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究竟有多少个兼职

腾讯历史《蒋介石总共有多少个兼职？》蒋介石在抗战中以兼职众多闻名。抗战爆发前,蒋介石的主要职务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代行主席职权）。此后,蒋在1937年8月任国防最高会议主席;1938年4月任国民党总裁;1939年1月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参政会议长;1939年11月任行政院长;1943年6月任国民政府主席。     

国民党政府国防会议等四机构组织史料选

国防会议、国防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先后为国民党政府最高国防决策机构。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成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抗战期间党、政、军的统一指挥机构,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特选辑这组有关该四机构的机构组织史料,供研究民国政治史同志参考。     

蒋介石究竟有多少个兼职

蒋介石在抗战中以兼职众多闻名. 抗战爆发前,蒋介石的主要职务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代行主席职权).此后,蒋在1937年8月任国防最高会议主席;1938年4月任国民党总裁;1939年1月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参政会议长;1939年11月任行政院长;1943年6月任国民政府主席.此外,蒋身兼的重要职务还有中央设计局主席、四联总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总处)理事会主席、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等.蒋同时获得党、政、军和民意机构的最高职务.在自己主持的这些机构中,蒋介石也兼掌它们的一些下级单位.     

国防最高委员会所属对朱家骅等有关改进县政运用笺函的签批

1940年4月,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朱家骅致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转述视察人员赴安徽视察当地基层党务情形,认为县以下政治机构人员之运用不能适应战时需要,建议"县动员委员会划归县党部指挥监督",以提高党权。国防最高委员会所属机构就来函作签批,对各省市县政府、县党部与县动委会之间关系详加分析,指出当前"县应采取融党于政的形态",力驳原函建议乃"误解党权"。张群据此批示"拟可不复"     

蒋介石与第五战区——兼论《李宗仁回忆录》中的几处失实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决定设立“大本营”,为战时最高统帅机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大元帅,“统率海陆空军”,并“指导全民”,进行抗战。抗战期间,军委会一直是最高统率部,蒋介石始终是最高统帅。第五战区是最大战区之一,战略防御阶段曾进行或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仗打得相当艰苦和顽强,并取得台儿庄大捷等一些胜仗。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军委会设立委员长桂林行营(又称西南行     

蒋介石为设立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等来往电文选

1942年奉蒋介石手令,国民政府教育部、经济部、中央研究院、兵工署等筹备成立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以加强和推动战时国防科技研究以及相关人才储备。本组史料选自本馆所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反映了蒋介石指示相关机构发展完善国防科学运动以及充实储备工业科学人才等情。     

王宠惠的战后集体安全思想

二战胜利即将到来之际,反法西斯同盟几个主要国家的领袖开始谋划重建战后世界秩序和集体安全的问题。作为同盟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方面也积极参与了相关工作,建言献策,参与设计。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宠惠,作为战时国民党决策层内兼具外交家与法学家身份的元老级人物,在这方面深得蒋介石的倚赖,受命主持国际问题讨论会,结合我国实际,研究和阐释关于战后集体安全的问题,其所提出的方案与主张,成为中国代表团在相关国际会议提出方案的重要蓝本,也为战时中国的国际宣传和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蒋介石与抗日战争(1931-1945)”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为了推动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史的相关研究,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于2014年6月7日至8日联合主办了"蒋介石与抗日战争(1931—1945)"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新西兰,以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40余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共提交论文25篇。会议围绕"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主题,分别就蒋介石与抗战战略、抗战军事、战时外交、战时内政,以及外国人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出版

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的《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共 2 5册 ,系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原件影印而成。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于 1 94 0年 3月 ,为汪精卫汉奸政权的最高指导机关 ,负责议决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事及外交大计、财政及经济计划 ,伪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各院正副院长及各政务官之人选等重大事宜 ,其决议交由伪国民政府执行。 1 94 3年 1月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最高国防会议 ,作为其战时常设机构 ,在闭会…     

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动员计划大纲

《总动员计划大纲》——财政金融方面1937年8月30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通过财政金融方面Ⅰ财政1.改进旧税,变更稽征办法,维持固有收入。2.举办新税,另辟战时特别财源。3.发行救国公债,奖励国内人民及海外华侨尽力购买,指充战费。4.核减党政各费及停止不急需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

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财政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集、民国报刊杂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政府管控侨汇的机构、政策、流向变迁历程及其成效。认为战时侨汇是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金融抗战和军事国防联动布局的关键物资,国民政府对侨汇管控有其金融抗战和国防战略部署的双重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存在着复杂的政策调整和隶属机构的变迁,这些措施增加了海外侨汇流入祖国。四联总处、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战时侨汇管控做出重要贡献。文中1940—1945年度中国银行经收美元和英镑外币侨汇数额的统计图,填补了战时侨汇本币和外币统计数据欠缺的空白。     

蒋介石与战时外交体制探析——以宋子文使美为中心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体制的功用,体现在重大外交决策以及人事安排上,其特征就是高度集权于蒋介石个人。自1940年6月起,宋子文以蒋介石个人代表的身份长驻美国期间,直接对蒋介石本人负责,与蒋介石之间的重要联系力求绕开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外交部,也绕开驻美大使胡适,对美交涉成就显著,是战时外交体制灵活、高效、保密且成功运作的范例。蒋介石的最高决策地位,既是战时外交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这一体制得以维系运作的重要因素。战时外交体制的确立,固然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集体抉择,但对战时外交体制的认同却是非常复杂和难以掌控的,其运作过程的稳定性也就难以保证,这也是战时外交体制的主要局限性所在。     

杨森主黔原因探析

1944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杨森为贵州省主席。杨森既非蒋介石嫡系,又非其同乡,却能够出掌贵州省政。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主要考虑了巩固战时国防,加强地方建设,实现抗战建国目标;彻底解决西南地方势力,实现国家统一和杨森的个人经历及其与蒋介石的关系等几方面因素。     

我的民国故事——刘绪贻回忆录(十三)

正决心离开社会部另谋他就时,我曾求助于费孝通老师,他让我找在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任职的吴文藻先生。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吴先生本是个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的本分学者,为什么跑到为蒋介石实行专政而建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来工作呢?如前章所说,吴先生在云南大学的学术活动,是靠英国退还庚款支撑的。1939年,国民政府中有人眼红,吴先生不能继续使用此款,才听从清华同学劝告,于1940年到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从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1938年在武汉沦陷前,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朱德在会上向蒋介石提出国共两党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并要求拟定计划。其后,周恩来和叶剑英研究制定了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由周恩来提交蒋介石。是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叶剑英参加了会议。蒋介石在会议上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的方针,为了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培养干部,决定在南岳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调训各战区军政干部。     

抗战期间蒋介石访问印度述论

1942年2月4日至21日,战时中国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陪同下,对印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此时,中国正处在抗战的关键时刻,身为全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为什么要访问印度?其间他进行了哪些外交活动?其效果如何?本试图对此作一探讨。     

国民政府迁渝的战略决策和移驻重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北平发动卢沟桥事变,国民党29军宋哲元部奋发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战火越来越旺之际,10月2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南京国防会议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批准迁都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当晚即乘“永绥”号炮舰西上。在与众人告辞之时,林森心中含着难言的凄楚。     

国防参议会简论

国防参议会简论闻黎明国防参议会是抗日战争初期直属于国防最高会议的一个咨议性机构。这个机构存在的时间不长,成员也很少,并已由于战时的特殊环境,它对外一直处于秘密状态,新闻界对其极少报道。因此,人们对它的了解不多,一些著述或不加涉及,或语焉不详。但是,国...     

瞿秋白闽西英勇就义前后

正1934年10月,蒋介石令汤恩伯指挥几十万大军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由于博古、李德拒绝听从毛泽东等人的建议,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失去了在苏区与蒋介石斗争的能力,最终被迫放弃多年深耕的苏区根据地,主力红军被迫北上作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也随军撤走。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让因伤未愈的陈毅留下,担任中共中     

蒋介石与战时平准基金

蒋介石与战时外汇特别是与战时平准基金的关系,迄今为止未见有专门性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在查阅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及其他史料基础上,系统梳理蒋介石对于战时外汇问题尤其是对于平准基金和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态度,分析蒋介石对于战时重大外汇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作用,进而探讨相应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冀深化对于蒋介石研究和战时财经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