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

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     

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1933—1934）

对1933-1934年间的中国而言,怎样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而又复杂的选择。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闻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平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     

刘伯承与1942年夏季反“扫荡”（中）

6月1日,刘伯承发布了关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6月6日深夜,李达将当天的综合情况向刘伯承作了汇报：“扫荡”太北的敌人近两天纷纷向太行周围交通线调动,在邯长路黎城附近集结了大量兵力,并出动不少飞机在漳河两岸上空侦察。据当天接到的一份日军文件看,敌人马上就要对我太南     

抗战前期澳门的经济社会（1937．7—1941．12）

日本的入侵,使澳门华人的民族自觉意识大为提高,同仇敌忾,掀起强大的社会救亡运动。澳门经济发展开创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作为香港同内地联系的中枢,其工商各业均获发展,改变了澳门经济自近代以来长期低迷的状态,亦提供了与香港由竞争转向合作的契机。本文透过抗战前期特定的时间、空间环境,剖析澳门经济社会的发展特点,澳门与中国内地、香港关系的动态,以肯定澳门当时的地位。     

论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及其影响（1941—1945）

论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及其影响（１９４１—１９４５）梁志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占东南亚地区,约达４年之久。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和统治,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著名的英国史学家Ｄ．Ｃ．Ｅ．霍尔在他所撰写...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一）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周恩来总理费尽心血,全力推进解放使用老干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继续抓紧落实干部政策,一大批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但是,这项工作受到了“四人帮”和极左思潮的严重阻挠和干扰。     

解读日本 研究日本（上）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谱系中,毋庸质疑,“日本”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一旦点击了这个谱系,与此直接间接相联系的——“明治维新”、“甲午战争”、“抗日战争”、“中日关系”、“中日人民友好”、“天皇”、“武士道”、“右翼势力”、“靖国神社”、“汉奸”、“台独分子”等词语,     

关于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两个问题的补充讨论

1941年6月5日夜,日军对中国重庆市实施无区别轰炸,造成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本文分析、考察了惨案发生的原因：警报时间长、只休息了一次;入洞者超量,致使发生骚乱;防空组织混乱;防空洞设计与质量的缺陷。论证惨案死亡人数为992人。     

刘伯承与1942年夏季反“扫荡”（上）

刘伯承元帅一生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九死一生,其中最危险、最艰苦的一次,莫过于1942年夏季太行区的反“扫荡”作战——1．5万日军将我700余人合围于太行山区晋冀豫三省交界处方圆不     

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研究（1941—1945）——基于华中地区敌后抗战的考察

1940年8月,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为契机,在新四军战斗的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1941—1942年,华中地区的日军俘虏初步建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鄂豫支部、苏中支部、苏北支部、淮北支部、淮南支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之间长期处于分散和独立的状态。1944年,为了统一领导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抗战时期,在新四军各师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敌工部的领导下,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在争取和瓦解日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突出成绩。     

伪满洲国中期金融统制的强化（1937—1941）

伪满洲国统制金融是伪满洲国史、伪满洲国统制经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着重考察1937年至1941年,即伪满洲国第一次产业开发政策执行期间的金融统制问题。具体从伪满洲国第一次产业开发政策与资金需求、强化金融机构统制、加强对一般企业资金统制以及强迫资金供给等四方面进行分析。     

抗战时期国统区“妇女合作运动”探析(1942—1945)——以《妇女合作运动》为中心

妇女合作运动,即"各机关公务员工眷属生产合作运动"(简称"眷合运动"),是国民政府于抗战后期在陪都及周边地区发起倡办的一项动员机关公务员女性亲属参与经济生产的合作运动。此次运动历时3年,被其领导者赋予了改善公务员生活、扶植后方生产、扩大合作运动、妇女解放等多重政治、经济意涵。然而,目前学界对该运动的研究尚付之阙如。因此,笔者尝试以眷合运动的指导机关——眷属生产合作推广部编印的刊物《妇女合作运动》为中心,对这一运动的基本情况加以初步的介绍与分析。     

“屈之愈弓 势之愈劲”——试论太行“韧”的抗战精神

六十多年前,中华民族被迫进行了一场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山军民把古已有之的抗击外御、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的“韧”的精神重新得以唤醒、发扬光大,并被赋予新的内涵。本文以太行山人民开展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为背景,以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为主体,采用层层递进的手法,从太行人民“韧”的抗战精神的唤醒、展示和升华、伟大胜利三大部分,一步步揭示太行山军民通过抗日战争显示出来的“屈之愈弓,势之愈劲”的伟大太行精神。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

民国重庆城市现代化起步于刘湘“军人干政”时期。而川江航运的繁荣,城市精英的觉醒以及刘湘政权的若干举措,为“上海模式”输入重庆提供了重要条件。作为后发外生型条约体系城市,重庆的现代化不仅依靠西方现代性要素的刺激,而且更直接地受到“上海模式”的辐射和拉动。“军人干政”的负面效应致使以“上海模式”为蓝本的重庆城市现代化呈现畸变态势。在“上海模式”的冲击下,在本社会还缺少现代性因素积累的情况下,重庆城市现代化于20年代末期启动。     

“重庆”舰的反空袭战斗

1949年3月18日,军港葫芦岛沉浸在金黄色的晚霞中。忽然传来了飞机嗡嗡的轰隆声,顷刻间,甲板上有人叫喊：“飞机!”随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一架敌双引擎运输机正沿着海岸飞来。     

汪精卫见溥仪：“木偶奇遇记”

1932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弄出了个“满洲国”。到1942年,是伪满洲国成立10周年。同为日本卵翼下的“国”,南京的伪中华民国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5月4日,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率领代表团访问伪满洲国,以示恭贺之意。     

南京将建以“胜利”为主题的抗战纪念馆

今年南京市将加快推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期扩容工程,由建筑设计大师何镜堂院士组织设计。此次扩容工程的总体定位是在该馆现有的“历史”、“和平”的两大主题上,扩展“胜利”的主题和内容,新建的纪念馆、广场占地2．5公顷,建成后将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平广场连成一片。     

让汪精卫认栽的“乡下女人”

“高陶事件”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和汪伪政府宣传部部长的陶希圣,在跟随汪精卫的过程中认识到其真实面目,于1940年1月3日,在杜月笙的秘密协助下乘船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后,遵照蒋介石的指令公开披露了《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其附件）,从而以第一手的铁证擦亮了中国军民的眼睛。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可歌可泣的,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     

汪精卫卖国——“伪国民政府”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身为国民党中央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积极鼓吹“抗战必败”的亡国论调,竭力鼓吹妥协和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