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社事件与清政府台湾海防政策的转变

牡丹社事件是指由八瑶湾事件所引起的日本出兵侵台的军事行动．以及随后中日之间的外交交锋。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首次对外用兵．在中日关系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牡丹社事件的发生．促使清政府对台湾海防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     

台湾人民英勇抗日述略

<正>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日甲午战争后,腐败的清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同胞听到割台消息,十分沉痛,同仇敌忾,聚哭于市,严正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他们在台湾开展英勇斗争,反抗日本殖     

琉球漂民事件与日军入侵台湾(1871—1874)

１８７１年琉球漂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之事,属中琉两国民间刑事案件,与日本国无涉。但是,日本政府为了“以此次机会”达到“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和所谓“开启朝鲜自新门户”的目的,于１８７４年借故出兵台湾,并强行勒索５０万两白银,拉开了近代日本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序幕。     

岑毓英与台湾“开山抚番”

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清政府转变治台政策,积极实行"开山抚番",历经沈葆桢、丁日昌、吴赞诚等重臣巡台、治台时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光绪七年(1881年),岑毓英调补福建巡抚,办理台湾防务事宜。他在任上两次渡海赴台,继续推行"开山抚番"政策,为台湾近代化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为刘璈、刘铭传等人的治台打下了基础。     

唐定奎及淮军十三营在台湾的“开山抚番”

"牡丹社事件"发生后,清政府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赴台与日本交涉并办理台湾防务事宜。沈葆桢东渡后,深感台防空虚;随后,李鸿章急调唐定奎所部淮军武毅铭军十三营入台巩固台防。中日《台事专条》签订后,日本按约撤军。沈葆桢巡台期间,审时度势地提出"开山抚番",唐定奎又率淮军协助其安抚番社。在台湾期间,淮军招抚狮头诸番社,宣威怀德,力行教化,为"开山抚番"各项事宜的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亦为清政府在台湾保卫主权、巩固治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论清人对台湾地位认知之变迁(1661-1875)——以官方为中心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清人对台湾地位的认知经历了复杂的变迁。晚清之前,清人思考台湾问题的出发点在于"靖边患",这不仅反映在康熙用兵台湾的战和决策中,而且反映在清政府的治台之策上。但康熙用兵台湾的客观结果却是清朝收复了台湾、实现了统一,这一意义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日见彰显。晚清以降,随着外患的进逼,清人对台湾地位的认知逐渐发生变化。在日本侵台事件的刺激下,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的认知成为时人的共识。与之相应,清政府的治台之策也由此前的"番界"政策转变为"开山抚番"。     

第四次陈江会波澜不惊

追溯历史纪录,从1970年代台湾"党外"异议运动活跃以来,台中从不曾发生大规模群众暴动事件"卖台"与"爱台",在台湾固然是两句陈腔滥调,可悲的是,政治人物却无法摆脱这两句话的阴影。身为台湾最高领导人,马英九更无法甩脱"卖台"与"爱台"的话语纠缠。     

日据时期台湾的专卖制度

1895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虽然在日据初期台湾一度成为日本政府的经济负担,但得益于总督府有效的财政政策,尤其是专卖制度的实行,台湾的财政收入很快就扭亏为盈,并逐年膨胀。总督府在台实行专卖,一方面是因为专卖收入作为一种间接税,比较隐蔽,不容易受到台湾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通过专卖制度的实行,开创了日本国家资本和日本内地人资本在台的独占企业,有利于日本资本对台湾的控制。日据时期台湾的专卖制度始于1897年的鸦片专卖,从无到有,     

湖南省博物馆藏日本军票探究

<正>日本军票最初称"军用切符",为"日本军用手票"的简称。它是当时的日本政府为实行对外侵略战争而特别发行的、在日占区强制流通使用的一种纸币。日本军票不但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日俄战争中使用,而且还于1914年侵占我国青岛、1922年出兵前苏联的西伯利亚,以及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中在日军和所占领区使用。特别是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军票券种繁多,发行     

日俄战争前日本文人的“满洲”扩张论

近代日本对外扩张主要由日本政府的强权外交和战争行为所推动,而日本文人则通过构建日本对外扩张的"合理性",以此参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日俄战争前日本文人构建日本向"满洲"扩张的种种"合理性",以此煽动日本民众支持日本政府对俄国开战向"满洲"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