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

抗战时期,为了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国民政府对粮食实行了统制,其措施主要是田赋征实、军公民粮定量供应和限制粮价等。国民政府实行的粮食统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桐油统制的展开

全面抗战前,作为军事战略物资的中国特产桐油跃居出口商品首位,但中国未掌握世界桐油贸易的主导权。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对桐油实施统制,使之为其经济建设服务,同时成为其在国际舞台运筹帷幄的工具。在中德易货借款谈判中,德国向中国提出了大量的桐油需求,国民政府顺势推出桐油统制。全面抗战前的中国桐油贸易形成以汉口为中心,由外商掌控,以出口美、德、英为导向的市场格局。在不彻底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的情况下实施统制,意味着政府力量强行嵌入原有的市场格局,势必会触及相关各方利益。为减少阻力增强统制成效,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做了诸多安排,一方面以改良之名,渐行统制之实;另一方面由实业部牵头,联合地方政府与商人,希望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将华商纳入统制体系,以节约统制成本。由于湖北地方政府与汉口中外油商持消极甚至抵制态度,英美政府不断提出抗议,使得制度设计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变异。强势政策遭遇弱势执行,南京国民政府权力只是有限渗入桐油市场结构中,统制成效并未完全彰显。     

部分统制还是全面统制：1940年国民政府内部关于粮食管理的讨论

1940年,战时粮食危机爆发并愈演愈烈,对粮食进行统制成为国民政府内部多数人的共识。行政院、侍从室等机构的官员围绕部分统制和全面统制两条路径持续展开讨论,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采用行政手段、实施强力管控、变更基本经济制度。部分统制方案出现较早,但全面统制的思想传播更为迅速并渐成主流话语。卢作孚提出调剂供需进行部分统制,唐纵试图在此基础上增加六项加强管理办法,将其升级为全面统制,遭到卢作孚的逐条批驳。在粮食危机刺激下,全面统制的呼声日高,陈方呈交强制分期平抑米价的全面统制方案,遭到孔祥熙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此方案在蒋介石的主导下仍得到通过。国民政府内部关于粮食管理的讨论,反映出不同人群对于国家治理逻辑、治理模式、政府行为、动员机制的不同理解。     

试析战时贸易统制实施的阶段及其特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即转入战时体制,并对战前所执行的种种措施加以变革,以适应战时局势的变化。在这些重大变革中,对外贸易政策上的演变极为显著,而且这些政策还随着战局的变化不断加以修正与变更。本文即主要依据原始档案资料,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及其属下国营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有关资源委员会及特矿产品出口统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深入分析战时国民政府各个阶段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内容及其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战时统制贸易政策的作用予以客观的评价。     

统制经济与国营贸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活动

复兴商业公司是贸易委员会属下规模最大后来也是唯一的一家国营贸易公司,是负责执行战时统购统销、易货偿债政策的重要机构。本文充分利用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的源文件,深入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司的经营活动,包括对外贸易政策上的应变、人事上的调整、国营公司的改组与合并、资金的运营以及易货偿债的执行等具体内容,并以复兴商业公司为例,对于战时国民政府推行统制经济政策的得失以及国营公司所承担的作用予以客观的评价。     

伪满洲国初期的对外贸易

20世纪初至1930年,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伪满洲国成立后,伪满政府倚仗日本关东军,强行侵占了我国东北各地海关。中国东北地区长期出超的局面在1933年反转,并且入超额出现扩大趋势。伪满政权极力促进所谓的“日满一体化”,使得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更加向对日贸易集中。随着列强的经济利益争夺日趋白热化,伪满洲国逐渐步入统制贸易之途。     

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民船征用问题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为应付不时之需,从人事、法规和物质三个方面为战时征用民船做好了准备。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修订法规,征用了大批民船用于构筑水上封锁线和军公运输,从而保证了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军事和政府、企业西迁等工作的顺利进行。但由于在征用过程中的准备不足、管理的缺失和制度的不落实,对当时的长江航运业和民众生活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求和与英美调停

抗战初期中国政府联合英美谋求停战议和的策略 ,是中国政府军事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 ,也是同日本进行外交战的一个重要步骤。它虽然没有、也完全不可能立刻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但是客观上还是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本文根据已公布的历史资料 ,对这一方针进行探讨。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中国政府请求英、美调解卢沟桥事变后 ,中国政府决策层认为 ,在中国据有重大利益的西方列强必不赞成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因此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 ,中国政府的策略是 :力求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敦促列强出面讲话 ,请求英、美调解 ,借列强之…     

全面抗战前期四川施行盐务新制的困境与破解之举

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试图在盐务上“改制废岸”,但因战争等因素,至1939年5月四川才在国民政府指令下改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制度。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盐商激烈抵制,并引起地方势力声援,新盐制施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除国民政府与川商的利益冲突、四川官商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外,还与国民政府借施行新盐制从财权上整合四川地方势力,以加速国家化进程的政治意图相关。国民政府为了稳固四川,坚持抗战,采取了一些破解困局之举。最终,在国民政府软硬兼施下,四川官商被迫接受新盐制。这反映了国民政府中央内迁四川后,在坚持抗战与统整地方上所面临的困难,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抗战时期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等关于滇缅路物资运输问题的相关函电(1940.1-1941.10)

1940年9月日军强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一时间成为抗战物资输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国内各机关单位进出口物资均集中于此.本组史料集中反映1940年至1941年间滇缅路战时物资运输情形,以及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等机构应对该路禁运后存缅物资抢运与开禁后运输供不应求等情各举措.     

全面抗战前中日国交调整的力度与限度——以成都事件为视点的考察

1936年下半年发生在中日国交调整期间的成都事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日关系,但也为重启交涉创造了契机。交涉过程中,日本企图借成都事件一揽子解决以往的各项悬案,从而导致外交谈判的重点出现偏移,谈判的目标由解决具体事件转为全面调整国交。由于双方分歧过大,交涉难以进行,最终谈判被迫退回到“就事论事”的层面,有限度地解决了成都事件。“蓉案”引发的中日交涉,表明了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日两国调整关系的意愿,但由于双方存在明显分歧,国交调整所取得的成果有限。     

政府官员与乡间教师笔下的抗战见闻及其心灵体验——以全面抗战初期陈克文和郝星久日记为例

日本侵华造成国人在战争状态下“无差异”的个人体验。较之死亡、轰炸、迁徙等显性见闻,战时民众多处于一种“伪安”状态,恐惧、苦闷及无尽头的期盼似乎是大多数人生活常态的写照。陈克文时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其日记反映了一位学者型官员对于战争的观感及其身处政府机关又面临艰难时局所持的复杂心态;郝星久则以乡村教师身份见证了战争对乡村的破坏和对民众恒常生活的影响。两人作为战争亲历者,职业的不同与所处圈子的差异为人们认识战时个体生命所思所想提供了一个相对全面的视角,而相同的“知识人”个体属性又与一般乡人和政客有别,在流离与彷徨的战争微观体验下更能超脱众人,并提出“家国安在?国将何往?”的追问,这种对国家前途的忧思亦无形塑造了其战时心理的复杂性。倾听战时两者内心深处的声音,民国历史命运之走向业已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