变与发展陕甘宁边区跨陕西、甘肃、宁夏3省的各一部分,它的前身是陕甘宁苏区。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主要社会问题及其治理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社会改造和进行经济建设活动中,出现诸如婚姻及妇女问题、烟毒问题、土匪问题、二流子问题等的干扰破坏.为彻底荡涤旧社会残余,顺利进行边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下,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对边区存在的问题进行革新与治理,使边区真正成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真喜欢".     

动员、民主与累进税: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之征收实态与逻辑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和战略后方,在敌后根据地中最早实行救国公粮制度。在整个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先轻后重,最后又有所减轻。早期过于仰赖外援,当外援突然断绝之后,救国公粮不得不临危受命,以解财政危机。在中共的意识形态里,救国公粮是按累进征收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基本上依靠政治动员来完成,累进条例成为具文。1941年公粮畸重,政治动员遭遇其极限,于是在村和乡的层次上引入民主评议,以此消解公粮畸重问题。但由于公粮在县级层次上的分配不均,村和乡的民主评议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因此,1943年之后,公粮征收逐步走上进行土地调查、强调累进的农业累进税轨道。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展览会与边区社会发展

改变落后的社会环境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举办各种类型展览会的主要动机.展览会内容涉及到边区生产建设、文化艺术、学校教育等方面.边区的展览会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根据地特色:为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边区政府通过展览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动员贯穿于展览会的筹备组织过程和展览内容、方式的选择等方面.展览会的举办促进了边区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传播了科学知识,更新了民众的价值观念;拓宽了外部世界对边区的了解;培育了劳动光荣的观念,推动了边区社会的改造.     

“组织”的力量:1949年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研究

动员是中共政权话语体系与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性概念,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的动员机制是中共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保障。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动员实践中,政治动员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大会集中动员、小组深度讨论及个别情感谈话等方式,构成了政治动员的整体性链条,而积极分子和模范干部的示范效能与微观机制和技术的灵活运用,则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动员的实际效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政治动员实践成为推动"南下"战略顺利实施的组织保障,亦为中共政权的动员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区域实践经验。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扶贫”之路

正1941年是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国民政府对边区封锁、日军频繁"扫荡"解放区和较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尚在襁褓中的边区政权几乎陷入绝境。这年的农历春节,安塞县的"二流子"们什么也不做,日夜混迹于赌场,嚷嚷着:"妈的,横竖过不活了,边区穷,没办法!"但仅过了半年,安塞高高低低的土地上,糜子、麻、谷子已绿茵茵地披遍山野。老百姓弯腰曲背忙着农活,被汗水浸湿的衣服紧贴在背上,虽然很辛苦,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国民教育

陕甘宁边区的教育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从旧教育模式到创立自己的教育模式,由强迫教育到尊重群众的自愿与需要,由包办到民办公助,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教育体制。、国民教育培养出的毕业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提高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程度,培养了大量专门人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从抗战的环境和边区的实际出发,坚持教育同抗战、同社会、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为抗战培养人才,消除了群众中的文盲、迷信、不卫生的习惯,解决了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既推动了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但排了边区经济、社会的进步,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德总司令与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

2012年是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成立75周年,也是人民爱戴的朱德诞辰126周年。陕西省档案局馆保存陕甘宁边区政府各部门的特色档案史料1．94万多卷,这些原始第一手档案,真实地记录了边区政府自成立到结束的辉煌成就。笔者翻阅着一卷卷边区政府的档案史料,被朱总司令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中所做的突出贡献所深深地感动,促使笔者提起笔来,以表达自己对这位人民爱戴的总司令深切的怀念之情。     

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属光华印刷厂

陕甘宁边区银行光华印刷厂,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延安创办的,以印制陕甘宁边区货币为主的工厂。光华厂从一九四○年十月兴办,至西北解放的九年时间里,为边区政府印制了各种货币,对发展边区生产、促进边区的经济建设,支援抗日前线和解放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一、筹建     

中共对苏南“一田两主”制的认识与改造(1950-1951)北大核心CSSCI

"一田两主"制现象在苏南地区分布广泛,全面抗战爆发后受到较大冲击。苏南土改中,着力打通原耕农民思想,并兼顾社会经济状况与动员需要,制定折田标准。在对苏南"一田两主"制改造过程中,中共秉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土改过程始终贯穿强烈政治意味,不单纯是经济和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