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兵器工业的内迁及在西南地区的发展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 1 0 0多年来第一次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在这次战争中 ,中国兵器工业广大爱国职工 ,为了救亡图存、保证战时军事急需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 ,将各重要兵工厂迁建于西南战略后方 ,并迅速复工。在八年抗战里 ,默默无闻地给浴血奋战在前线的军队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为战胜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战时兵器工业的内迁 ,是中国现代史、抗日战争史上鲜为人知的光辉的一页 ,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工业史 ,特别是中国军事工业史上重要的篇章 ,为西南大后方的经济建设与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 ,至今仍有重要…     

抗战时期后方的节约建国储蓄运动

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解决战争所需的巨额军费,同时平抑当时伴随战争而来并日益恶化的物价问题,促进后方的经济建设,国民政府发动并竭力督导了一场真正全民性的影响深远的节约建国储蓄运动.作为政府发动民众参与抗战的一场社会运动,节储运动曾一度得到民众的积极响应与热情支持;作为政府集中社会游资以协助后方经济建设和平抑战时物价的重要财政金融措施之一,节储运动也曾取得过较为可观的成绩.但因其在实施的过程中始终受通货膨胀影响,加之后期政府推行强制储蓄而使其最终失去民信,以致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战略大屏障:中国的“三线”建设

1964年到1980年的16年间,在中国西部13个省、自治区实施的"三线"建设,投资2052.68亿元人民币,建成星罗棋布的大中型项目1100多个。"三线"建设,使新中国有了安全的战略后方,为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基础,增强了国防实力、改善了工业布局。"三线"建设堪称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建设规模,它凝聚了以毛     

中国古代王朝战争的地缘模式探讨

中国古代王朝战争深受中国地缘环境的影响,并具有与地缘环境相应的地缘模式。这一特征不仅构成了中国古代战争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本文从中国古代战场(点)的地理分布、战争路线和战略方向的空间取向以及战略区域(面)的区位结构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模式的构成。力图揭示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在整体上呈现中国古代王朝战争所特有的地缘战争景观。     

抗战时期人口内迁内广西社会意识的变动

社会意识,是指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意识形式和各种社会心理。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规模巨大的人口迁移运动,大批东部沿海沿江地区的人口被迫向西部后方内迁,对后方社会的变迁产     

论当代中国国防经济的演进

国防经济是推动战争形态演进和作战方式变革的基础力量,也是国家实施战略威慑、保障战争需要的重要力量。1949～1956年是中国国防经济建设的起步时期,军事人力结构得到初步优化、国防工业体系建设和国防财政预算制度建设取得巨大进展。1956～1966年是相对和平的建设时期,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得到了调整,军费支出不断缩     

抗战生命线:京滇公路与战时运输

随着建设西南为抗日后方根据地国防战略的确立,打通南京通往云南的京滇公路的国防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但湘、黔、滇各省政治上的半独立状态,对京滇公路西段的建设和连通造成较大妨碍。国民政府抓住追击长征红军的难得机会,督促各地方实力派赶筑公路,终于在抗战爆发前夕将该路全线打通。京滇公路的全线打通,促使西南国防交通网得以初步形成,堪称中国对日抗战"最低度"准备之一。抗战爆发后,京滇公路不仅成为了后方军队、物资输送前线和前线物资、单位、人员撤向后方的交通要道,还是连接滇越、滇缅、"驼峰"航线、中印公路等国际运输线的关键线路,为战时运输做出了重大贡献。     

西方研究者对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评述

正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创立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理论及其战略、战术。人民战争理论不仅使中国革命夺取了胜利,而且在其指导下的抗美援朝战争和保卫祖国的历次反侵略战争实践中也得到了证明。人民战争的基本理论,对中国的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具有长期     

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与国防战略

中国３０～４０年代边疆及民族研究高潮的直接原因,是当时边疆危机的加深特别是日本侵占中国边疆,进而灭亡中国的侵华战略及其实施。高潮受边疆及民族危机的影响,中国方面最重要的是保卫国家独立、领土主权。因而在边疆与民族研究中首先强调的是体现主权的地域概念＂边疆＂,而将民族的风习文化研究放在边疆研究之中。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爆发和大批学者西迁,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重心西迁,造成了＂七七＂事变后,边疆研究的第二阶段高潮。边疆研究高潮揭露了帝国主义对华侵略阴谋,论证了抗日持久战略、战略后方建设,介绍了边疆和民族研究工作者的活动。     

抗美援朝战争与新中国的第一个国防战略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在没有充分物质与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接受的一场现代战争 ,也促使新中国领导人对国防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并逐步明确了“积极防御 ,防敌突袭”的国防战略方针。 ( 1 )国家发展战略对国防战略的新要求是战略出台的内在动力。通过抗美援朝战争 ,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也使美帝国主义以武力要挟的狂妄气焰有所收敛 ,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和平的环境。在中国历史发生转折的重要时期 ,我国政府适时制定了一条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 ,成为新中国国防战略诞生的强大动力。 ( 2 )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升级是国防…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

抗战初期大规模的厂矿内迁运动和战时后方地区工矿建设的勃兴,都与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有密切关系.在战争状态下建立和运作的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及工矿行政机构,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总体经济方针,参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与战时工矿业相关的法规和措施,表现出若干带有时代特征的新气象,取得了比较明显成效,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政府在发展后方工矿业中的积极作用和主动精神.     

论鄂豫皖根据地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贡献

鄂豫皖根据地创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由该根据地诞生的红军部队,历经浴火斗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部队,成为中共领导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根据地重视干部培养和人才集聚,为抗日斗争和日后中共建政,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鄂豫皖根据地虽然长期孤悬敌后,但是在中共组织的坚强领导下,抗日武装队伍不断壮大,游击战争始终得以坚持,有力打击和牵制了敌伪顽力量,根据地成为中共抗日武装东进南下的桥头堡,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中共"绾毂中原"在全国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中苏同盟与战略利益的选择

中苏同盟是战后雅尔塔格局的产物 ,同时又对这一格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苏同盟的演变反映了战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 ,其实质则是中苏在战略利益上的选择。本文从战后国际格局和国家利益的角度 ,对中苏在结盟中的战略利益选择问题作了分析     

隔阂与对立:战后初期上海社会中的“重庆人”与“上海人”

持久的抗日战争,从空间上将中国界分为沦陷区、大后方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战争对沦陷区和大后方两区域民众的社会地位、自我认识,以及看待彼此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结束后,在复员与接收背景下,伴随着国民政府在关涉收复区人切身利益的政策上的失位和举措不公的惩奸运动,复员人员与收复区民众之间发生普遍冲突,并泛化到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对立。本应是举国欢庆胜利,收复区民众却发现自身因曾被敌伪统治,成为不具备享受胜利资格的“他者”,身份认同处于一种缺失状态。战后在上海社会中盛行的有关“上海人”与“重庆人”的讨论,即反映了这一现状。     

意义深远的战略性举措——反登陆作战准备决策的评析

上甘岭战役后 ,中共中央对朝鲜战争的前途和美国可能采取的方针及军事行动进行了分析后一致认为在停战谈判搁浅、美国在正面战场已没有什么大作为的情况下有可能实施大规模的侧后登陆 ,在充分研究总体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后 ,为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了反登陆作战准备的重大决策。本文分析了反登陆作战准备决策形成过程 ,阐述了反登陆作战准备行动过程及这一决策的重大意义     

《战争论》中的军事地理思想初探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本文从《战争论》一书有关战争活动与地理因素之间关系的论述入手,考察了作者的军事地理思想。     

“本土安全”思想对中国近代海疆安全战略的影响

本土安全是近代中国海疆安全战略的终极目标。由于战略目标的局限,中国虽然拥有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海军,但却无法在海军军备建设、军力部署,以及战略战备等方面摆脱海岸防御战略的影响。受本土安全思想的影响,中国的战略决策者在甲午战争中屡失战机,而近代中国海疆安全战略体系也因此崩溃。     

Campaign disconnect: operational progress and strategic obstacles in Afghanistan, 2009–2011

Success in war depends on alignment between operations and strategy. Commonly, such alignment takes time as civilian and military leaders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operations and adjust them to ensure that strategic objectives are achieved. This article assesses prospects for the US‐led campaign in Afghanistan. Drawing on extensive field research, the authors find that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 in four key areas: the approach to counterinsurgency operations, development of Afghan security forces, growth of Afghan sub‐national governance and military momentum on the ground. However, the situation is bleak at the strategic level. The article identifies three strategic obstacles to campaign success: corruption in Afghan national government, war‐weariness in NATO countries and insurgent safe havens in Pakistan. These strategic problems require political developments that are beyond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 (ISAF). In other words, further progress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 will not bring ‘victory’. It concludes, therefore, that there is an operational‐strategic disconnect at the heart of the ISAF campaign.     

淮河流域战争多发的动因与战略地位

古代的淮河流域是我国经济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各种政治力量交汇,战争多发的地区之一。战争是一种文化现象,引发战争的动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地理学和战略地位的角度来进行剖析,归纳出战争多发的六大动因。     

Fears and aspirations

Very little study has been done of the role of US Intelligence in the South Pacific comman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on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concentrated mainly on settlers, sojourners and migrant labour, but military personnel also come under scrutiny. US intelligence collecting was at its most intense in New Caledonia, a major base for the US forces and a country rated as highly strategic by the Allies, especially in the early phases of the war with Japan. Because of the Vichy‐Free French divide from 1940 on, the US was especially wary of possible subversion of the war effort there, but its purview also took in the Asiatic and Melanesian population though the latter, as in the Southwest command, were not considered a major threat. Even so, the magnitude and detail of the intelligence carried out suggests that post‐war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were never far from the US government's wider concerns and aspirations.