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税课银锭考

近五十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出土了一些 元代税课银锭,这些税锭的形制都是五十两 的束腰型大锭,锭面铭文有凿刻和戳记两 种,涉及的税课有科差、盐课、矿课、商 税、差发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元代 用白银纳税的实际情况。但是,由于出土资 料的分散、流失等多方面的原因,国内文物 考古和钱币界对其认识尚停留在初识阶段, 缺乏全面系统地剖析。本文旨在通过对元代 赋税的背景和税课种类的研究以及对出土的 税锭实物的详细分析,来认识元代白银的货 币职能和白银纳税的方式等问题。 一、元代税课银锭的存世情况及铭文 特征 元代银锭发…     

元代淮东南部税粮问题管窥

在元代赋税体系中,税粮制度是最为主要且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由于地理条件与历史传统的影响,元代淮东地区税粮制度南北相异。与北方税区不同,淮东南部施行两税之法。元代传世文献与明代方志所载滁州、崇明等地官民赋税信息,反映出元代淮东南部税粮征收的两个特征:在自宋至明的长时段中,元代税粮呈现出总额独轻的特点,而在单位负税中又表现出三代相承的一面。就元代较低税额而言,除却元前期所行农业恢复政策的正面影响外,地区内侧重于军事与盐政的总体管理原则亦是其重要原因。而宋、元、明三朝较为相近的单位负税则暗示了淮东南部征税传统的重要影响。     

元代云南赋税征银考

历史上云南是我国白银主要产地之一,元世祖平大理后,云南与内地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蒙元政府结合云南实际,采取了为当地各族民众接受的赋税征银政策,通过差发征银、税粮折银、银矿课税、土司贡赋纳银等等途径,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白银。蒙元政府进而通过出钞收银、以贝易银等途径,将所取得的白银转输内地。元代云南赋税征银,仍属于实物税,与内地的货币税有较大差别。但对云南白银矿企业的发展和内地白银货币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也谈敦煌文书中的唐五代“地子”、“地税”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赋税制度受唐两税法的影响,征收户税即“突税”与田亩税即“地子”。此外,“地子”可能也被称为“突税”。归义军政权承袭吐蕃统治,赋税制度是唐制与蕃制的混合,向民户征收“地子”即田亩税,征收的“地税”则从吐蕃时期的“突税”演变而来,其性质还是户税。归义军政权赋税制度中的“地子”和“地税”是两种不同的税目。     

宋代的桥与场务

桥梁控扼交通要道,宋以前或已于桥梁附近置有军镇以稽查行旅,后逐渐兼有征收商税、酒课之责。桥镇的转型、桥市的繁荣,为在近桥处征收商税、酒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宋代征收商税、酒课的场务多有近桥而设者。设置在桥梁附近的场务及其税务官吏通过拦(河)锁邀截水陆两路以征税。从陆路通行的商品需在城门或税务交纳过税、门税等通过税,从水路通行的商品则有"船栰之征",多在近桥的河锁处缴纳。从汉唐的关市之征到宋代近桥而征的大量兴起,体现的是宋代商税征收网点的密集化与商税征收的普遍化。     

关于唐“东市库”银饼及税银的一些问题

卢兆荫同志撰写的《从考古发掘看唐代的金银“进奉”之风》一文,对唐代的金银“进奉”弊政的发生、发展及其危害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读后很受启发。联想到唐代银锭、银饼中还有一些问题,如“东市库”银饼的性质问题,至今未有人进行探讨;还有属于赋税银如“庸调”银饼、“税口”银饼,“采丁课”银铤、“窟课”银铤、“税商”银铤等,以及唐代是否用银来交纳赋税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可能很不成熟,恳请有识之士予以批评赐教。     

从简牍看汉代的户赋与刍稾税

根据秦汉简牍可知,汉代的户赋与刍税都是对秦制的继承。户赋是诸多赋税中的一个单独税目,而非一户内各项赋税的总称。“卿爵”在免纳田租、刍税的同时,却要缴纳户赋。户赋按户征收,刍税按田亩面积征收,均以征收饲草为主,主要供应本县之需,与口钱、算赋、田租等等在性质上截然不同。     

连江县的两个古瓷窑

连江县在福建闽江口的北岸,距福州一百二十里,岱江横贯境内。岱江沿岸的浦口、魁岐,都有古代瓷窑址的遗迹发现。关于连江瓷窑,在文献材料中还没有看到有什么记载。新编连江县志有两条很间接的材料,可供我们参考。第一,元代赋税,在三十二种"额外"课税中,有窑冶税一种。第二,明代杂税,有窑冶钞,全年"六十六定二贯四百文"。据此,连江窑业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十三世纪。     

英国都铎王朝的济贫税及赋税精神

为消除持续发生的社会贫困现象,都铎政府通过颁布系列《济贫法》,将教会主导的慈善捐款转变为政府强制征收的济贫税。济贫税是在地方实践基础上创建的新税。它以教会堂区为征税单元,自定税率,定期征收,税款用于救济本地贫困家庭,是一种议会授权的地方税。济贫税的出现标志着英国赋税功能从单纯获取财政收入,向直接用之于民、调节贫富差距的社会治理转变。税款用于国家内政和征收常规化成为英国近代赋税制度发展的原则。     

清乾隆年间整顿内廷酒醋房述论

酒醋房是明洪武时期所设内廷供应机构之一,掌宫中各处所需酒醋酱菜等项承办事务。清承明制,隶内务府,并次第完善。至乾隆时期,酒醋房弊病丛生,各项传用成例渐失。乾隆二十四年发生的玉泉酒案促使乾隆开始整顿酒醋房事务并制定《酒醋房用度奏销定例》。四十三年,清廷将宫中年使用酒醋酱菜等物货币化,并制定《钦定宫中玉泉酒用项定例》。乾隆帝两次整顿酒醋房,意在撙节内廷用度、完善内廷管理,体现了其法祖"以俭治国"的政治理念。     

辽代赋税研究综述

正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辽代赋税问题便受到学界关注。截至目前,学界主要围绕田税、商税、二税户、贡赋、税务管理机构等问题展开专题性研究,整体性研究仍显薄弱。因此,辽代赋税问题研究现状呈现出成果虽多但较为分散的局面。得益于研究所用材料的逐渐丰富和研究视角的逐渐开阔,辽代赋税的相关研究也处于继续推进的过程中。赋税牵涉到国家财政和民众生活,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论题。辽代赋税制度既有对中原汉制的借鉴,也有对本族传统的承袭,特点鲜明,但相关研究却     

古罗马"赋税名目"考略

关于罗马赋税,拉丁税目较为清楚,现代学的英解释多有歧义,译为中更不确切。罗马“赋税名目”是否繁多,这涉及到税种分类知识,现代学恰恰把问题搞复杂了。事实上,古罗马的固定税与临时税、常规征收与附加税、主要税项与次要税项之间比较容易区分。运用现代税收学的方法研究古罗马的税种分类,应使其更明晰,而不应使其更含糊．     

黑水城元代户籍与赋税文书校读拾遗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有一批元代户籍与赋税文书,是研究元代户籍与赋税制度的珍贵资料。由于此批文书多为残件,且内容多残缺不全,文字书写又极为潦草随意,加之其中文字、词汇等现象丰富,以致整理本虽然对此批文书进行了释录,但是仍然存在较多问题。今从中拣取十一则整理本释录可商的条文,通过核对图版,交叉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其进行逐一辨正,以期还原此批文书的原貌,促进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中西封建社会税权归属的差异

中西封建社会税权归属的差异顾銮斋税权是财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赋税制度中的制税、用税和审计等几方面权力。封建税权的归属在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它随着历史条件，主要是王权和政体的变化而变化。要对中西封建税权的归属进行总体的、全面的认识，必...     

清朝康雍乾时期内蒙古地区税法述略

税法,即征收赋税的法律。“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①清朝康雍乾时期,政府为了确保赋税收入,在对内地颁行一系列税法的同时,对地处塞外的内蒙古地区也颁行了一些税法,起征名目繁多的赋税。这在清朝编定的《理藩院则例》、《清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事例》以及一些地方志中均有记载。本文试结合文献中这些零散记载,谈谈清朝政府对内蒙古地区实行的税收原则,以及对畜产税、农业税和工商杂税的征收与管理概况。一、因地制宜的税收原则内蒙古地处祖国北部,由东北向西南斜贯,东西跨度直线距…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赋税政策述略

赋税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时财政的重要来源。战前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90%至90以上,是出自赋税,而赋税的90%乃至90以上又是出自间接税方面”,直接税收入很少。主要税源为关盐统三大税,在1937年度预算中三大税收占77.33%。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不仅要应付每天高达500多万元的军费,而且要支出一大笔建设经费,这些开支主要还得依靠税收。可是,沿海沿江经济较为发达的富庶地区悉被敌占,“占全税收一半以上的关税,乃至占全税收20%以上的统税都因战事影响而大减特减”,上海、天津、青岛、广州、汉口等关区的沦陷,使关税收入损失至少在70%以上,盐税收入损失不低于60%,统税损失比关盐两税还重,其它税收也因战事影响而锐减。国家财政面临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     

从张家山竹简看汉初的赋税征课制度

西汉初期的赋税制度,过去有不少疑点。现从张家山汉简得知：当时的田税主要是田租和刍禀。征收办法是既“按顷计征”,又与“人户”有关。田租与刍禀税的比例是12．7：1;而末业税的税目繁多,有各种工矿税和市税、关税等。税率较高,有的达20％以上,反映了官府对工商末业的重税政策;汉初的赋目基本上沿袭了秦制。敛赋方式有按“口”、按“户”两种,按户征收的“户赋”,非口算之外的独立赋目。“户赋”与“赀赋”,二者不当混同。     

宋代桑税考论

宋代桑税肇端于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除与桑蚕业、丝织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以外,唐宋之际两税法制度的变迁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宋代赋税体系内,桑税是国家正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征税方式北方以桑功计量,南方则依据桑地征收。桑税的出现是土地作为征税对象进一步细化的结果,也是宋代两税区别于唐代两税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西中古社会税收逻辑比较研究

中西中古社会的税收各有自己的内在逻辑。逻辑过程以赋税基本理论为起点,通过制税、用税和审计等实践性环节,形成自己的体系。税权实体在中国只有一个,即皇权;在西欧则有两个,为某一权力集体和王权。中国制税无专门组织,制、征一体,由皇帝控制;西欧制税组织为一权力集体,征收与否一般取决于纳税人或权力集体的是否同意。税款支用在中国一般由皇权决定,皇室消费、官员俸禄、军费开支等主要由纳税人负担;在西欧主要由权力集体控制,纳税人主要负担战费,王室消费、官员俸禄则出自王室。审计机关在中国只有一套,审计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在西欧通常有两套,一由议会执掌,主要是保护国税收入,以免国王或王室挪作私用;一由国王控制,以保证王室财政的完整性。在赋税基本理论的制约下,通过上述实践性环节,中西中古社会的税收逻辑呈现出显著的必然性特征。     

试论宋朝身丁钱

在研究宋朝封建赋税的文章和各种宋史著作中的赋税部分,多是从赋税剥削的项目纷繁,负担沉重,结构变化和税、役由上户向下户转嫁等等方面加以探讨和论述。对人头税方面的研究,多是讨论差役及其性质等问题,身丁钱、米问题虽然有所涉及,也仅是从民户负担沉重的角度进行研讨,已知中外专门研究的文章为数不多。对身丁钱米的发展变化作深入考查,可以发现它也是宋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现据有关记载作如下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