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裁判与商会——论晚清苏州商事纠纷的调处

商事裁判与商会——论晚清苏州商事纠纷的调处马敏随着近代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商业社会转型，大量的商事纠纷逐渐构成为城镇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商会档案为我们研究这些纷纭的商事纠纷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本文拟利用晚清苏州商会档案中大量的商会...     

论早期天津商会的性质与作用

商会是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的商会诞生于庚子事变前后,至建国初年为党所领导的工商业联合会取代为止,共存在了半个世纪。保存于天津市档案馆的《天津商会档案全宗》,是目前仅存     

从《苏州商团档案汇编》看近代苏州商团

1906年成立的苏商体育会是苏州商团的前身,也是近代中国较早由商人创办的新型准军事团体,1912年初发展成为苏州商团公会,直至1936年2月才宣告结束。与上海和武汉等地的商团相比较,苏州商团的特点是与商会的关系十分密切,组织比较细密,规章也比较完备,是统一的一元化组织,而且发展的历史较长,虽在政治上没有突出影响,但在维护地方治安和保护商人利益等方面却发挥了重要作用。180余万字的《苏州商团档案汇编》是国内外即将出版的第一部大型商团档案文献资料,内容丰富,对研究近代苏州商团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商团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旅蒙晋商与内蒙古城市近代商会职能转变——以民国时期归绥、包头为中心的考察

旅蒙晋商是清代蒙古地区旅蒙商主力,清末民初政府对内地商人入蒙经商的限制放宽,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在当地定居下来,主动或被动参与了当地城市经济近代化进程。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本文从旅蒙晋商与内蒙古城市近代商会职能转变这一视角入手,阐述了以归绥、包头为代表的内蒙古城市传统行社改组为近代商会的概况,揭示了晋籍商人在该地商会中所占比例和地位,以及他们在商会职能转变过程中的表现。     

近代西南边疆发展史中的民族档案述论

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档案是民族国家建设与多民族文化结合的产物,在西南边疆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延伸记忆、延续历史、催生新的文明的重要作用。文章运用档案学、民族学原理,在梳理分析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起源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形成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对西南边疆民族档案在近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展开了比较专门化的讨论。     

近代中国商会的“联动”机制及其影响

在近代中国林林总总的各类新式民间社团中,商会存在时间最长,也最为普及,社会能量与影响格外引人瞩目。其原因在于商会系由具有经济实力之新兴工商业者组成,并且建立了全国性商会、省总商会、县分会、镇分所这四级组织系统,网络遍及各大都市与中小城市乃至为数众多的乡镇。而经由这一独特组织系统建立起来的"联动"机制,则是商会具有"登高一呼,众商皆应"之巨大号召力,能够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开展一系列大规模活动并产生显著影响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商会维护自身合法社会地位和权利行之有效的主要途径。     

居人思客客思家

人物名片:张杰,武汉南通商会常务副会长、湖北省江苏商会副会长、武汉欧品至尊家居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家具销售商联合会(家商联)副会长. 武汉和南通的历史源远流长,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奇妙的缘分将我与二者联系在一起.南通有张謇,武汉有张之洞,他们都致力于振兴实业,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起作出过巨大贡献.     

近代北海商会组织结构及其社会功能探析

近代商会是在传统商人组织的基础上,为适应近代经济发展变迁而由官方自上而下推动设立的民间重要商贸组织。近代北海商会脱胎于原有的广州会馆,起着调节广府商人与本地商人商业矛盾的功能,有利于打破固化的地域与行业之间的捆绑关系,为地方商贸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北海商会在构建本地商业秩序、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推动城市基础建设方面均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日伪统制经济下的忻县商会

抗战时期的日伪忻县商会档案非常丰富,保留至今,尚未为学界关注和利用。本文主要依据此档案,以忻县商会为个案,考察当时日本对华北工商业经济统制的纵向体系、实施状况,分析该时期忻县商会与统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探讨日伪统治下地方商会的复杂角色,以期丰富沦陷区社会经济和商会史研究。     

维护国权与商权:天津商会抗议日本领事干涉会长选举

1919年11月日本驻津总领事蛮横干涉卞荫昌当选为天津商会会长,企图迫使农商部罢免卞氏会长一职,成为近代中国商会发展进程中的罕有事件。天津商会接连呈文国务院、外交部,要求向日方表示严重抗议并撤换该总领事,得到全国商会、天津各界大力支持。虽因受到各方面因素制约,天津商会的抗议目的最终未能完全达成,但却使日本领事不敢再进一步提出相关要求,在维护国权与商权等方面产生了值得肯定的正面社会效应。     

民国时期商会档案

民国时期商会组织是一个维护工商业主利益的社会团体,以“联合各业、振兴工业、齐一商志”为宗旨。商会组织在民国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作为这一时期商会活动的历史记录——民国时期商会档案,以其保存完整、时间跨度长、涉及地域广、案卷数量多、内容丰富等特点,在整个民国档案中占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简介

商会是清末资产阶级的重要社会团体。自从有了商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才真正取得合法地位,以新式社团法人的姿态活跃在近代历史舞台上,目前对于商会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外史学工作者的普遍注意。     

论“墨学复兴”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近代“墨学复兴”这一特殊历史现象无论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 ,还是在近代科技文化发展及世风伦理的转变过程中均对近代社会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研究这一历史现象对今天新价值观的构建也有较大的理论意义。     

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行会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早在 1 9世纪末叶 ,就有一些在华的外国人开始以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对中国行会进行考察。进入 2 0世纪以后 ,一部分中外学者开始着手对行会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 ,并取得了一批颇具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5 0— 60年代中国史学界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 ,行会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讨论议题。 80年代以后 ,史学界开始关注和研究商会、同业公会等近代新式商人社团 ,这一时期的研究同样与行会相联系 ,并且更拓宽了行会研究的视野。相比而言 ,中国史学界对商…     

史料批判和运用第一手档案原则——以兰克的实证主义为例

历史资料就是可以据以为研究或讨论历史时的根据的东西。一般将史料区分为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前者是指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发生当时所产生,可较直接作为历史根据的史料,后者是指经过后人运用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及诠释。近代以来伴随着历史学所出现了诸如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人口学等学科,并且日渐发展成熟完善,同时,各国大量的解密档案开始大规模的曝光和开放,这就为历史学研究的突破创造了大量的的资源,使得兰克的实证主义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再一次发挥它的作用,更加接近于客观历史事实。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第一手档案,并进行有力的史料批判,进一步消除混淆视听的主观臆断史学,从而还历史以真正的面目。     

旅英所见英国国家档案局藏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档案

英国在世界近代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保存的档案,数量庞大,涉及面广,不仅对研究近代国际关系史和英国史的人们至关重要,而且受到欧洲以及世界其它地区近代史的研究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与重视。     

交相辉映 灿若星辰——漫谈近代历史舞台上的湖湘人物

在中国近代历史画卷中,湖湘地区人才辈出,并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湖南近代人才群体,是一项很有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的工作。本文按照人才、人才群体形成的内在理路,系统梳理与论述了近代以来湖湘人才群体形成的原因,并总结出不同于近现代湖南历史上各个人才群体的特征。     

从“公推”到“票举”：近代天津商会职员推选制度的曲折演进

近代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投票选举制度虽然率先在清末的民间工商社团商会中实行,但各地商会的具体实施过程却并非同步进行。上海、苏州等商会正式成立后即开始制订并实行这一制度,天津商会则在清末坚持采用"公推"的方式推举总理、协理和会董,没有真正实施"票举"。到民国初期,天津商会依然认为"公推"优于"票举",直至明定商会必须实行投票选举制度的《商会法》公布之后,天津商会还希望政府"准予特殊办法,仍行公推"。但实施"票举"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1918年天津商会也在章程中拟订了投票选举制度,并由此进入"票举"会长和会董的新时期。自清末至民国时期天津商会从"公推"到"票举"的曲折演进历程,说明在选举制度的建设中,天津商会的领导人在思想认识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都偏向于保守,不仅自身缺乏创造性的举措,而且很少主动借鉴和学习其他商会已有的投票选举制度,这种现象也表明了清末民初各地商会对现代投票选举制度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近代江西的人才群体现象及其原因——以文化人才群为例

近代江西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一批又一批杰出人才,原因有二:一是特定的地域环境,为近代江西人才的兴起创造了客观条件;二是江西文化的历史传承、氤氲相继,为近代江西人才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精神养料。     

近代福州商会成立时间考

一般认为近代福州商会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或1906年,但笔者在梳理相关史料时发现,事实上福州商会在1904年5月即已成立,并参与了1905年全国抵制美货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