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祭祀图”牙璋考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刻有"祭祀图"的牙璋,被称为玉璋,实际上是由牙璋改制的。原件牙璋是在中原地区制作的,制作的时间大致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这件牙璋从中原地区传播到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之后被改制为玉璋,改制的时间大致在二里岗文化时期之后、殷墟二期后段之前,大约在公元前1300~公元前1200年之间。改制的目的是要在玉璋上施刻"祭祀图"。这件牙璋由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流传至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的途径,可能是取道陇西,并通过陇南至川西北的文化通道到达成都平原。二里头文化牙璋流传到成都平原的过程,不仅仅是牙璋器物本身的传播,而应是反映了一批文化遗存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的一支系人群的迁徙。由此推测三星堆文化中可能还保存着二里头文化所属的夏文化或夏王朝的某些文化特点与礼俗。     

说甲骨卜辞中的“伯■”

多数专家都将商末小臣墙刻辞中的"白■"理解为"白麟"。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先秦古文字的特点,是有问题的。其实,小臣墙刻辞中的"白■"就是伯■,是■族之伯。其得名与■地有关。     

虢国墓地所出商代小臣系玉瑗

虢国墓地所出商代有铭玉器共３件,本文主要研究其中一件玉瑗上的铭文：“小臣系害”。“小臣系”是晚商的贵族,“害”字当读为“谒”,是“朝见”之义。玉瑗应是古代文献中的“贽”。     

牙璋述要

牙璋是玉璋的一种,其有关记载始见于《周礼》,历代经学家对其训诂、诠释,但始终未找到具体实物。至晚清,金石学家吴大徵以古玉与经传相联系的方法对牙璋进行考证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吴氏指出:有旁出之牙的玉刀为牙璋,并绘出实物图形。1938年,陈公哲先生在香港烂头岛东湾遗址发掘出土一件牙璋,1957年公开发表。1966年,赵新来先生将1958年7月郑州市南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前端斜弧刃、柄前饰飞板牙状兽形纹饰的大型玉璋命名为牙璋。1983年,夏鼐先生又将其改订为“刀形端刃器”。     

《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宜春”非“宣春”之讹误

洛阳大学文物馆所藏一件西汉铜鼎见有"宣春"刻铭,有学者认为"宣春"与《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宜春县有关,《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宜春"当据铜鼎改正为"宣春"。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及出土文字资料,指出《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宜春"并非讹误,铜鼎刻铭"宣春"之涵义当另作探讨。     

虢国墓地出土商代小臣玉器铭文考释及相关问题

1990～199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三门峡市文物队联合在上村岭虢国墓地发掘大型贵族墓葬及车马坑10余座,出土文物达17000余件(套、组),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发掘出土的近3000件(套、组)玉器中,还包含有一些商代遗物,并有部分刻铭。这里我们首先选出其中3件商代小臣刻铭玉器,对其铭文及有关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邢窑刻铭、题款探析

邢窑为唐代著名的白瓷窑场。本文依据文献记载及相关考古资料,探讨分析了邢窑的刻铭和题款,并对邢窑"翰林"、"盈"及"官"字款与临城祁村窑姓氏刻铭的不同进行了阐述,认为祁村窑刻铭、题款的含义或为单做共烧以避免产品混杂,或为商品竞争而刻划的窑主姓氏;邢窑"翰林"、"盈"字款是宫廷的定烧器,因而为皇室所垄断;"官"字款则是地方官府所烧之物,并作为贡品供奉于宫廷,除官府使用外,尚可作为高档商品参与社会流通。     

西周金文考释三则

本文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及考古出土实物资料考释西周金文所见赏赐名物三种。第一则指出毛公鼎赏赐之物中位于"错衡、金踵、金柅"之下的"■"二字当释"约辖",是与軎配套使用的用以约束轴的装置。第二则释大保铭文中"易休土"为"易休杂土",杂土指优劣并存的土地。第三则释番生蓋铭"朱旂金■二铃",其中"金"下一字从冘得声,读为"首"。"金首"就是铜质的旗杆顶部。     

小臣■玉柄形器诠释

小臣玉柄形器自名为瓒。祼礼中将瓒实于彝器以鬯酒灌之以祀神(或享人),瓒是通名,有圭、璋、璜、及璧、琅、珥诸瓒。瓒是祼玉,而不是象伯公父勺一类的勺形器。伯公父勺自名为爵,也不宜据之改变原来爵与勺的习惯称名。     

殷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

殷墟出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可分为铸铭和刻铭两大类。铸铭占绝大多数,刻铭极少。铸铭的制作方法有模作铭、芯作铭和范作铭等三种形式,以模作铭为主。刻铭出现于殷墟四期,目前虽然只发现4件刻铭铜器,但其意义重大,不仅把中国青铜器刻铭的历史追溯到商代晚期,而且为研究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技术,尤其是刻铭技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洛阳新发现唐天宝三载石幢考释

2016年8月,洛阳匾额博物馆前施工时挖出一件唐代石幢的幢身,据其刻铭可知,该石幢立于唐天宝三载(744年),为彭城县尉张悌所立,其上所刻经文为《佛说业报差别经·施灯明功德品》。经考证,该石幢应为唐代佛寺灯台的幢形灯身。此外,张悌为比丘尼之"养男"的身份也为同类刻铭中少见,为研究唐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上海博物馆藏牙璋综述

正璋是先秦重要的玉制礼器,在上古文献中多有记载,如:《书·顾命》:"秉璋以酢。"《礼记·祭统》:"大宗执璋。"《诗·大雅·朴》:"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庄子·马蹄》:"白玉不毁,孰为圭璋。"《诗·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毛传:"璋,臣之职也。"诗     

攻吴王者彶■■剑的两点考证

无锡博物院新征集到一把青铜剑,据铭文系春秋晚期吴王僚剑,这也是目前仅见的一把吴王僚即位后自铭剑。此剑的器形到底是剑还是铍,铭文到底是铸铭还是刻铭?本文研究后认为该剑就型制而言,确系剑而非铍;剑上铭文当系原铸,而非当时或后添刻铭。     

殷商时期的小臣

殷商时期的诸多辞例中有"小臣"。时贤对其多有研究,但在"商代小臣是什么"这一问题上仍有争论。其实,商代的小臣是一批后备人员。在内服方面,商王朝主要从这批人员中选拔商王朝的重要官员,可能与"臣扈"、"臣沚"等商王朝的重臣相比还处于成长和训练阶段,故被称为"小臣"。这批后备人员有的来自外国族,有的是商王子嗣,还有的是女性。他们担任的职务各不相同,商人往往在"小臣"上加上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或所来自的国族来区分他们。在外服方面,商王朝常从内服小臣中挑选成员回他们所来自的国族担任军事首领。通过内服小臣训练外服军事首领是商朝控制方国的手段之一。这些人员在身份显赫之后,仍然用"小臣"称名,因而出现了商代小臣纷繁多样的现象。     

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看蜀文化大转移的政治意义

本文就三星堆窖藏出土玉璋之多和金沙遗址出土玉琮之精予以论证,认为玉璋为鱼凫祭南方之礼器,玉琮为杜宇祭地之礼器。这就表明,两地蜀文化是分别属于先后相承的两个时期的文化,前者鱼凫的地位是尚属于受周节制的方国;后者杜宇则不仅取代鱼凫为蜀主,而且离周自立为王。此即是这次蜀文化大转移的政治意义。     

从青铜弩机铭文看秦兵器生产标准化的局限性

秦俑坑青铜兵器上的刻铭为我们研究秦代青铜兵器的生产、加工以及劳动力组织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信息。弩机上的刻铭似乎与其它兵器上的铭文有所不同,不仅大部分是数字和符号,并且在同一个弩机的各部件上刻有同一数字和符号。从以上的初步分析看,这些刻铭反映着多重信息,不仅仅是秦时期"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体现,而各部件为了更好地组装在一些,浇铸后要进行打磨。工匠将打磨好并能装配在一起的部件做一标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部件或两个部件上刻有同一数字铭文或符号。     

后石家河文化"抱鱼人偶"与祭山活动

在以邓家湾为代表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陶塑品,其中"抱鱼人偶"因其独特的造型,最为引人注目.过去学界对此多有讨论,本文重新审视了这些材料,认为这些陶人偶应称为抱璋人偶,其表现的是巫师手持牙璋的形象.文献记载玉璋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祭祀山川,因此"抱鱼人偶"表现的是巫师祭山以致雨的活动场景,这样的祭山求雨活动与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整体干冷的环境背景相符合.邓家湾遗址出土的所有陶塑动物、陶塑人偶即是这一祭祀活动的综合体现.     

巧遇雷峰塔砖拓本两件 写在雷峰塔坍塌九十周年之际

2014年9月,笔者在上海图书馆碑帖库房中检得《雷峰塔造像砖拓本》一件,其上砖铭上刻"无量寿佛"四字,下刻"乙亥秋八月中供养西关砖塔,吴越国王钱!造"六行十九字,故知此枚"西关塔砖"制于吴越开宝八年(975年),下距吴越国灭亡仅仅三年。此件拓本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李健题赠蒋国榜之妻印霜     

小残卷斋藏碑帖选刊(七)

正史晨碑史晨碑,隶书,刻立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原碑立于山东曲阜孔庙,1996年移至曲阜孔府西仓之汉魏碑刻陈列馆。史晨碑为两面刻,俗称前后碑。碑的阳面刻前碑,即《奏铭》,全称《鲁相史晨碑祀孔子奏铭》,是鲁相上奏朝廷的奏文,后附四言铭文十二韵,是一种典型的公文体裁。后碑刻于碑的阴面,全称为《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几件汉代刻铭铜器考释

本文介绍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几件汉代青铜器,均有刻铭。山都鼎、清和鼎、平都鼎、安定郡库鼎、五柞鼎盖对于汉代郡县、地理及汉代离宫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家鼎、元成家铜沐缶是汉代皇家贵族用器。元成家铜锺为汉代度量衡提供了新资料。陵啬壶,壶肩部刻铭"陵啬四斗",说明秦汉另有专管某项事务的"啬夫","陵啬"应是管理陵园之事,办理祭祀等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