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党治:国民党政权的司法党化(1923—1948)》

北洋时期政治体制下的司法制度如何被纳入国民党党国体制之中,是该书关切的主要问题。在充分了解该主题既有研究成果和广泛搜集海内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该书以孙中山、徐谦、王宠惠、居正等人为论述点,按时间先后分阶段叙述司法党化的流变过程。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有关司法党化论争的考析,揭示了执政党(国民党)内外各方的理念冲突、派系斗争、利益纠葛等隐性原因,颇具新意与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改组(1940-1944)

抗战时期,国民党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朱家骅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积极推进国民党的党务建设,尤其重视与日军反复拉锯的湖南省。朱家骅与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广泛沟通,改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由组织部空降人选到湖南省党部担任执委,以平衡派系之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朱家骅遭遇了CC系等派系的攻击,不得不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湖南省党部再次改组,此前所派驻的执委被迫离开。由此可观,抗战时期国民党省市党部建设受到了派系冲突的严重制约,人事难以保持稳定。而一个没能强化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的执政党,注定了其不良命运。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务干部任用与朱家骅的人际网络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起规范的人事制度,传统社会中固有的人情私谊依旧在党内延续。战时朱家骅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与中央组织部长,基于自身人际资源与过往经历,其主要从中山大学校友、留德学人等群体中选拔党务干部,并日渐构筑起个人在国民党内的权力网络。而在国民党新旧党务主持者的代际轮替中,朱家骅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之间互相清洗汰换干部的行为,导致派系斗争愈发激烈。国民党党务干部的任用规则与逻辑,不仅折射出现代政党体制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共生共存现象,同时也是一场党性与人性的较量。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团关系再探——以贵州省为中心

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此后,党、团两方在发展上逐渐形成双轨竞争关系,进而演化为党内派系斗争的新形态。战前,国民党党务长期被CC系把持,而三青团又脱胎于黄埔系复兴社势力,党团矛盾可大体视为CC系与黄埔系两派斗争的战时延续。抗战之初,朱家骅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代理三青团书记长,与团方高层交好。朱方与黄埔系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达成合作关系,在诸多省份曾一度抑制CC系势力。然而,自国民党省县党部选举恢复后,团方干部时常临阵倒戈,致使朱方陷入孤立而落败,贵州省党团冲突便是其中的典型个案。     

党内选战: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地方选举与派系角力

1924年国民党师俄改组后,"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要求各级党部必须由直接选举产生。随后,国共关系破裂,华北局势动荡使选举制的实践历经曲折与变异。抗战之初,国民党曾一度明文暂停省县选举,虽时隔不久再度重启,选举制却已沦为党内派系斗争的工具。其中,以朱家骅与CC系在地方党部的竞争为主线,亦掺杂了三青团、政学系与地方实力派等多种势力的较量。在党内民主外衣的遮蔽下,各方为赢得选举,不惜僭越制度,操纵选举。最终,选举制的恢复不仅未能使党务振衰起弊,反而导致党内派系矛盾彻底公开化,地方权力秩序陷于混乱,将国民党引入更加危困的境地。     

国民党战时民众工作失败的历史考察——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视角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形成以军事委员会统辖全国军民作战的战时体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同时,接管了战时民众工作指导权,这意味着军队开始参与党部和政府负责的民众工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立的初衷是统一管理战时政治工作及民众工作,综合领导各方力量抗战。然而,由于军队、党部和政府各方对职权互不相让,无法实现党、政、军的结合。国民党主导的民众工作多头开展,相关各方互无联系,甚至矛盾频发、互相拆台。究其原因,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和派系纠葛直接影响到相关各方的职权划分和工作展开,加之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忧虑与恐惧,导致其主导的战时民众工作成果有限。     

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

抗战期间,国民党变更组织部和教育部的人事,积极在大学发展组织,势力膨胀,引发源出同门的CC派和朱家骅派之间在各所大学的校园内展开全面恶斗。面对朱家骅派在组织系统咄咄逼人的攻势,陈立夫则利用教育部掌控的资源逼迫各大学就范。1944年,二陈的职位与朱家骅互换,各自反攻倒算,开始新一轮的明争暗斗。被卷入漩涡的大学教授,成为派系争斗的牺牲品,对于国民党的恶感普遍迅速加剧,思想日益左倾。1945年国民党六大,突然取消大学党部,而中共则趁战后复员之机,加强对大学师生的工作,两党在大学的势力此消彼长。大学教授的离心离德加剧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崩溃瓦解,而对中共的缺乏了解则留下后来磨合困难的隐患。     

蒋介石对国民政府海军派系的分治与整合(1927—1949)

派系问题是国民政府无法摆脱的痼疾,党、政、军系统普遍存在这一现象,海军内部派系尤为严重.全面抗战前,蒋介石一方面通过派系分治策略,以粤系、东北系制衡闽系海军,另一方面在镇江建立了电雷学校,培植嫡系.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抗战全局,蒋介石将电雷系归并于闽系控制的海军总司令部,统一了长江流域的海军指挥权,但蒋介石同时通过改组海军机构和派遣官兵赴英美训练等办法稀释闽系力量.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借重建海军的机遇,完成了对海军机构、人事的改组与整合,但未能根本解决海军派系问题.     

交通部汉口航政局关于成立航务咨询处办理疏散武汉货物的通告

为通告事,查自全面抗战以来,战区之轮驳,麇集武汉者,以人地生疏,大部分抛泊停航,非惟物力虚耗,即船员之生计亦难维持,同时战时后方交通梗阻,商货器材集积武汉者,数量颇巨,是皆因货商与航商间缺乏联系机关,致生此矛盾现象,本局为调整供需,促进后方航运,利用停航轮驳疏散武汉积货,办理货运     

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

国共两党在有关清党历史的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双方都将目光聚焦于中共在这场运动中所受的沉重打击,而甚少关注这场运动对国民党自身的直接影响。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清党之后,国民党地方党权托付无人,惟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藉党为恶。直至抗战前夕,普通国民党员数量尚未恢复到清党前的规模,党员的地域分布与政权的地域基础不相吻合,其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战前党员绝大多数出自中等以上社会阶层。国民党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而是网罗社会各界原有的权势人物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国民党。考察战前舆论对国民党的观感,有助于我们修正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国民党的失民心主要是在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以后才充分显露的。     

苏俄顾问、中共党员与党军体制的发端

国民党1924年引入苏俄党军体制、接纳中共党员,其目的是矫正以往的党务、军事之弊,更重要的是以此换取苏俄金钱和武器的援助。国民党这种另类的"西体中用",背后折射出苏俄和国民党相互戒备、各取所需,在现实利益的基础上走到一起的因果关联。双方此时利益的粘合,又为彼时利益的冲突,埋下了根本无法纾解的巨结。1924年发端的党军体制,自始即为国民党所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则陷入孙中山及国民党预设的陷阱。党军体制的命运,取决于未来国民党的军事征战进程。     

论国民党话剧政策的两歧性及其危害

国民党的话剧政策是由悖谬的两端构成的：一方面把话剧当做宣传工具,企图通过剧团监管、戏剧审查等措施,将其全部纳入党化或政治化的轨道;另一方面又将话剧视为纯粹的商业活动,课以重税。抗战后期,国家权力扩张,逐步侵蚀公共空间,话剧的生存天地愈形狭窄,生存条件不断恶化。事实证明,国民党非但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艺术管理机制与合理的市场秩序,反而严重阻碍了话剧在战前即已开始了的市民化、正规化、现代化进程：一方面使剧目向对立的两极发展,或党国化,或低俗化,化品性严重扭曲;另一方面造成剧团经济困顿,经营失范,剧人生活窘迫,精神退化,演出水准降低。1943年以后,国民党话剧政策两歧性的恶果,便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政党、宗教与社会控制: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对基督教青年会的国家治理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曾明令禁止军队进驻教堂,保护教会财产,确保信仰自由。但国民党地方党部基于意识形态,沿用北伐时期的反教话语,视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致使地方社会出现层出不穷的党教冲突事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国旗事件便为其中一例。此事迁延甚久,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最终由国民党中央制定对青年会(后扩展到基督教团体)的指导办法,即党部指导、政府监督。在实际操作层面,国民党经常受制于中外关系和条约体制,难以对基督教团体进行有效管理,呈现出了弱势独裁的党国体制所催生的异样的宗教生态。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组织危机及其应对措施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在组织上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在原有存在严重不足的基础上,数量上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削弱,因而,出现了极大的组织危机。本文对危机的状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应对危机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认为,尽管国民党在加强体制建设、加强党员训练、强化国民党对政权和军队的控制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回应,使国民党从上至下,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建立起了直接控制的权力网络系统,也形成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但是,国民党借助行政和军队权力系统扩大组织规模,尤其是排斥"志愿"和遴选性的强制性做法,使组织规模的扩大采取了重数量而不重质量的方式,其结果,规模固然扩大了,但国民党组织的品质严重下降。党与军、党与政、党与群混淆不堪,流弊丛生。同时,由于国民党组织与行政、军队权力系统在形式上、人员上都严重重合,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向官僚统治和军事独裁发展。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政工人事与军队中央化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大力发展军队政治工作,期望以此提振军队战斗力.独立于部队的政工体系,一向是国民党推进军队中央化的重要工具之一.抗战期间,通过人事安排及干部的培养与调训,蒋介石利用黄埔系进一步巩固拓展了其对全国军队政工体系的控制.这一系列政工人事运作,无疑推进了政工人员专业化及军队中央化,然...     

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原有国家财政体制和中央税源遭到严重破坏,为强化中央财政集权,集中全国财力物力进行抗战,国民政府于1941年改革财政收支系统,原属省(市)地方财政收入的营业税由中央接收办理。中央接收营业税以后,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优化营业税征收制度,并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使之成为支持国家抗战财政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实践表明,战时中央财政集权虽有悖于现代财政分权体制的发展趋势,但它却可能成为推动税收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共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叛变的应对处置

抗战之残酷众所周知,不论是哪个党派,出现少数动摇变节乃至叛变投敌者都难以避免。中共华北根据地军政人员的叛变,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中,体现着不同的动向和特点。少数军政人员的叛变投敌,当然与共产党人的纪律要求格格不入,更与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南辕北辙。因此,中共非常重视对叛变者的应对和处置。影响较大的叛变投敌事件处理要迅速有力,一般人员的叛变投敌则要具体分析;针对特务利诱要加强对敌工作的系统建设,开展整党整军、加强干部团结和学习教育,则是较为经常的应对方式。在战时国共的矛盾纠葛中,"叛变投敌"几乎是双方相互指责的表述话语。国民党从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角度指责中共,中共则从民族抗战的立场展开舆论应对。由于中共及时制定了正确的应变方针和善后措施,华北根据地少数军政人员的叛变,非但没有影响中共抗战与革命的历史进程,反而使之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精神砥砺之下日益壮大。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以五师为例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要求全体八路军、新四军实施正规化建设。抗战初期,中共在鄂豫边区为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接收了包含地方游击队、国民党溃散部队、新兵及反正伪军等各方人员参加新四军。但兵员迅速扩充后,部队各项建设难免出现了相对滞后的局面,存在政治教育不到位、本位主义、游击习气及军阀作风等问题。1941年2月新四军第五师正式建军,之后即从政治思想建设、党的组织建设、军事建设等方面入手,对部队实施正规化建设。经历正规化建设的五师,内能安定根据地,外能打击日伪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国家税政的民间参与——近代中国所得税开征进程中的官民交涉

晚清至民初所得税一直在筹备试行,然频遭民间反对未竟完功。至1936年,国民政府为筹备抗战财政,强力推行全面开征。在此进程中,国家与民间就税收开征的合法性及合理性不断交涉,其中以1936年前后最为激烈。国民政府通过党政体制对所得税进行立法,社会各阶层则通过报刊舆论、上书请愿、团体呼吁等方式表达诉愿。商人、自由职业者等纳税人阶层在职业团体统筹下,要求政府暂缓征税或修法减征。学者、媒体亦各本立场,发声参与。行政院、财政部及立法院等官方机构对社会予以正面回应和解释,同时开动宣传机器争取舆论支持。纳税人基于纳税义务而生的权利意识有明显增强,民间的税权表达对税法修改和税政实践有所影响,但官方之既定决策未受动摇,依然掌控着税收的开征权。在征税方与纳税入以法定职业团体和舆论空间为基点共构的交涉机制中,民意表达内化的制度渠道仍然缺乏。     

顾颉刚先生在西北——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抗战一开始,顾颉刚先生即离开北京,于1937年9月到兰州,在甘肃、青海考察教育一年。爰就整理他的遗著时所知,将他这一年中的活动,略述于后,作为他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七·七事变后,顾颉刚先生由于办通俗读物出版社,宣传抗战,为日本特务人员所注目,列在逮捕名单之中,被迫离开北京,离京之前,他把所经管之事,作了以下安排:“燕大史学系主任交煨莲(洪业)或贝卢思女士,禹贡学会交宾四(钱穆)与张维华、赵肖甫,歌谣学会与方纪生等,通俗读物编刊社则移绥办理,只剩一北平研究院仍可遥领也。至于家属,暂留北平,如予不能回平,再全家南迁。书籍什物则分存成府、禹贡学会两处。” (1937年7月20日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